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9月13日讯】
财阀之秋
中国的菁英很清楚这些情况，也预期混乱将来到，对中国金融崩溃的预期心理驱动史上最汹涌的一波资金外流潮。中共的法律禁止人民每年汇出超过五万美元到国外，但把现金透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弄出国的技巧很多。一些技巧很直接，就把现金塞进行李箱登上出国的飞机。二○一二年《华尔街日报》报导：“今年六月，一名飞抵温哥华机场的中国男人携带了约十七万七千五百美元的现金—主要是美元或加币百元大钞，塞在他的皮夹、口袋，还有藏在行李箱的衬里……发现这些现金的加拿大边境官员说，这名男子告诉他携带这些钱准备用来买房子和汽车。他带着现金离开机场，只支付了罚款。”
另一个例子是，一名中国酿酒业亿万富豪从上海搭机抵达澳洲雪梨，开一小时车到乡间参观一座葡萄园，当场出价三千万美元买下那座酒庄，然后又以同样匆忙的速度返回上海。其他资金外逃的技术较复杂，但同样有效。一个广受喜好的方法是与贪腐的澳门赌场业主打好关系。出手阔绰的中国赌客可凭银行账户担保获信用额度。这位赌客可以故意在贵宾室假装的豪赌牌局中输掉一笔巨款项。赌债很快透过赌客在中国的银行账户签账支付。这种转移并未被计算在每年汇出外国金融的限制，因它被当作合法的支付。这位“不幸的”赌客日后再从贪腐赌场业主要回现金，并支付洗钱服务的佣金。
更巨额的金钱可透过虚报发票金额的出口和进口而挪移至外国，譬如一位中国家具制造商可在巴拿马等避险天堂设立空壳经销公司，假设每件家俱正常的出口价格是两百美元，这位制造商可低报发票金额给巴拿马公司，只收每件一百美元。巴拿马公司可以把货物以每件二百美元转卖给正常的经销管道，如此可从低报发票金额得到每件一百美元的“利得”，并留在巴拿马。如果经销的家俱有数百万件，累积在巴拿马的“假利得”可能高达数亿美元，若不用发票造假手段，这些钱应该汇到中国。
中国菁英的资金外逃，只是菁英与平民阶级所得不均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在都市地区，顶层百分之一家庭的所得，是所有都市家庭平均的二十四倍。就全国来说，顶层百分之一和平均家庭的所得差距更达三十倍。这么大的贫富差距还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若将隐藏的收入和资金外逃算进去，差距更大。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家胡永泰就说，若计算“隐藏所得”（包括以不正当手段获利的未申报所得），中国最富百分之十家庭的所得，是最贫穷百分之十家庭的六十五倍。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中国专家裴敏欣指出，中共的贪腐、循私舞弊和所得分配如此的不均，以致社会的情况类似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整体的金融、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如此严重，已对中共的继续统治构成威胁。
中共官员虽然知道问题严重，但坚称已采取修正措施，且以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和活跃成长来看，这些问题都可控制。不过，已开发和新兴市场在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崩溃与恐慌历史斑斑可考，中共领导人对他们避免金融灾难的能力不能过于乐观。国有企业、银行业、政府和储蓄的民众规模如此庞大，且彼此紧密交织，制造出的复杂体系已濒于临界状态，只待一点星火就能触发燎原火势。中共领导阶层面对的更大问题是，无法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再调整过程中避免成长大幅下滑。此种成长下滑就是大家担心的硬着陆，是中共和全世界都还没做好准备的事。
要了解中国面临的再调整挑战，必须重新检讨中国对基础建设的偏爱，中国的过度投资证据不只是报导的巨大火车站和空荡的新城市。ＩＭＦ曾对中国的投资作了一次严格的分析研究，并与三十六个开发中经济体作比较，其中包括十四个亚洲经济体，结论是：中国的投资高得离谱，投资占ＧＤＰ的比率，可能比经济基本面应有的水准高出约十个百分点。
过度投资的责任归属很清楚：国银和国企、亲信贷款的贪腐体制，以及处处可见的不良投资。国银供应低廉的资金给国企，国企则把钱浪掷在过度扩充产能和打造鬼城。更令人不安的是，基础建设不只浪费，而且无法长期持续。中国现在的每投资一美元产生的经济产值低于过去，表示边际报酬率下降，若想在未来几年保持ＧＤＰ成长率，需占ＧＤＰ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投资，这不只是消费和投资取舍的问题，家庭储蓄率在融通未来的投资以增进成长、提升未来消费，这是典型健康的发展模式，但前提是：这是自由市场带动、人民自发决定的，不是由政府强制的。中共的政府投资驱动模式是不健康的，浪费资源且衍生贪腐、过剩供给、鬼城等大问题。中共的不良投资的确是经济的负担，无法在未来换得消费，而中共一直都是以这种模式摧毁财富。
家庭承担了这种不良投资的成本，因为储蓄者的银行存款得到的是低于市场水准的利率，让国企的贷款只需支付低于市场水准的利息。据ＩＭＦ估计，约百分之四ＧＤＰ的财富由家庭转至大企业，相当于每年三千亿美元，这也是财富极度不均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国经济陷入一个循环中：菁英坚持继续投资，而投资制造低报酬；家庭收入减少，因为财富移转给这些菁英。若ＧＤＰ因大量的不良投资而减缓，中共将陷于崩溃的险境，而崩溃已为期不远。
中国需从投资转向消费的说法已是陈年老话，美国和中共的决策者多年来已持续讨论此问题。重点是：再调整意味着中国的成长率将从近几年的每年百分之七再减少。可是，中国可能已来不及达成平顺的再调整，毕竟中共的“再调整期”早已经过去了。再调整必须结合提高家庭所得、降低储蓄率，所得提升的方法包括提高利率以奖励储蓄者，以及提高薪资以奖励工人，但利率和薪资的提高却会降低企业的获利，不利寡头垄断的权贵。过去十年，中国ＧＤＰ可归于薪资的比率从高于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四十，而美国的比率则维持在稳定的百分之五十五，消费的情况比这个数字还低，因为中国的薪资增加落于高所得阶层，他们增加支出的可能性较低。
人口统计悬崖
另一股比财阀更强大的势力，正在阻碍消费的增加，那是人口结构的趋势。年轻的劳工和老年的退休者都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中年劳工则是储蓄的主力。中国的劳动力现以中年人口为主，不论政策如何改变，中国都将因人口结构而陷于高储蓄率直到二○三○年或以后，中国消费不振的危机已无可避免。无独有偶地，全球著名的预测家、新事业投资人哈利‧邓特二世（Harry S. Dent, Jr.）在二○一四年出版《二○一四—二○一九经济大悬崖——如何面对有生之年最严重的衰退、最深的低谷》（The Demographic Cliff: How to Survive and Prosper During the Great Deflation of 2014-2019）这本书，也以人口结构的变动剖析现代史上最大的政府驱动型泡沫将崩溃且创下新纪录，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崩盘，届时中国最富裕的百分之十人口也将随之跌落谷底，由于多数昂贵的房地产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而他们更支配着中国百分之六十的消费支出。要消化这个过度投资的恶果，可能得花上十年以上的时间，到时候中国又将掉落人口统计趋势悬崖，中国可能永远也都无缘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再由ＧＤＰ的组成因素看，中国在许多方面已被认为濒临崩溃。人口结构导致的低薪和高储蓄已使消费不振；人民币升值，美元和日圆贬值伤害中国的出口；不良投资和边际报酬率下滑导致投资减缓。虽然中国经济暂时获得投资支撑，但这只是建筑在坏帐流沙上的海市蜃楼，中国许多投资的价值十分空虚，正如它制造的空荡建筑。即使这些不良投资的受益者—金融财阀，也像弃船而去的老鼠般慌忙把资金移至国外。
中国应藉提高利率和薪资来提振家庭所得来因应困境，这可协助一般人民，但许多国企将会倒闭，且会遭到金融财阀的顽强抗拒。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大规模私有化，以释出创业能量和创造力，但此法不只与财阀利益冲突，也与共党本身相违背。
瑞卡兹预测，中国未来最多只能达到百分之四的成长率。若对不良投资持续提供补贴和压抑薪资，将使坏帐和所得不均更恶化，很可能引发导致社会动乱的金融恐慌，甚至导致革命。中国的外汇存底可能不足以扑灭金融恐慌的火势，因为这些存底大部分是美元，而美国联准会（Ｆed）决定透过通膨让美元贬值。在财阀掏空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外汇存底也正被Ｆed掏空，中国的成长奇迹的结束是毋庸置疑的了！二○一六年四月出炉的“巴拿马报告”，中国高官财阀海外藏钱已酿政经风暴。
瑞卡兹评论说，中国不是第一个忽视自身历史的文明，中央集权制造出复杂性，而一个紧密交织的互惠网络本身就是个复杂系统。任何部分的小失灵会很快扩散到整体，而没有防火巷或高山可以阻挡火势。虽然共产党视集权为优势，但集权却是危险的弱点，因为它让人对即将来临的崩溃视而不见。中国已成为新金融财阀的牺牲者，他们一手劫掠储蓄，另一手将掠夺的战利品输送到国外，中国的成长故事还未结束，但它正步向崩溃。更糟的是，它的影响不局限于中国，而会扩及全球，和一九三○年代的情况一样，萧条将蔓延全球，所有世人都将身受其害。邓特二世也不约而同提出相同看法，且指出二○一四～一九年是最严重衰退、最深的低谷，台湾所受的冲击将比世界上多数国家更大，只有南韩受冲击程度超过台湾。
(五)中共正在毒害全世界
在中国ＧＤＰ的组成（或贡献）因素中，除投资（Ｉ）和政府支出（Ｇ）外，出口（Ｘ）是另一个关键因素。照理说，中国地大物博，各省之间的交易就能促进经济成长，但在共党铁幕锁国政策下，中国内部几无购买力，一九七八年底放权让利、改革开放，初期学习以台湾为主的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政策，成立加工出口区，吸引外资从事“廉价产品”出口，用的是“一切为出口”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尽量压低生产生本。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在二○○四年时对外贸易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已超过百分之七十，二○○五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百分之九点五中至少有百分之三是靠外贸拉动。
不过，四小龙是所谓的浅碟子经济，在“比较利益原理”发挥下，自然以外贸为重，而且是在自由经济市场机能的引导下自然发挥，当然符合“资源有效使用”，但中国却在共产极权主导下进行出口导向，难免落入上文所引克鲁曼评述“亚洲经济奇迹”的迷思，不是讲求效率，而是像一九五○年代的苏联，将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大量投入且无效率使用。
我们知道，中国最著名的是“人海战术”，在经济成长上就是剥削劳工、压低工资。其后果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生产过剩、价格低、品质差），由而引发外国不满，出现抵制、报复甚至发生暴动，如二○○四年九月西班牙火烧中国鞋就是一个显例。那是西班牙东南部城市埃尔切，于该月十六、二十三及二十四日，接连发生三起民众上街示威，抗议中国制造的鞋子大举侵入西班牙市场，而且还曾演变成火烧中国鞋店暴力事件。报导指出，那是西班牙有史以来首次发生的大规模排华暴力事件。
事件的起源就是“中国鞋倾销”，因为埃尔切是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第三大城市，也是西班牙和殴洲最著名的鞋城，素有“欧洲第一鞋城”称谓。早在一九六○年代，美国企业家和商人就利用西班牙的低廉劳动力优势，在埃尔切生产皮鞋。
可是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西班牙的一些华侨大量从中国进口便宜的中国鞋类产品，并在埃尔切开设鞋厂和仓储式批发零售商店，据鞋商表示，一双不错的中国鞋用轮船装运到西班牙后只卖五欧元，而西班牙生产的鞋最低价也要八欧元，这三欧元的价差让中国鞋在西班牙市场赢得巨大优势。当时，埃尔切中国鞋商店已发展到数十家，逼使西班牙鞋厂纷纷倒闭，使该市制鞋工人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就在生计遭到阻断，并在有心人的引导下，示威乃演变成怵目惊心的暴动。
二○一六年五月18日和25日，哥伦比亚首府波哥大（Bogota）爆发抗议中国商人的大规模游行，当地民众不仅砸毁许多中国商家，还威胁要将中国商人驱赶出境。冲突原因是中国商人经商手法不当，使本地商家利益受损。中国商人以高于行情2至3倍价码租下店铺，再切割成4、5个店面，带动炒房致租金上涨，中国店铺贩售廉价商品，快速扩增店家数目且非法引进中国人经商，都使本地店铺生意大受打击。
虽然是发生在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相信全球不少地区民众心有凄凄焉，即使连美国这样的世界第一经济强权，也都感受到中国“低价”产品的威胁。就在二○○四年九月间，一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时已高龄八十九岁的萨缪尔逊（P.A. Samuelson），还在“美国经济学会”（ＡＥＡ）发行的季刊《经济观点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论文，以“辩解谎言”（polemical untrutn）指斥当前流行的“外包或委外”（outsourcing）生产方式，而“中国鞋”等廉价商品就是“外包”的成果，对于美国国内的低阶劳工造成损伤。
如果中国工人都是在自由意志下，自愿在低薪、不良工作环境下为糊口三餐甘愿卖命工作，还情有可原，以“剥削劳工或倾销”罪名指控也大有商榷余地。但中国是一个威权体制，人治的国家，广大劳工的被强制剥削所在都有。举台商林垦一九九二年成立的“兰州正林农垦食品公司”台资企业为例，远销多国的独家首创ＡＡＡ级手选大片瓜子，竟然是强制约一万名在押人员，以嘴嗑、手剥的剥削方式生产出来的。这些无酬奴工在冬天露天放风场，手被冻伤、磨破，手上疥疮淌着脓血滴在瓜子上，牙被嗑掉或嗑坏，指甲整个被剥掉。
血汗工厂奴工制品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中〈整个中国社会像是大型监狱〉一文，指出关于中国利用监狱人犯制造出口产品这件事。自称是第一个举发者的中国民运人士陈破空（原名陈劲松），在二○○五年十一月台湾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中国人权问题座谈会”中，说他一九九一年第二次入狱时每天都得劳动超过十四小时，“白天让我到码头作工，晚上则到工厂里做些人造花之类的产品，日子苦不堪言，我发现这些产品有英文的说明与美金的价格，确定这些产品是要输出到美国的。”
陈破空利用深夜写了一封长信，并且附上这个产品的商标，透过码头的人转至香港，从香港转寄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件事后来被媒体公布，才使得中国监狱奴工的状况得以曝光。他说：“可见中国害怕外界的压力，这件事发生之后，狱方骂我是千古罪人，因为让他们损失了两百万美元，但我的狱中环境获得大大的改善，最后甚至因为不敢收留我，而让我提前出狱。”
《大纪元时报》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刊登的〈“圣诞老人”长疥疮〉一文，作者王斌是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博士，他将自己在牢里的亲身经历写成这篇短文，由于牢中条件极差，犯人们普遍罹患皮肤病，疥疮、阴瘙、牛皮癣等等五花八门。犯人们如果没被判死刑，能从看守所死里逃生者就会被送到监狱服刑，做完完全全的廉价苦力，同时也把他们的性病带到那里，而中国巨量的手工制品就从这些监狱、劳教所生产出来。
狱中的手工五花八门，从女人内衣裤外包装、音像制品、贴各种商标、食品加工、装订书刊、出口的钓鱼用的浮标和圣诞节的彩灯服饰几乎无所不包。对于圣诞用品的制造，作者这样写着：“每年中国的监狱都要为西方国家加工大量的圣诞用品和服饰，有一次，我所在监区分到做彩灯的任务。犯人们每天要把大量的铜导线拉紧到固定形状的塑料槽内，把分开的单个彩灯连接起来。犯人的双手经常拉得血迹斑斑。不言而喻，他们的皮肤病和性病也到了彩灯上。一种装饰用的小珠子串，我所在的一个监区也生产过。犯人们用针线把带孔的各种颜色类别的小珠子串成一串，两头再接起来，非常漂亮。但我希望不要有小孩子把它含在嘴里，不要有女人把它戴在脖子上。”
不只中国人现身说法，指责“中国正成为世界血汗工厂”的国际声音也愈来愈响，二○○五年十二月初，一份由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CFTV）撰写的报告指出，随着大量中国农业人口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在城市里争抢工作，从而打压了工资，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该联盟秘书长盖‧莱德（Guy Ryder）说：多数人只看到中间的经济成果，而无视其阴暗面。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迷思，它是背后隐藏着数百万受虐工人的悲惨生命换来的，“是什么奇迹？”工人在机械房里做苦工就是所谓的奇迹，不公平的现实环境不是梦，是噩梦。
二○○八年，就在辛乐克台风肆虐宝岛台湾形成天灾的当儿，又惊传自中国输入台湾毒奶粉的人祸。一时之间各媒体竞相报导，画面上且有中国中毒婴儿在医院接受治疗，以及母亲们伤心欲绝的镜头。据卫生署官员表示，该次输入台湾的廿五吨毒奶粉分装成一千包：除了两包样品，已封存五六四包，其余四三○包已流到小型下游加工食品业者。初步估计，其中至少五十包相关制品已被消费者吃掉，其余三八四包已制成相关成品及半成品。
到二○○七年，中国黑心商品的出口已在全球掀起抵制热潮，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外电报导，继轮胎、牙膏与玩具火车后，五种中国人工养殖水产也因被发现含有危害人体健康的抗生素，而被美国列入有毒与问题商品名单。这项措施涵盖所有中国进口的养殖鲶鱼、巴沙鱼、虾、鲦鱼和鳗鱼，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中国输出含毒食品和其他各类有毒物品的报导此起彼落，而且不只是某一地方的事件而已，它已经逐渐遍及全球，形成另一类的“全球化”现象。不少西方媒体甚至评论说，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其有毒商品已经构成“另类中国威胁”。
敢讲真话而不见容于中国的知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二○○七年五月十日发表的〈从厂商行为看中国制度信用与道德信用的瓦解〉一文中，就提醒世人说“中国的一些农民为鸡蛋注射致癌的工业染料，让蛋黄看起来更加新鲜；果农为水果注射化学物质，促使芒果早熟，让草莓和苹果更加红润；渔民用含有致癌物质孔雀石绿的溶液浸泡淡水鱼，使它们看上去更加新鲜—这些伎俩当然并非农渔民们的发明，他们都是付出高额费用才得到各类‘生化技术’专家的‘技术指导’。”言下之意：中国由贩夫走卒到高级知识份子，都一起参与泡制有毒物品。
她又感慨说：“不少中国人都知道：那些从事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农民，都有为自家专门种养之物，绝对不吃那些他们作为商品销往市场的产品，只是如今这类行为已经不限于关起门来祸害同胞，而是‘环球同此凉热’，这是经济伦理正在崩解的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登上全球经济舞台之后，世界正在为之付出的代价。”
关于中国有毒食品泛滥的祸害，一则在网路上流传的笑话就一针见血地表明：“有一个农民买了颗粒饱满的稻种，种下去却不发芽，原来是被煮熟了的假种子，他气不过服毒自杀，谁知农药是假的没死成。妻子为他死里逃生买来酒庆贺，结果遇上毒酒双双丧命。”
何清涟对于中国将有毒物品大量销往他国，沉痛地评论说：当今的中国在“国家信用”、“政府与国民间的信用”，以及“社会成员的道德信用”三个层面都已失灵，于是“由制度信用与道德信用构建的社会秩序已经瓦解，犯罪者无须为自己的犯罪付出代价。而一个国家制度信用失灵与道德信用失灵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的整体堕落，上层社会是精英流氓化（有人用贪官、奸商与文痞三个辞汇概括中国的政治、经济、知识精英集团），下层社会则是平民痞子化。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对中国人来说，最无可回避的危害是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受污染的食物决不止只来自于那百分之十受到严重污染的农田，由生态安全构筑的食物供应链将充满安全隐患。”
多年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声音到处听闻，而重要指标就是经济成长率的高档。众所周知，近两位数的中国经济成长率，如上文所言，“出口”是一项最重要因素，亦即出口数值超高，而在中国出口竞争力系以“低价”促成的情况下，“量多”是必然的。如今出口物品含毒，受害的世人不是满坑满谷了吗？西方传媒的“另类中国威胁”之评语实在颇为贴切。
关于“中国经济崛起”及有毒廉价商品传销全球毒害人类，记载描述得最详尽的就属二○一一年出版的《致命中国：中共赤龙对人类社会的危害》（Death by China）这本书，该书由彼得‧那法若（Peter Navarro）和安一鸣（Greg Autry）两位美国人所撰。
中国让人怵目惊心
诚如作者所言，“本书的主旨在于让全世界睁开眼睛，观察中共腐败的领导，正准备以有系统的方式，重新塑造这个地球，没有任何美国人、中国公民及世界上的任何人与消灭共产党的这些罪行是无关的。这不只是被中国有毒产品所影响到的少数不幸的病人、婴儿或宠物的问题而已；这也不只是威胁到白海豚灭绝、或是离我们很远的少数族群的问题而已，这更不仅限于一些互联网网站被阻绝，或对一群宗教人士有系统迫害的问题而已；这也不仅与一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位在越南、中国或菲律宾附近岛屿的人相关而已。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与你我都息息相关。”
作者更提醒我们注意书中标志黑点标题的议题，在这些议题当中，我们会看到为何中共不是一个经济成长及政治稳定的典范，而是一个对世界和平及繁荣威胁日益增长的邪党，我们也会看到在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无道德本质，如何允许自己最大程度地渗透到全球的企业、政府及媒体当中。就好像未被发现的癌细胞一样，这个腐败已经从精英商学院和报纸，扩散到华尔街和伦敦银行的董事会，并进入加拿大议会及美国国会的会议厅。
由于多年惨痛教训，美国人逐渐扬弃“中国制”产品，二○一二年九月波士顿咨询公司调研数据显示，百分之八十美国消费者更愿意多花一点钱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而不是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尤其对婴儿食品、毛绒玩具及少部分电子商品、服装和家用电器，他们更看重购买本国商品，报告说：“安全和质量，以及为美国人保留工作，是这些消费者着重考虑的因素。”
美国人的觉醒除了身受其害的自觉外，有关中国有毒产品和中国经济崛起真相的报导、文章书籍的出版，应该助益良多；尤其资料丰富、事实俱在、有凭有据、可信度高的书籍更是重要，这本《致命中国》就是其中佼佼者，该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是纯经济面的讨论，第一部分剖析并大量举证中国有毒商品的致命威力；第二部分则描述中国经济崛起的不正当手段，以及对美国制造业和就业机会的戕害。
中国经济高速成长，除了在经济面有负面作用外，对非经济面的危害尤其大。原本自由世界的人民，寄望中国经济自由化让经济崛起之后，能踏着台湾的步伐，进一步达成政治自由。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将贩卖低价黑心产品获得的大笔金钱，建设更强大的军警特务、网路警察骇客，强化“老大哥就在你身旁”的管控；且以经济利益收买诱惑各国领袖、政客和商人们，对中国的人权噤声；更有效封杀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本书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就详细陈述这些现象。
中国实在让人怵目惊心，是因为中国生态系统的破坏、是中共的极度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不公、是人权侵犯、有毒食品、和专制的压抑，而最严重的，是中国人在心灵方面的道德沦丧。
北京大学毕业，赴美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任教的谢田，在《致命中国》的推荐文中写着：
“‘那法若和安一鸣正确的指出，中国经济成长是拷贝（复制）了台湾的‘出口导向’的模式，但以比台湾大六十倍的规模进行，也以比台湾更低价的方式进行。除了丰富的人力和土地资源，中国还有其它台湾所没有的‘优势’：可以‘加码压榨’的劳工，劳教所、监狱的免费奴工，摧残自然环境可以不担心成本，环境污染怵目惊心但没有人追究……即使在台湾，廉价的‘出口导向’的模式也有使用的极限；按六十倍的规模对模式进行复制，达到极限会更加迅速。这也是中国经济目前陷于停滞的原因之一。
让那法若和安一鸣作为外国人，看到后更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中国除了对中国本地的资源贱用、滥用，为了维持高ＧＤＰ和成长率，还不计代价大量搜购全球的自然资源，加速掏空地球的资源。这就是在作者看来，中国是‘致命的’，在推动世界走向死亡的原因。
中国向世界输出的大量的有害产品，从破坏骨骼、致癌、易燃、有毒，到其它致命性的产品、食品及药品，危险的儿童用品、玩具，易燃的睡衣和有毒的幼童连身服，遭到污染的阿斯匹林、假冒的立普妥（Lipitor），及含有马钱子碱所伪造的威而钢（Viagra），和破坏肾脏的肝素以及含砷的维生素，我们都早已知道了。但虽然知道了，我们也麻木了，为了省钱、为了故乡的小吃、为了东土的风味、在海外的华人，已经默默的把这些毒素和危险，大部分都消化、吞吃下去了。
作者引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ＦＤＡ）前副局长曾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ＮＰＲ）节目中描述中国的制茶过程，真让人心惊肉跳：‘制茶业者将茶的叶子铺在一个巨大仓库的地上，接着驾驶大卡车碾过茶叶，利用大卡车的排气……更迅速地烘干茶叶。’这个描述让人在头脑中形成这样的图景，不觉感到不寒而栗。
中国媒体报导过的一则令人笑掉大牙的统计，让海外华人根本笑不出声来。中国农民每年生产的五常米只有八十万吨，但在市场上销售的五常米超过一千万吨。更令人震惊的是，当骗局的肇事者、毫无悔意的某企业发言人在人赃俱获、面对质疑时，他仅仅是简单的说：‘由于价格较真米来得便宜，所以假米卖得非常好！’
经济上，中共邪恶的、共产主义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作者看来，彻底破坏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原则。中国政府支持‘国家冠军’的政策，加上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步步摧毁美国的产业和工作。这已经不是那法若和安一鸣的观点，美国东部、中西部的国会议员，已经越来越按捺不住、要有所作为了。
那法若和安一鸣骂美国企业
有趣的是，那法若和安一鸣认为，美国公司诸如卡特彼勒（Caterpillar）、思科（Cisco）、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及微软（Microsoft）等这些大型企业的高管，已经完全与‘先分化美国，再予以征服’的中国政治串通一气了。
坦率的说，那法若和安一鸣骂中共治下中国经济的部分，虽然听起来对某些中国人来说不是很入耳，作者批评美国企业的态度，就更严厉了。他们把那些企业称之为‘致命的美国企业叛徒’、‘钞票赢过了美国的国旗’。他们说，这些美国企业没有爱国精神，奇异、卡特彼勒与长青太阳能（Evergreen Solar）这些公司近来藉由关闭在美国的老旧厂房，并在中国大陆开创闪闪发光、高科技的新厂房时，传达给美国人民很清楚的讯息。‘这些企业叛徒鼠辈出走到中国，不仅驱使自己的国家走向悬崖，他们也为自己的公司签下未来的处死令。’
为什么呢，那法若和安一鸣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有‘本土创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条件。一旦美国公司交出自治权、最新技术以及开发未来技术的能力，中国企业迟早会‘消化’这些技术，再利用这些技术击败美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土地上击败，而是在全球市场。那法若和安一鸣说，‘美国企业以这种痛苦的方式学到，十三亿中国消费者的吸引力不过是魅惑的幻觉，并不是真正的美元现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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