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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上书毛反对土改 农学家慧眼识中共

董时进先生(1900年~1984年)(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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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6月02日讯】第一次知道董时进这个名字,是从谢泳先生的《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一文中,谢先生称他是一个始终不能让自己忘怀的知识分子,而通过谢先生的粗略介绍,笔者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查阅了他更多的生平资料。

1900年10月出生的董时进,先是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弃工学农,入京师大学农学院学习。1920年考入清华大学,并获公费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24年获该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其后旅欧考察农业和土地制度,1925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教授农业经济,并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农学院、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及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等职。

不过,董时进并非是一位死读书的农学家,他曾创立“中国农业协进会”、“现代农民社”等组织,创办全国公开发行的《现代农民》月刊,在成都建农场,还在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党主席,该党成员多为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

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他建议政府用赎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

但让笔者最为惊叹的是他对共产党的认知,以及逆流而上,上书毛泽东,公开反对其土地改革。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

1947年,国民党取缔了倾向于中共的民盟。作为民盟成员,董时进在独立杂志《观察》上发表了题为《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的文章。文章认为取缔之举是政府的下策,是害大于利。他写道:“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

因此,他劝国民党道:“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党的短处,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

在那个时代,能够清醒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点区分的知识分子并不多。除了董时进,彼时还有《观察》的主办者储安平和大知识分子胡适、钱穆、傅斯年等寥寥几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是在惨痛加身后才体味出来。

储安平曾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如此写到:“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而曾对国民政府给予最为严厉的批判的胡适也指出,“共产党当政必是铁幕社会”, “暴力党追求的是绝对的专制,绝无自由之可能”,“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关系到自由有无的问题”。

胡适曾告诫世人:国民党政府初步实施了宪政,认同自由价值观,不反对多党制,沿着这条道路,必能和平走向完全自由的民主社会;而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坚决最强硬的独裁党,追求的是绝对的一党专制,夺权后必将万马齐喑。

董时进、储安平、胡适等人的预见早已在中国大陆应验。可叹的是,这三人中,将共产党看得如此透彻的储安平后来却变的十分天真,并选择留在大陆,追随中共,其最终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而胡适、董时进则选择了转身,逃过了他们那一代留下的知识分子劫难。

上书毛反对土改  指出中共谎言

土地改革是毛泽东在农村推动的破坏传统结构的一大政策。在中共占领北平,即将建立政权之际,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农民党因反对土改,于1949年6月25日被迫解散。然而,对中共仍抱着一线希望的董时进,在当年年底中共拟在全国进行土改时,大胆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公开反对土改运动。他同时还将信件印了几百份,寄给相关的高层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学术部门。

关于这封信的原件,因中共封锁档案,目前尚无法看到。但2010年香港《二十一世纪》六月号中的文章《先知者的悲哀》,透出了其信的核心观点。

董时进认为,中共的一些档和讲话中称“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根据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民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资料,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董的观点是对的。

董时进还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列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董时进亦指出,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出租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

总而言之,董时进的观点是: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它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显然,作为农学家的董时进对中国地主、农民、土地的认知是正确的,且道出了中共宣传中的谎言。然而,他或许没有窥见的是中共推行土改背后包藏的祸心,就是通过打倒地主,掀起贫农的仇恨,来实行中共的专政。而这就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真了。

由于董时进上书毛时,内心已深知土改大局已定,因此曾悲哀地预言道:中共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如国家税收受影响;不劳而获、用暴力手段夺取他人财产将导致人性沦丧等。当然,“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果如其言,中共推行土改后,又建起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在经历“大跃进”的荒唐岁月后,至少3500万中国人被饿死,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上交粮食的农民。

遭到批判

董时进上书毛后,一直没有下文。此时,土改运动已在全国全面铺开,而学界则展开了对董时进观点的批判,这应该是秉承上面的指示。1950年的《观察》周刊第六卷第十二期的一篇题为《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章,就记录了对其观点的批判,批判者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多为董时进的朋友和同事。

文章有这样的表述:“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拚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通篇的批判显然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这当然是中共当局所需要的。

此外,在谢泳的文章中还提到,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谢泳认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离开大陆  逃过劫难

遭到批判后,董时进深感不妙。他与透过一双慧眼看透了中共的民国女作家张爱玲一样,在1949年后短暂的滞留大陆后,选择了离开。他先是前往香港,之后前往美国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其后曾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1984年4月因肠癌去世,终年84岁。

与同时代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董时进是幸运的,其不仅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而且安度了晚年。

可叹的是,董时进的四弟董时光,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因在朝鲜战争中,发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被美国当局以亲华的罪名驱逐出境,其后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职。1957年他被所热爱的中共划为“右派”,1961年前后死于劳改,终年48岁。

董时进、董时光的命运无疑再度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学人能否看透中共本质并不抱任何幻想,对个体命运至为关键。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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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5: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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