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7月28日讯】中共颇喜欢“闹革命”一词，原来有因。“闹”有乱来、破坏、制造运动、不负责任的意味。“革命”源于《易经》，意为顺应天命而进行社会变革。中共继承的是马恩列斯的反神逆天之说，革命就是革人头，在早期的土地革命中，毛泽东将“乱杀苦打抢劫”作为中共闹革命之初心，成为中共日后非法攫取政权和暴力执政一以贯之的原动力。
国民军前方北伐 中共在后方祸乱
1924年，国共合作。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先后担任过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由苏俄出资兴办，教员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基本上被中共把持。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湖南后，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由地下转为公开并随之高涨。
“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完全剥夺了地主的一切权力，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清算、罚款、强制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游乡、关进监狱、驱逐、枪毙处决，打击地主威信。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此时的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据中共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回忆，“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国民革命军35军军长何健正在河南作战，长沙的总工会却抄了他的家，逮捕他的父亲，将其折磨致死。北伐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而家乡的父母妻子却惨遭中共领导下的农运屠杀、凌辱。家被抄、房被烧、地被抢、财被收，就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津贴也被抢去。
农民协会成员，多为地方上游手好闲的地痞、赌棍，平时好吃懒做、兴风作浪，混迹江湖会、哥老会等。这群社会之蠹，在中共耳提面命之下，威权无上，鱼肉乡民，谁家有包括农具牛马在内的约五百元以上的财产，均在被打倒之列，男女老少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
武汉武昌府所属的大冶、兴国两县，因为农民协会到处抄毁各家的祖宗牌，激起了公愤，农民不约而同聚集数千人向协会讨公道，中共派兵前往排枪射击，成百上千的平民死于非命。中共称他们是“封建式土匪”，计划各县至少杀二百，以“消灭旧家庭的流毒”，射击平民的枪弹被中共堂而皇之地叫做“消毒器”。
国民党人士纷纷斥责中共和农运，早先支持农运的湖南将军唐生智也首先表示反共，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夏斗寅进攻武汉，反击中共和农会。
但亲自领导湖南农运的毛泽东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绝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绝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以革命冒充天命 杀人放火劫财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崩裂后，中共开始了土地革命。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披露，湘南暴动“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掉”。
湖南平江暴动后，“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以至“数十里或百数十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无一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十分之四五”。
广西左右江暴动的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
秋收起义后，中共红军在湘南有过“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政策；南昌起义后，朱德率军所到之处，农工会迅速死灰复燃，所经之地任意杀人，到处放火，财物净空。
中共“农民运动大王”彭湃，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仅两月有余，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1万多人被残酷杀害，有些乡村被打上“反动”标签后全乡焚烧，甚至出现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超过5万民众逃到香港、广州避祸。
彭湃下令参加海丰县工农兵大会的代表每人杀20人，一些青年农民成为赤卫队员后，从最初的胆怯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徒，甚至还想出了杀人的新花样，比如将人大卸四块，再煮熟吃掉，将人关在板箱里慢慢锯成一块块的。
素有“枫溪锁钥”之称的廿八都，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2017年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点，就是这么一座美丽如画的历史文化名镇，却在1932年遭到一场劫难。
当时，方志敏麾下的红军广丰独立团由团长周良瑞、政委吴光丕亲自率领，会同游击队、花枪连五百多人，还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袭攻下了廿八都。他们掠走枪支弹药及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财物，绑票二百多人，有些被高价赎回，很多被撕票，人财两失。
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富饶古镇从此萧条、冷落。1933年，慕名而来的郁达夫目睹了这个“鸡鸣三省”古镇的一派衰败景象。《衢州文史数据》记载：街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列宁主义万岁！”等标语。杨益丰、隆兴源南货店和杨元亨、金同顺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号店堂，全被砸开，门板七零八落，柜台东倒西歪，箩筐队忙着装货待用。有几个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提到，1930年，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
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中共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基本上靠抢浮财和征税。
杀土豪分田地 逼农民纳“投名状”
1935年冬中共红军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斯诺曾到过陕北访问毛泽东，问及当年在江西苏区30多万人的军需如何解决时，毛泽东避而不答。
中共宣称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农民没有土地或是土地不足，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
中共一向宣传的地主富农占有80%以上的土地，实则不然，毛泽东在1930年所写的《寻乌调查》中，也是说地主占地30%、农民占地30%、公田40%。
那么中共为什么对斗地主、分田地如此热衷呢？毛泽东在1945年底所写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中道破了其中缘由，“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
陈士榘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说，“我们插牌子（指分田），本身也是很好的宣传。例如国民党的士兵到了根据地来，他们一看到田里到处插上了牌子，看到我们这里打了土豪分了田，也会说红军好。有些国民党士兵因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影响，开小差跑回家去。插牌分田后，农民有了田地就会跟着共产党。你看，分田地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既争取了群众，又瓦解了敌人，一举多得。”（《“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由来》，《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期刊）
原长春市公安局职员、曾经的土改工作队员冯志轩老先生，曾被中共农会人员捆绑着亲眼观看自己的父亲作为地主在半个小时内被乱棍打死。老先生在《那场千恶新社会的共贫运动》一文中写道：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这位队长的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这时又听到了他嘶哑的喊叫声：‘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你们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
故学者秦晖把中共的土地革命称为逼农民纳投名状。
土地革命之恶之花
中共借土地革命逼农民纳投名状，扩兵，烧杀抢夺，是谓初心。其恶果也连连。
中共的“分田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重新分田，翻饼查田，不断降低划分地主的标准，就连只有9担谷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户也被算作地主。导致苏区经济迅速恶化，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
“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阶级政策。农村阶级斗争日趋严重，杀人刹不住车，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致使他们也倒戈反击。
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抓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家破人亡，他被迫冒险逃出苏区，投诚国军；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不满中共土改政策，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如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纷纷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
中共红军长征万里大逃亡，财政枯竭，人心尽散，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土地革命成败皆有份。
结语：流氓地痞闹革命
2015年因贪腐被拿下的中共河北书记周本顺在日记中将中共官场比作“人间炼狱”，是调动人性恶力、依附权势、攫取权力、占有财富的战场。周本顺认为中共对没用的部属是提拔重用，处处照顾，好让你奴气十足，死心踏地。没用的下属将被中共用来办坏事。周本顺并坦言：“领导对有用的部属是明升暗降又打又压，磨掉你的锐气棱角。”
周的中共官场歪经可以溯源到土地革命时期的痞子闹革命。传统社会的农民、土地有产者大都敬业恭谦、乐天知命，只有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才喜欢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被中共吸收成党员，威权至上，为非作歹，泯灭人性，草菅人命。所以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形容：“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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