【大纪元2018年05月22日讯】29. 再婚
我妹夫对我的婚事，也和我妹妹一样的关心。有次他说：
“木偶剧团明天晚上七点在他们的小剧场彩排，我认识他们的指挥，你想不想去看？而且还可以到后台去看演员们如何操作。”
我说我当然愿意去，何况我从未看过木偶是如何在后台操作的。其实，妹夫在问我之前，就已经和木偶剧团的指挥合计好了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看彩排只不过是个安排的节目而已。
该指挥为了尊重女方的意见，征得了我妹夫的同意，先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在看排练的时候，让女方先暗暗相个面，然后再听她的意见是否再见面。
星期五晚七点前，我穿着很随便的汗衫就去剧场了。七点整，剧场灯光暗了下来，观众席只有导演和零零星星的几个工作人员。我坐在左侧靠通道边，这是指挥给我安排的座位，以便那位女士看得清楚些。
在排练中，不时有人从后台来来往往经过通道到前厅 ，其中就有那位看了我才能定夺的女士了。 我被蒙在鼓里，早知有人要看我，我也应该穿件整齐点的衣服。
第二天，妹夫和我说：
“怎么样？木偶戏好看吗？”
我说，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很精彩，特别是到后台看演员们的打斗动作，很有意思。 妹夫笑而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
“唉！那么好的条件却没有成。真是太遗憾了。”
我感到莫明其妙，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他这才和我解释：
“是这样的，木偶剧团的一位搞美术的女士，三十八岁，也是上海人，最近和他丈夫离了婚。一人带个孩子，她很能干，画得不错，手也很巧。 指挥和她很熟，也是多年的同事了，他问我是否有合适的人介绍认识一下。”
妹夫立刻想到了我，而且将我是右派的事也告诉了他，指挥说他要去问问她的意见，那位女士说， 我才不在乎他是右派，答应先看一下再说。
妹夫说：“你看，打起锣都找不着不嫌你是右派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可那天在排练时看了你以后，指挥问她的意见，她竟然说，坚决不同意。指挥问为什么？她说她一看见坐在那里看排练的那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怎么那个死对头（前夫）又找上门来了。‘我年岁也不小了，不是要挑什么英俊小生，我是画画的，我不愿看到原来讨厌的形象又出现在我面前’。”
我说：“早知如此，我才不去看什么木偶戏彩排，让别人看了，还让人讨厌，这不是自找吗。不过成不成，没关系，还是要感谢你和那位指挥的热心和精心的安排。”
又过了半年，她没有找着合适的人，我也依旧是孤身一人。指挥又来找我妹夫说：
“上次小杨看了你大舅子说像她离婚的前夫，我见过老李， 除了前额和脸形有些相似，我认为整个人并不像，尤其是谈话、神情、举止，都完全不一样。那天是在剧场灯光昏暗的情况下，看得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最好安排在大白天让他们互相见个面，而且交谈一下，我想她会改变主意的。”
妹夫对指挥的分析也很同意。
回来后妹妹和我商量安排见面的日子。这次我向妹妹提出来，不要让老阿姨忙不开交，做一桌好菜了，这次由我来掌勺，我来准备，我来做，如果第一个右派的关键问题通过了，才考虑吃饭的问题。
见面的日子到了，指挥、那位对象，一早就来了，她见过我，我可还没见过她呢。她的个子不高，皮肤也不太白，梳的是童话头，还带了副眼镜，可以说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特点，只有一点，动不动就笑，我们认为一点都不可笑的事，经她说出来就要笑一下，当时我还认为她是有意装着比较开朗、乐观的性格，讨人喜欢呢。
客人就座，茶水满上，妹妹开门见山的就说：
“我哥哥五七年划为右派，现在已经摘了帽子了。”
对方不等妹妹把话说完就接着说：
“我根本不怕什么右派，我父亲和哥哥都是右派，家里已经有两个了，再多一个也无所谓。”
我一听到这一关那么顺利地就通过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立刻起身到厨房，做起我的拿手菜：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和特为她这个上海人做的油豆腐粉丝百叶结和雪里红毛豆。
那时正当夏天，当我将饭菜端上来时，我还是像我在厨房一样，穿着背心，光着膀子，我就是有意要她这次看个清楚，看个透彻，到底和她的前夫有没有区别。
第二天指挥一早就来登门拜访，笑眯眯地对我妹妹和妹夫说：
“昨天的见面，很成功。她认为老李一点都不像她的前夫，而且对老李亲自下厨，热情接待也很满意，如果你哥哥没什么异议，这件好事就可以定下来了。”
我妹妹、妹夫当然也很高兴，哥哥的婚事终于有了眉目了。
我所要交的对象叫杨仲姬，三十八岁，上海人，是木偶剧团的美工，喜欢笑，最近刚离了婚， 不嫌我是右派，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仅此而已。其它性格、脾气、爱好以及家庭状况，一无所知。
这些找对象必须要了解的事对我来说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她不在乎我是右派，这就够了。但我还是应该主动约她吃顿饭，找个地方谈谈，说不上是谈恋爱，只不过彼此更多地了解而已。
她住在南城，我们相约在美术馆见面，找了一个餐馆，简单的吃了一餐晚饭，就到附近的景山公园，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开始聊起来。
首先，我很关心她爸爸和哥哥被打成右派的事。她告诉我，她爸爸多年以前留学法国，学的是蚕桑病理学，和著名的科学家周培源、严济慈等都是同学。四九年后，他决心回国，将自己所学回报国家。在蚕桑病理这个当时还是国内空白点的领域，希望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法国，有很多教授、同学、朋友，都劝他留在法国，以他的学识和研究的成果，会得到崇高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共产党掌权，对国外回去的科研人才，是个什么政策和态度，还是个未知数，大家都劝他观望一阵再作决定为妥。
他爸爸报国心切，他说：“蚕桑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养殖业，而病虫害又是一个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我奋斗了那么多年，现在学成了，不尽快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躲在法国享受优裕的生活，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他谢绝了友人们的挽留和高薪的聘请，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他离别多年的故乡上海。
他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批回国的学者。还曾经被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接待……陈毅提出：有什么需要政府支援和协助的要求，尽管提出来。
不久，全国第一家蚕桑病理研究所在丝绸的故乡苏州成立了。（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