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9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中共接管香港21年，对香港的管治越来越脱离“一国两制”，其干预渗透覆盖社会各个层面，学术界是其中一个重灾区。近日中共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入禀控告理大学者钟剑华诽谤一事，再次令社会关注中共对学术界的打压手法层出不穷。
九七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发生多宗学者遭打压事件。
2000年港大民调风波，时任特首董建华施压港大民意研究总监钟庭耀，要求停止进行特首及政府民调；2012年，时任科大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因接受新唐人和大纪元采访，而遭中共喉舌猛烈抨击；2015年，港大法律系教授陈文敏因港大副校长任命风波遭中共喉舌文革式批判。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也在雨伞运动前后遭亲共建制派组织人士及中共喉舌不断抨击。
上月，中共喉舌《大公报》又开始新一轮的针对钟庭耀、戴耀廷和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的抹黑。地下党的梁振英也加入打压学者的行列，入禀控告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及网媒立场新闻的文章诽谤。
梁振英打压学者，激起学术界强烈反弹，发起联署及众筹支援钟剑华打官司，捍卫港人言论及新闻自由。钟剑华一早表明不惧打压：“我不觉得我暂时有什么需要收敛。有公权力的领导人，或者当政的政府官员，真不应该就这样不知轻重去告他人。”
今次事件主角钟剑华日前接受大纪元专访，谈到中共对学术界的渗透打压手法。
地下党员渗透院校 隐藏身份
他表示，熟悉中共的人士皆知道大专院校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在大陆的大学有党委书记，校长一定是党的忠心仆人。而中共早在建政前，已在香港进行地下组织工作，相信当时在大专院校已有地下党“以单线联络隐藏身份”。
“在报馆我们有罗孚（《新晚报》前总编辑、地下党员）的例子，我相信在院校中也有这个现象，有多少不知道。我自己很相信在过去半个世纪肯定有来自共产党的人，用不同方式进入院校，可能只是做个普通的教职员，一直工作到高层。”
统战院校 空降红色校董
钟剑华表示，近年来中共加强对院校的统战工作，院校校长、校监或校董担任人大、政协的越来越多。如雨伞运动后，时任特首梁振英委任“西环契仔”何君尧及代表潮联小巴申请旺角占领区禁制令的民建联律师陈曼琪任岭大校董会成员。
根据现行法例，特首兼任全港10间法定院校的校监，权力包括委任部分校董会成员和主席等，特首可委任成员的比例，占校董会人数一成至最高逾八成（演艺学院）不等。梁振英便被指“有权必用”，委任大量亲共“梁粉”染红校园。
2015年，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民主党议员黄碧云、教协会长冯伟华曾在报章撰文，指梁振英上任至今，已委任了多达70名校董，当中近三成是现任、前任人大或政协，并有多名“梁粉”获得委任。
雨伞运动后加剧打压学者
他认为中共对学者的打压从政改争议及雨伞运动后开始加剧：“一些比较积极争取香港落实《基本法》承诺的学者，会连番受到官方喉舌狙击，有时用的言辞相当恶毒，而且不是一次过，连番地追着你来打，甚至电脑互联网、电邮被黑客入侵。”
尤其积极参与伞运的学者，当局要“枪打出头鸟”，如“占中三子”之一、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进行了几十年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研究都被迫中断了。他直言这对学者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以说是谋杀一位学者的生命，而且过去几十年他一路在做这些事情。”
同样是“占中三子”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一直饱受中共喉舌及亲共人士组织狂批。他最近透露已获大学终身聘用，不过一旦官司被定罪可能会失去教职，但他早已表明不担心校方对他有任何惩处。
理大政研中心失资源停运
目前，学者使用大学资源与民间团体进行民意调查研究的空间已渐渐失去。成立近廿载、专门进行政策性社会研究的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今年6月停止运作。
身为中心主任的钟剑华表示，中心最高峰时有约200名兼职工作人员帮忙打电话调查，正职员工有13名，现在只剩下3名。校方以财政理由不再支援此项目，很快“理大政策研究中心”办公室也被通知要收回。
大学拒批研讨会场地
过往不少民间团体均借用院校场地举办研讨会，现在教职员这个权力也被校方收回。钟剑华以身兼浸大社会工作系讲师的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为例，他半年前计划与业界办研讨会，“但当他向那间大学要一间房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是拿不到的，最终他们来到这里和我们合办，我们都花了一些力气，才可以令活动举行。”
他形容，这个逐步收缩校园内公共空间的趋势，很多人都很清楚感觉得到，且恶化得很快，“到今日如果同样的事发生，我就连拿到房间办成活动的把握都没有。”
他听到校方拒绝提供场地的理由是“不希望校园太政治化”，“教资会（UGC）出了一个指引，说大学的资源是要符合一些教资会规定的原则来使用，所以不可以乱借给人。”
浸大前教职员工会主席、民选校董及前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伟国，原本获学系推荐续约，但最终遭社会科学院推翻，8月底约满离开。
黄伟国说，中共不需直接出手，只需利用其支持者或手下，用所谓的“专业学术理由”，便令很多想研究香港、中国问题的香港学者遭受百般阻挠。反之，很多内地学者就很容易获得拨款进行研究：“看他们的研究，多数都是重复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形容中国共产党如何忍辱负重，已忍你很久了，你现在还不听话的这类观点。”
他质疑大学拨款制度已变成一种利益输送：“大学这么人治的做法，给大学很大的空间去收拾，甚至教训他不顺眼的学者。”
以黄伟国自身为例，他在今年2月收到不获校方续约通知，校方无视他原本达到非常良好（very good）级别评估报告，却以“莫须有罪名”指他没有领导课程发展。他指大学不会明言什么不能做，而是挑剔研究内容，“挑剔计划书一些地方不好、没有分析能力、很肤浅等，然后不拨款给你。”
黄伟国在伞运期间与其他学者成立“民主教室”支援罢课学生，甚至一度声言不排除把行动升级至罢教，更曾邀请前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担任课程嘉宾。早前浸会大学爆出普通话毕业要求争议，黄伟国也曾批评校方强行把学生停学是打压学术自由。
他也是伞运后被重点打压的学者。他分析，这种打压可能来自中联办及港府的施压：“校长本身你可以说有一个诱因，他要完成政治任务；第二是校长觉得你在这里，能拿到研究经费赚到钱，但宁愿找一个听话的学者，成本更低。所以看到一些研究香港的学者不接受访问或是躲起来，都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法。等到大学升了我做副教授或是有长俸制后，大学不容易炒我的时候才出来做访问，或参与社会运动。”
大学大陆化 教育质素难保
今年7月有传媒报导，浸大生物系所聘内地学者英语教学能力差，有学生反映其英语发音令人听不懂教学内容，影响授课质量。黄伟国坦言一些好的教授可能看不上该校，校方将价就货请一些内地的学者，若一两年没良好表现，就像时装店换季一样再换即可。他甚至曾看过大陆大学在浸大校园招生。还有亲北京的学生组织如学协（香港青年大专学生协会）打正旗号到大陆做实习，及由教联成立的学生组织利用一些教学奖项吸引学生。
他也同样面对租用大学场地的困难：“大学租场给亲北京的组织机构搞活动，但若是亲泛民、民间公民社会组织就不租给你。以前教职员可以租场，现在这个权被收回，像外面机构一样收钱。大学用行政手段排挤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将此做法合理化。”
中联办定期约见学者
另外，去年有传媒就揭露中联办教育相关部门人士约见校长及老师讨论初中的中史课程。钟剑华也表示这已不是秘密，他透露早在20多年前自己还是小人物，中联办便邀请他倾谈：“久不久碰碰头，见见面，吃顿饭，谈一下大家一些最近关注的问题、国内的事，问你意见，问你怎么看。国庆酒会给你一张请柬，这些在新华社年代已经有了。”
主权移交后，这种交谊活动从未间断，接触学者的人来自中联办不同部门，“他有什么社工部，久不久都会有他们的干事，或者他们的干部来找你‘聊一聊’。”他说，两个多月前，中联办的人也跟他见过面。
至于会面的地点，从附近酒家、到进入中联办内都有，“当然进去（中联办）要很小心了，你的电话要放在外面。”
九评编辑部去年底发表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剖析了中共消灭知识分子的历史，指中共对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认为这些“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掀起一场“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说假话”运动。
“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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