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5月25日讯】今年二月笔者恭听了汤振海教授解析唐诗宋词的一场演讲，汤教授的解析不限于唐诗宋词名家用词谋篇的文学成就，而是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环境来探索那些作者思想境界的成因，与他们的生活态度及不同遭遇和经验阅历对作品风格的影响。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联想到我们中国人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祖先的历史，尤其是文化方面。以下是我的几点粗浅想法。
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吞并与同化了几十个其他民族，因此中国人的细胞基因丰富，使得中国人在与其他民族的人处于相同生活环境的情况下所表现的智力绝不亚于其他民族。
西方史学界公认中华民族历来都在环绕祖先文明发源地的疆域内生活而无大规模向外移民与掠地扩张的行动；只在汉代以前基本属于奴隶社会的时期有过从中原向巴蜀南粤等地扩张的举动。元清两朝的异族统治者占领了整个中国后被文明度高于他们的汉族同化而采用了汉族的典章制度，犹如古罗马人征服了古希腊却被文明度高的古希腊人在文化上同化。所以，中国人与外国人都把元朝和清朝也看作是中国历史的延续构成部分。正因为元清的最高统治阶级并非汉人，而在冷兵器交战时代统治者凭借其游牧民族的彪悍，并征用了汉族的人才，而使“中国”那时的疆域扩大了一倍以上。总地来说，大部分中华民族成员仍在祖地生活。
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往往有类似的成因。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而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斯河与底格利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印第安人的文明发源于大西洋沿岸，这些都呈现出水域文明的特征。从已发现的文物来看，中华民族也像其他民族那样经历过未脱离野蛮状态的石器时代，直到殷商青铜时代才不再处于蛮荒状况而有了文字与金属冶炼术。以金属制造的工具坚固而锋利，有助于建筑，农业，工商业，及交通的改善，以至于城市初具规模而日渐兴旺。城市文化有利于财富与人才的聚集，和外来文化的引入。先秦散文精炼流畅，自从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后古印度的华丽文风与哲理使中国的文学与哲学变得更丰富与绚丽，汉代的造纸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到了唐朝更呈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宋朝虽未能抵挡住金兵入侵，但那时的经济犹如《清明上河图》所反映地已很繁荣。从早已出版的《齐民要术》能够看出农耕已改善，那时自然生态环境还没像当今这般遭到严重破坏。宋代的饮食精致丰富，娱乐多种多样，日用器物精美，国库充盈，因此物价低廉，民众购买力高，谋生较容易。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某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感叹说，倘若能够穿越时空，他真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代。宋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活字印刷与火药这两大发明使中国居于先进国家的行列。1950年代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先生在1980年代为鼓励中国大陆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与雄心壮志而说过，直到明朝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那时郑和下西洋的主舰比现代的航空母舰更大，可在甲板上跑马，船身虽是木造却有很好的防水性能。
那么，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了，这与社会发展阶段滞后相关。1980年代初就读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刘皎不赞成政界与史学界关于秦朝以后中国已完全封建化的论断，他指出中国的封建化并未完成，几千年始终是半奴隶半封建社会，这从文史典籍的记载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他的话与汤振海教授在论述唐诗宋词时所指出的封建社会（实即刘皎定义的奴隶社会）之残酷的一面，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咸为精辟见解。
简而言之，当今中国（从历史文化定义包括台海两岸）不仅需大力发展生产提升经济，更应解放思想彻底消除小农经济意识色彩浓厚的奴隶制封建制残余。今年中国大陆官方高调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宣称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真经。姑且不论这样的提法是否正确，笔者认为大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应沿袭前苏俄出版的俄文版4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与“全集”名不副实的内容范围，而应恢复收录完全的60卷内容，并允许民众客观地评判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正误。笔者往昔曾在上海见到过德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以及日本战前出版的日文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是大月书店在二战后依据俄文版译成的40卷本新译本），其中所载有马克思的一句话：“对于意识形态的任何控制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正确的观点不畏惧批评，而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允许批评的前提下才可能得到纠正。我们今天看待中国历史与文化，也应客观细致地进行全面分析，而不宜人云亦云地以某一行政命令或某一派别的论点为依据。半个多世纪以来孔子曾被曲解为奴隶制/封建制的维护者，但2017年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组竹简《孔子遗言》却足以显示孔子对于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帝王专制暴虐是深恶痛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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