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6月29日讯】编者按：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
毛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的这个表述，贯穿了整个中共发迹史，是中共暴力革命纲领的一部分。建政后和平年代的土改中，“毛指示”仍在不折不扣地发挥着沸反盈天的作用。分田分财、乱打滥杀、杀人不偿命、抢劫不犯罪，痞子陷阵冲锋、群众狂飙突进的土改运动破坏了中国几千年来稳定的乡村社会体系、经济发展状态与传统礼教人伦。过程中，中共刻意煽动起的大规模人斗人的政治运动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摧毁了建立起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必备的道德与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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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先翻心”颠覆传统普世价值与道德规范
租地种田要交地租，租房住要交房钱，贷款要付利息，这是社会常态与经济常理。要把这事说成是欺压、反动，正常人不会接受。有的农民质疑：“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
儒家文化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家讲因果报应，前生造孽今生贫困，前生仁德，今生富贵。人们普遍认为“人凭良心，虎凭山”，动地主土地是丧良心。“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中共要让农民造反，就要颠覆传统的价值范畴与道德。
于是中共引入所谓剥削理论、算账和阶级斗争学说，颠覆了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普世之道。算账要算经济账和政治帐。经济账包括公粮帐、地租帐、劳工帐、贪污勒索帐；政治帐包括汉奸帐、人命帐。仇恨被无限放大，贫穷变成了斗争资本，有产即是犯罪。
土改工作组进村首先要划“成分”，确定“地富反坏右”。然后与“苦主”一同吃住，不嫌脏，不嫌穷，拉近感情。一屯一屯地做，在太行山区，这被称之为“蝗虫政策”。某地工作组韩丁进驻张村一贫农家中，贫农女儿正患严重肺炎，空气中和稀饭汤中都充满病菌，工作队员佯装没事，抬手把稀粥一饮而尽，以此来拉拢人心。
湖南醴陵县香石乡61岁的贫农吴若华，做了30年的长工，工作队员就跟他算账：30年你可以收获稻谷2400石。待吴认同后，接下来要“引苦煽仇”。工作队员说：“你所得到的才只有840石，其余都被地主剥削去了，所以你现在生活这么苦。”吴一下子“觉悟了”。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杨泰木，工作队员算出他40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10万斤稻谷后，他激动地跳起来，一心想着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早在1947年3月，《人民日报》总结了晋东南长治县县委关于农民“思想翻身”的经验：“开始必须是从诉痛苦找穷根入手，使农民回忆地主剥削本质，使农民仇恨起地主，在仇恨地主阶级的阶级直感上行动起来，发动斗争。……农民自觉的起来放包袱，说心思话，退道门，查地主，最后与地主分家。”[1]
中共觉得分田不足以打倒地主，还要分不动产，叫“起浮财、挖坏根”，包括金银首饰、衣物日用品、牲口农具，应有尽有。怎样让本分的农民公开抢劫？“翻心”建立了仇恨之后，还要有“党的政策”跟进。
东北松江省委的张秀山在土改中“指导”农民，在斗争中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拘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他解释说：“大胆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留丝毫余地，任何地主的哀求与叫骂，我们都毫不同情……”
天上掉馅饼，总有些让人手足无措。抢劫成“正道”，总是有那么点匪夷所思。为了进一步扫除思想障碍，东北工作组让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游民做骨干，这些人善于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欺软怕硬，分浮财时贪污多占，一夜之间成了乡村的新贵。
在抢劫“浮财”中，中共土改工作组还采取“奖勤罚懒”的激励方针，莒南县的原则是：“积极的多分，落后的不分，谁靠前分得多，谁不靠前分得少。” 苏南高淳的汪家村分农具和家具时，中农汪继谟力气大抢到17件，中农汪继慈力气小抢到10件。
斗地主现场：干部鼓动 痞子冲锋 精英成亡魂
冀中区的土改总结报告说：“诉苦过程由小而大，小组诉、大会诉、到处串通，反复的诉，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大家宣誓结成巩固的阵营，浩浩荡荡游行示威，燃烧着遏止不住的斗争怒火，理直气壮地去找地主斗争，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2]
尽管农民通过诉苦“翻心”了，要发展到动手打斗这样的乡绅，还是有些“畏难”的。这就需要中共精心策划批斗现场了。
为达到预先设计好的彻底斗地主的效果和把握节奏，防控“干扰破坏”，工作组要预先演练，在人群中不同位置分布队员，设计引领口号、挑起会场群众氛围，布置苦主边哭边诉。村里的二流子、村痞往往成为斗地主的主角，打起人来狠辣、无所顾忌。在干部鼓励、武装压阵、群众激愤、二流子兴势、苦主哭诉的特定氛围中，酷刑与死人成为革命欢歌与成果。
湖南溆浦县八区区长郭静秋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恶霸地主站在台上被斗，贫雇农一个个上台诉苦斗争。一个苦大仇深的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走过去就将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声吐在台上，台下的群众骇了一跳。” [3]
网络上记载著名为“尘埃抪覆”的网友，2013年2月17日采访山东寿光县营里镇孙河南道口85岁的孙玉吉老人，记录下关于当年土改的一些口述历史，其中片段如下：
孙玉吉：“反正当时给我倒没觉得剥削阶级多坏，反而觉得那俩二流子很坏”，“这俩二流子偷东西连小我5岁的弟弟都知道。……他指着孙健仪（编注：地主）鼻子说就是这些剥削阶级，就是孙健仪这样的人欺负人，喝血吃肉，说完还打了老人家一巴掌，真不是东西。这个混子后来还当了民兵队长，……没少造孽，1969年被雷劈死了，无子无女，真是报应啊。”
“干部上来作总结，指着老人家的鼻子骂，说‘俺老百姓对你这种地主剥削阶级恨之入骨’什么的，骂完之后对我们教育，‘要提高阶级意识’什么的，没几个人知道啥叫阶级，刚开始还以为是城里大楼上的梯子呢。后来上边运动的多了才明白，这是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仇恨……”“最后干部发话说孙健仪全部财产没收，油坊归公，孙健仪被判处监禁，明天来拿人。让拿枪的押下去了。……1950年腊月那次批斗完，夜里下了场大雪，第二天孙健仪就上吊自杀了，殡都没出。”
广袤的中国农村有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村中的乡绅拥有资产与土地，他们好学勤作，乐善好施，温良恭谦，德高望重，肩负着架桥修路、兴乡办学、社会救济的责任，是乡村中的精英。改朝换代，皇权更迭，然而县制以下基层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仍需要他们来担当。这样的人群其实跟政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更不会危及到谁当政。
土改中，中共处心积虑要打倒的就是这样的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4]
民国开国英雄杨载雄是湖南澧县县城桃花滩人，参加过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孙中山曾亲书“陆军三等龙虎章少将”匾给他。1925年，杨载雄被任命为建国联军川军补充团团长，参加北伐。1927年回乡办校，于九澧联立女子师范执教、创办童蒙学校，著有《陆军上将蒋翊武事略》等书。1951年土改时被枪毙。共产党人林伯渠、国民党程潜都曾替他求情，未果。
杨载雄同乡颜寄村，参加过武昌保卫战。1920~1925年任澧县县立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颜回澧城受聘于县城各中学，教授历史、国文、地理、公民等课程。1946年，湖南省府主席王东原为颜寄村贺六十大寿，称赞其“修身立德，斯为真儒。经世致用，雅有传书”。这样一位半生戎马、回乡执教的乡绅在1951年土改运动中，多次遭受凌辱批斗毒打，不堪忍受而自缢身亡。
宣传洗脑，抹黑地主形象
自古“文以载道”，中共讲文艺为政治服务。地主被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南霸天一定要霸道，黄世仁一定要凶狠，刘文采一定要残暴，周扒皮一定要刻薄。靠剥削发家，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居朱门深院，性情骄奢淫逸，直到今日，恐怕不知真相的中学生心目中的地主形象还是这些。
真实的地主是怎样的呢？
1992年，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中共四川大邑县县委做过一项民意统计，主题是“历史上谁给本县贡献最大”。第一人是刘文彩。尽管经过几十年的颠倒黑白的宣传，刘文彩扶困济危、慈善办学、兴修水利、开路架桥的故事仍在老百姓中流传，乡亲称他是刘大善人，碑文刻“慷慨好义， 有燕赵豪侠风”。 当年民谣称：“不盼家乡出贵人，只盼家乡出善人。”
1995年，县长金嘉祥准备恢复“文彩中学”校名，遭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压制，民意统计结果被打入冷宫。
1958年10月中共组建专业班子编造《收租院》污蔑刘文彩。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特意到虹桥村14组找到长工谷能山，因谷身材健硕，“艺术家们”准备把他塑造成反抗刘文彩压迫、宁死不屈的英雄好汉。
“艺术家们”想让谷控诉刘文彩，没想到谷说：“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我吃。”“艺术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启发教育、煽仇造恨、金钱利诱，谷能山就是不上道，最后干脆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
不日，谷能山被民兵拉走，被强制劳改，直到邓小平上台。
1960年春，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地方。因为环境恶化，许多人就死在了那里。贫农刘国元写信向上级反映，很快就以“反革命罪”押到农村各地批斗，半年后，不到31岁的刘国元就死在牢里。1964年，胆小农民刘富田被屈打成招，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中共借此施威，又对刘文彩庄园周边的剩余农民下驱逐令，安置信得过的群众，将大地主刘文彩做成铁案。
农民拼凑的土改特别法庭
1950年7月14日，中共政务院第四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第1条明确了土改人民法庭的设立。毛泽东说过：“专政的国家机器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土改特别法庭的设立为屠杀和专政找到了法律的包装。
土改特别法庭是怎样办案的呢？
农会成员基本就是主审官了，苦主诉苦就是搜集证据阶段，群众路线的批斗就是公审阶段。土改人民特别法庭基本就是农民拼凑的。群众控诉时采取“一人说理，大家帮腔”的方法，人越多越好，群众来自动举证对质，主审官引导群众情绪如何步步高涨，以此来凸显群众斗争的力量。
“在湖南醴陵县第一区富里乡斗争大恶霸李逢禅时，据报告有5000多人参加，占全乡的80%以上，诉苦的就达45人，不少人边诉边哭，场下观众也哭成一片，他们纷纷流着泪高呼‘打倒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吓得地主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好交出财产，以求群众的宽恕。”[5]
嘉定县北营乡开庭审判时一个村干部在群众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众答：“要！”他又喊：“打几个？”群众答：“打两个！”他喊：“要谁打？”群众答：“要诉苦人打！”台上的干部对诉苦人说：“群众要你打，你就打！”诉苦人说：“我从未打过人，我不打。”干部继续喊打，诉苦人才打了地主两个嘴巴。干部要求继续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6]
农村自治体系的瓦解
中共建政后的血腥土改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被杀的200万地主阶层实际是农村生产力的砥柱。他们具备管理经验，能够接受新生事物，是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然产权人。而贫下中农和二流子根本不具备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资金与技能。农业的规模经营因土改而彻底破产，给农村生产力带来巨大损失。
乡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痞子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中共党文化取代传统乡绅文化成为必然。它颠覆了勤劳致富、推贤重德的普世伦理。“流氓无产者”获得了农村基层领导权，溜须拍马、拉帮结派、好勇斗狠、自私自利等党文化劣质表现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中国农村的衰退与败坏。以土地和乡绅制度为基础的稳定的农村二元自治体系就这样被中共摧毁了。
结语
《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一书中指出：“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二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
中共建政后的土改，把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无法无天包装成合法合理的“阶级斗争”、专政需要，制造恐怖的同时，颠覆着善恶的道德标准，摧毁了法治文明基础，为以后经常性的政治动员下的群众斗争做了国家性演练。中共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一次次迫害运动之所以轻易上手，也是因为土改已为其种下了邪灵恐怖的基因与清除了传统道德范式的障碍后的正义缺失。
资料来源：
[1]《长治县委会总结土地改革经验》，《人民日报》，1947年3月28日二版
[2]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群众路线研究》
[3]郭静秋：《流放者之歌》，2000年8月，第101页
[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5]何志明：《解密中共土地改革中的必修课——斗地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04月27日08:27
[6]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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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天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