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被忽略的“翻译”
如果认为“只要精通两种语言，即可胜任翻译的工作”，那就误会大了！例如，曾被译得面目全非的《格理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在在突显了翻译的重要性。中研院欧美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单德兴认为，若要让大众得以接触美好的外文作品，也让原文作者的才识为人欣赏，翻译时便不能忽略深藏其中的“文化脉络”。
你以为你跟《格理弗游记》很熟吗？
其实在中华文化里，早在周朝就有关于“翻译”的文献流传。如《礼记•王制》提到：“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在漫长的中外翻译史里，家喻户晓的《格里弗游记》绝对占有特殊地位。
翻译史上，被译得面目全非、又不被细读的经典名著─《格理弗游记》
“华人世界里流传的《格理弗游记》，可以说是经典的幸、与不幸。”单德兴有些无奈地说道。幸，是这部英国文学经典几乎无人不知；但不幸，则在于它广为流传，却被认为没必要再仔细阅读。更讽刺的是，华文世界通行的版本经常是被“节译”或“误译”之后的样貌，而不是全貌。
单德兴受邀演讲时，常以“你看过《格理弗游记》吗？”开场。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读过翻译、改写、漫画或动画的版本，但从第一、二册的小人国、大人国，问到第三、四册的岛国、马国，阅读过的人数愈来愈少，最后只剩下英语系学生读过原文版本。
《格理弗游记》原来有四册，是爱尔兰出生的绥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用来讽刺人性、英国时政与权贵的作品。
在第一册第三章里头写道，小人国国王将三种不同颜色的细丝线，赏赐给一种类似凌波舞舞技最佳的三位表演者。表现灵巧、跳跃、爬行时间最久的前三位，分别赏赐蓝、红、绿丝线。单德兴指出，不同颜色的丝线，分别影射当时三种颁予爵士的勋章：蓝色绶带的嘉德勋章、红色绶带的巴斯勋章、绿色绶带的蓟勋章。
用凌波舞表演取得丝线，其实是讥讽国王用人非选贤与能。
“凌波舞高手的筋骨要很柔软，是在影射没有骨气的人才能得到宠爱、成为高官嘛！”单德兴笑着说。
但也因为暗示得太明显，出版商担心这段文字会得罪当道，因此在出版的时候将丝线的颜色改为紫色、黄色还有白色。颜色一改，寓意烟消云散，多亏单德兴参考不同的英文注释本与相关研究，在译注中加以说明，中文读者才能重新了解作者绥夫特的用心，以及其他中译本可能根据的英文版本。
被视为爱尔兰民族英雄的绥夫特，其长达四册的讽刺文学经典介绍到中文世界后，几乎没有办法以真面目示人。单德兴发现，中文世界最早的三个译本中，《谈瀛小录》（同治十一年〔1872 年〕）、《僬侥国》（后来改名为《汗漫游》，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903 至 1906 年〕），先后在《申报》和《绣像小说》以连载的形式刊出，直到林纾与魏易(另一说是曾宗巩)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才首度以专书的形式出版(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而且出版者都位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
但在流传的版本中，大多经过改写、甚至腰斩得面目全非。即使是逐句翻译，错误与误解也屡见不鲜。单德兴举第一册第一章为例说明：“ Leyden：There I studied Physick two years and seven Months, knowing it would be useful in long Voyages ”。其中 “ Leyden” 是荷兰西南部的城市，林纾直接使用音译──来登，却没有加以注解，让当时的读者只得到“外地城市”的模糊讯息，而不知该城市在当时欧洲的文化与思想上的重要性。
还有 “ Physick ” 一词，早期被误译为“格致”，也就是现代的物理学。但在绥夫特的时代，该词指的是“医学”。
学习科目一变，《格理弗游记》主角船医的身份，就变成了物理学家，在长途航行中该如何发挥所学有些令人困惑。由此可见，翻译时被误解的细节，对语句、甚至是文意暗示却有极大的影响。
翻译要接近原文或译入语？
对翻译要求完美，几乎是种苛求。不论是贴近作者原意与表达方式的“异化”策略，还是翻译得通顺、易读的“归化”手法，都会面临挑战。
余光中曾说：“译无全功”(“Translation knows no perfection”)。翻译没有完美的时候，但不能因为无法达成而却步不前。
单德兴认为，从最高标准来看，“完全忠实”是不可能的。2017 年余光中的两本译诗集──《守夜人》与《英美现代诗选》推出修订版。就算余光中是翻译自己的作品，《守夜人》前后还是有三个版本，以期精益求精。原因在于每种语文都有特殊的形、音、义，尤其是译诗，文意跟音乐性很难兼顾。
即便是不可能的任务，单德兴依然认为要在能力与时间的许可下，用“序”带出这个文本的时代背景、文化脉络、作者地位、作品特色等等，帮助读者理解文本所产生的时空环境；并于译文中加上“注解”说明原文词汇的考证、可能的意涵、翻译时的考量……，并带入历史与文化背景，以期达到异文化传达与沟通的作用。
单德兴引申余光中的“演员”比喻，表示“翻译文本的时候，译者是一个忘我的演员，要入乎其内；注解文本的时候，包括知识、见解与立场，要站在舞台外面，客观解说，出乎其外。”因此，译注者既是演员，也是剧评家。单德兴说，注解可以补充译文无法传达的脉络，加上再三修订，尽量将翻译做到忠实、通达、充实。
长期研究、并亲身实践翻译的单德兴强调，翻译绝不只是把文本移植到另一个语文，还牵涉到原作者与译者双方的文化。读者透过译注者体现的自身文化脉络，以及他所呈现的原作者与作品的文化脉络，有机会深入了解译注的经典，形成一种“双重脉络化” (dual contextualization) 的模式。
译者动辄得咎的尴尬处境
如《格理弗游记》般被误译、误解，却又备受欢迎的案例史上罕见，但翻译所遭遇的困难、错误与挑战却从来没有少过。单德兴引用带有怀疑、贬斥的意大利谚语，说明译者的处境：
Traduttore, traditore ：翻译者，反逆者也
“反逆”指的是违背原作的意义。撇开误译不说，翻译过头或不及都可能被视为逆反。翻译得顺畅，可能被质疑过度迁就本国语言，而牺牲原文的特色与含意；然而若是措辞、语法贴近原著，则往往会被批评为文句生硬、文意不通。
翻译英文诗的时候，尤其难以拿捏。古典英诗有自己的格律，呈现于韵脚、节奏、行数、诗行长度，贴近原文的中文翻译，有可能读起来比较呆板。为了凑齐一行十个字，可能会显得不自然。与其为了保存形式而牺牲文意，不如在中文字数和韵脚上保留些弹性。“即使诗的格律无法完全保留，至少要让读者知道原意，以及原文是有押韵的。”执意押韵却译成打油诗，反而得不偿失，单德兴这样分享余光中的多年经验之谈。
无论是翻译一般书籍或诗作，译者绞尽脑汁，将原文文本转化之后，赞叹与荣耀常尽归于作者，译者仿佛隐形一般不被看见。然而，当翻译有缺失时，译者责无旁贷，成为众矢之的。这是翻译人常面临的窘境。此外，台湾社会普遍不重视翻译，许多人以为只要有 Google、字典在手，翻译不是大问题，甚至会有“无法创作，才从事翻译”的刻板印象。
面对这种刻板印象，单德兴略带挑战地说：“找两段文字，自己动手翻译看看。”即使是对话的文字也不一定比较容易。藉由翻译简短文字来揣摩、体验翻译的过程与感受，可能就会对翻译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作者”是文字的创作者，从无到有，生产一个文本；“译者”则是文字的转化者，将一个语文的作品转化成另一个语文。不仅如此，将文本用另一个语文再现，也是透过文本引介“异文化”，因此，译者同时扮演了文本的“再现者”、文化的“中介者”两个角色。
从文字、文本、文学到文化，翻译是超乎想像，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当被问到是否能分享“翻译”的经验，单德兴语重心长地说：“说来话长，就像许多网路心得文开头会写‘文长慎入’。”
翻译，让外文作品更容易阅读
单德兴提到，当初是因为就读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如今改名为英国语文学系）而接触到翻译，很感兴趣，大二时参加当时余光中(系主任)举办的全校翻译比赛，一举得到首奖，更增加信心。“那可说是一生的转捩点，不然会不会多年从事翻译我也不晓得！”
之后单德兴进入中研院，在研究欧美文学、比较文学之余，将翻译当作志业。协助策划并参与国科会经典译注计划，严谨地翻译《格理弗游记》，除了学术译注版之外，并有普及版。此外，也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从事翻译研究以及其他专业服务。
单德兴认为，想要从事翻译，熟悉“译出语”(原文)跟“译入语”(译文)是基本条件，再来是翻译的基本观念与技巧。即使中、外文能力良好如鲁迅，但他的翻译理念主张“硬译”，译出来的作品现在几乎没人看。而在机器翻译愈来愈发达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不要做一个轻易会被“人工智慧”取代的译者，也就是翻译的题材、内容不能像型录、使用手册那样不必花费心思和技巧。
译者，既是易者，也是益者。
单德兴用此句点出译者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这可贵之处也是只有“人”才能胜任。
“易”，兼具易文改装，变得容易与人亲近之意，因为翻译将大多数读者无法以原文阅读的文本，以“容易阅读”的方式呈现；至于“益”，是指作者与读者同为翻译的“受益者”，而获益最大的其实是认真的译者。没有翻译，就没有广为流传的世界文学，大众也无法接触到美好的作品，作者的才识也无法受到肯定，异文化之间更无法交流，甚至导致自身文化的孤立与枯萎。
世界可不只有《格理弗游记》这本翻译名作，信徒早晚研读的宗教经典也是因为有了翻译，才能在各地广为流传。其实我们早已置身在“翻译”当中，只是镇日接触却不自知，因此必须打破刻板印象、思考翻译的重要性，并给予译者必要的尊重@
──转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本文限网站刊登）
责任编辑：杨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