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6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骁然旧金山报导）6月3日晚，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现场，来自中国的九零后邬鹤鸣讲述了一段个人经历。在他18岁生日那天，他的父亲（曾因六四而被判刑的学生）亲口向他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于是开启了他对历史真相的研究和解读。
邬鹤鸣现在20岁，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上大学，读统计学。以下是他在6月3日晚的发言：
首先，感谢大家能到场参加活动。不言而喻，我们在海外纪念六四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在为国内亿万勇敢的，没有选择遗忘的民众表达我们对受难者的共同哀思，对专制政权的集体抗议，和对自由宪政的坚定信念。
初中毕业，我进入中国一所著名中学就读。开学后没多久，学校教导主任，一个所谓的历史特级教师，便组织全体高一新生参加了一堂以“六四”为主题的大课。 起初我还讶异学校竟胆敢让学生接触连当局都讳莫如深的话题，但讲座开始后，此人颠倒黑白和肆意诬陷的程度实在令人作呕，甚至说出些连官方都不敢说的无耻话来。讲座结束后，我与某个玩的好的同学聊天时说“一个敢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政党，一定是个邪恶政党”，他给我的回答是“你这种话也太愤青，太不爱国了。”
二十九年过去，六四学生早已成为父辈，他们的孩子也到了他们当年在广场上奋斗的年纪。然而我们看到，几十年里共产专制变得愈发强大，人民群众变得愈发健忘，而最令人心寒的，我们这些下一代在极权政府的洗脑教育、言论管制和畸形经济增长的糖衣下愈发变得冷漠、怯弱、利己，和犬儒。
八十年代是启蒙的年代，是十年文革浩劫后，人们在自由化浪潮下觉醒和反抗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学生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再不关心政治，不谈自由，不争民权，不反官倒，中国总有一天会回到那个批斗、劳改、监禁、“人吃人”的恐怖时代；人民振臂高呼，因为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而是他们知道，若不发出声音，临到别人头上的灾难终究也会临到自己头上。
然而，由于“六四”事件在成长环境中的“被缺席”，我们这一代九零后却被塑造成了另外一种性格：第一，通过洗脑式的教育，极权政府不遗余力地批量生产着“爱国爱党”的、朴素的民族主义者；第二，市场化浪潮、言论管制、独生子女政策和严苛的考试制度给了多数年轻人不问政治，不关心社会，而专注于享乐、攀比和发财的理由。九零后缺少理想主义，而多数人的所谓“理想”是“赚了足够多的钱后宅在家里玩游戏”。 应该说，年轻一代与共产专制的“和平共处”不仅仅是被“洗脑”的结果，更多的是由于缺少苦难记忆而造成的对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漠不关心，和对个人利益的病态诉求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曾在众多场合与同龄人谈起六四，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地能归结于两种：一，“政府没别的解决方式了”“是学生先动的手”，这是有悲剧意味的被洗脑；二，“你关心这个干什么”“好好读书”，这是寒意彻骨的冷漠。
好在，我开头讲的故事还有后续。两年后某一天，那位同学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感慨说原来我从前的那些“反动”言论都是对的。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老家有个跟他同村的村民被政府强拆了。
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儿？第一，一个极权政府，必然要向年轻一代批量植入民族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是朴素并野蛮的，因为他只有一个虚无缥缈的“爱国”概念，而“爱国”这个概念又被赵家人将之与“爱党”捆锁在了一起；但“爱国”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话题，当我们努力斩断年轻人脑海中爱国和爱党之间的联系，为共产党红色语境下的“爱国”这个空壳填上“关心社会，关心他人”这样的实质性内容，我们能集聚巨大的力量。比如我的那位同学，尽管他朴素的“爱国情怀”欺骗他“爱国”就是与党的官方立场保持一致，但当我问他八九年的学生是否爱国时，潜意识里他也没有办法否认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爱国志士。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自由主义者，民运人士，不要抛弃爱国这个阵地，因为这同时也是个高地。
第二，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对政治议题的回避根本上是怕伤及自己的实际利益和前途，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专制政府对人民利益的残害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应做的，实际上应是一种整理和总结的工作，系统性地指出并让人们看清到底是谁在剥削他们的利益，我们要让他们看到，只有集体站起来说不，恶政才有泯灭的盼头，而如果选择温水煮青蛙式的妥协和慢慢让渡自己的权利，专制的车轮迟早会向你碾过来。举个最近的例子，在数月前《烈士保护法》颁布时，我的微信朋友圈寂静无声，但当政府以此法为名封杀了一档人气颇高的网络节目时，朋友圈开始有人说话了；去年驱逐低端人口，我在中国南方的同学几乎无人关注此事，但我在北京的同学无一例外都在微信或微博表达了不满。这说明，当个人利益被侵害时没有人会不愤慨，当侵害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没有人会不恐惧。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孤立的事件整理、总结，让人们看到侵害的根源在哪儿，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最终醒来。
最后，如果在场有同龄的年轻人，我想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做八九之后垮掉的一代，我们不能在还未追求前就已放弃，在还未呼喊前就已妥协，在还没梦想前就已变得世俗，在还未知道真相前就选择什么都相信，或什么都不相信。更重要的，我希望我们都能有一颗嫉恶如仇，追求自由的心。另外，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想起父亲是选择了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将他六四时坐牢的事告诉我，因为他怕早点知道此事会对我的成长有负面影响。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后辈能在一个自由的新中国的广场下，像我当时一样，对八九的父辈们说：自由万岁！你们，是英雄！
补充：
邬鹤鸣的父亲邬萍晖，出生于1968年，1985年入读中南财经大学。在那思想解放、启蒙年代，迅速从共产信徒转变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986年12月即参加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喊出“打倒专制”、“打倒独裁”口号。1989年，更积极参与策划、组织武汉高校各种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如5.19大学生通宵在武汉长江大桥静坐示威、串联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发起工人运动等。
北京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后，被武汉公安局从江西老家抓回武汉，最终以莫须有罪名判刑，入狱一年半，为武汉六个被判刑学生之一。
出狱后，反专制痴心不改，作为著名宪政学者曹思源先生助理，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而努力。
2016年4月，携家人来到美国。
责任编辑：王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