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9月05日讯】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天净沙．秋思〉，马致远
一、楔子──四十年一觉强国梦
一九七○年代末，全球掀起体制改革的热潮，由共产倒向私产，或计划经济倒向自由经济，一波接一波。东欧和苏联的改革被归为同一类，中国的“放权让利”则是另一类。前者被称为“激进”，亦即所谓的“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或“大爆炸”（Big Bang）；后者则被认定是“渐进的”。换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来说，前者是两者齐头并进，后者是经济自由先行。
经过四十年的验证，中国的渐进改革在二○○八年前似乎获得较多的肯定，关键就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其国内生产毛额（GDP）在二○一二年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且被认为即将超赶美国。不过，就在备受吹捧之际，中国经济成长率却已脱离两位数，其领导人在二○一四年已换以百分之七为目标，而称为“新常态”，在二○一五年七月更发生股市大崩盘，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救市策略，却仍呈现风雨飘摇。
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中国即将崩溃的声音再度涌现。
史上最大的中国经济泡沫即将破灭的警告声也响起，看衰中国经济已是国际社会共识。
如果中国大泡沫破灭，经济崩溃，将会带来何等后果？如何因应？
为了破解这些谜团，必需从根本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真相，拆解其谜团。放权让利就是中国经改的实质，将权利由中央下放，将利益让给人民，牵涉到体制变革，由共产转向私产，亦即产权制度课题，所以，有必要先就产权理论和体制变革的理论作说明，而后对照中国自一九七八年底开放改革开始，迄二○一六年近四十年的改革历程做对照。我们拟先就GDP数据的真假探讨，其次剖析中国经济崛起表相下隐藏的致命真相，和中国经济扩张至全球造成的冲击，接着就中国经济崩溃的争议，以及中国经济究竟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探究，最后再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及台商和台湾及全球的因应。我们就从中国的悠久历史谈起。
二、历史悠久的中国
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着神传文化、半神文化的称谓，很早以前就有“中央之国”的称呼，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文明，跨越十二个主要朝代和数十个小王朝，经历数百个统治者和政权。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持久，主因是治理特质的变换和更迭，数千年来，在“集权”和“分权”体制不断更替。分权的政治让中国文明得以保持强韧，集权的政治能让地方免于演化成分散、互异和不连结的农业社会。
中国古代的集权王朝包括周朝（约从公元前一一○○年起)、秦朝（约从公元前二二一年起）和汉朝（迄西元二二○年）。中期的中国文明由西元五八一年的集权隋朝开始，西元六一八年的唐朝接续。过去一千年的政治，集权比分权来得多，有四个主要集权王朝，从一二七一年的元朝开始，延到一三七八年的明朝，再到一六四四年的清朝，以及一九四九年的共产政权。
中国的分权和分裂期包括战国时期（约公元前三五○年），有十四个王国竞逐长江和黄河中间地区的掌控权。六百年后的西元二二○年，是另一个分权期的开始，魏、蜀、吴三国鼎立，接着是晋朝和五胡十六国时代，陈朝、北周、北齐和梁国最后被隋朝统一，开始另一集权期。最后一段分治期从西元九二三年起，共有八个王国竞逐中国东部和中部统治权。
分权时期固然发生混乱，集权时期也有脱序现象，包括镇压，或是演化成使王朝更迭的动乱。
苟延残喘的腐败清朝，在经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打，以及孙文率领的武昌起义下灭亡。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成立，然而战乱未息。一九一六到一九二八年的军阀割据时期，表面上虽由中央政府统治，但有二十七个军阀所领导的派系竞逐权力，彼此合纵连横，直到一九二八年才由蒋介石和国民革命军扫荡军阀完成统一。不过，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仍在南方负隅顽抗，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而展开战略性撤退，在所谓的大长征下到中国北方山西省找到避难所，之后趁着日本侵华的抗日战争壮大声势，到一九四九年结束国共内战，将国民党赶至台湾，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共产中国出现
为何势力庞大的国民党会被共产党打败？主因之一是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当权时代的中国一片败坏，那是官僚暴行的腐败政权。据产权大师张五常教授的描述，在那段期间不断传出各种恐怖劣行：腐败的官员为了榨取人民拥有的黄金和白银，不断的印刷钞票，以致要以千万元的钞票才能买到一瓶汽水。没人愿意接受面值少于百万元的钞票，因为要携带数量庞大而面值少的钞票作交易，并不划算。在乡间，很多农民要以木薯为主食。为了易于下咽，人们就把它长期浸在水中。在城市，警察时常伙同扒手一起活动，若他的拍档失手被发现，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时常显示佩械，藉以吃霸王餐、看霸王戏。在上海，拉黄包车的车伕，据说就业后因谋生不易，平均只有四年的寿命。在广州，一个专门贩卖赃物的商场，起初只在午夜营业，后来竟在大白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广州岭南大学，一个政府官员的儿子要求教授在考试前泄题，当教授拒绝后，这个学生用枪将他杀死之后逍遥法外。
关于物价飙涨、通货膨胀的可怕，蒋经国在当时赴上海抓囤积哄抬物价的商人，并有当街枪毙的影片出现。就在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下予共产党可乘之机，在“农民翻身”口号带动下，以小搏大，将国民党打败，国民政府被迫在一九四九年迁往台湾，共产党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的中国大陆，是一个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战乱后无法无天的时期，是一个贪污到令人无法置信的时期，也是一个资本大量撤离中国的时期。所以，当共产党席卷中国大陆后，要改善它所承袭的烂摊子，是相对容易的。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短暂的八年，被称为“充满希望的时期”，在这八年中，经济有进展。
在二次大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至一九四八年止，张五常都在中国上学，当他在一九五七年再回中国探访时，发觉一般人的生活过得比较好些：粮食供应改善了，规律和秩序的重新恢复，咖啡店每日开门营业八小时，路边的食物摊贩在晚上继续营业，公园洁净，任何人都可随便进出“友谊商店”（贩卖中国大陆最优良产品的商店，这些产品在其他商店买不到，原本只开放给中国、港澳居民以外的外国人，藉以吸收外汇），轮购的人龙较短，价钱也较低。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较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经济生活虽好得多，事实上仍远不及香港、日本，较美国和加拿大相去更远。但对中国人民而言，却已是“好景”。共产党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当权时代的中国，形容为资本主义的典型例子，以致资本主义在中国被污名化，实际上那是“假的资本主义”（Pseudo-Capitalism），但此一认知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脑中几近生根。当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开始大跃进运动，将中国搞得成为人间炼狱之后，中国人还以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的“好年头”跟实施共产主义连接起来，认为“假若在八年间便得到那样的成绩，如果不是有大跃进的重大错误，谁能预料今天的中国生活水平会有多高？”他们回忆起“资本主义”失败得多么可怕，“共产主义”成功得多么迅速，于是相信“以一九五七年为起点，重新上路”。该段美好的生活之经验，也让中国人难以放弃共产主义，加深制度改革的困难。
大跃进运动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接着是一九六六年席卷中国动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二十年中，一切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彻底铲除，人民被迫学习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本身的学说。其间令人颤栗的事件，罄竹难书。张五常举出了几项：两位世界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因为被指控犯了发挥资本主义技巧的罪，被迫自杀；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或采用传统的名称来称呼当时公有化的东西，也招致牢狱之灾；医生和教授，被逐至农村拔野草；学校的物理课，包括了锄坑和养猪的粗活。文革期间，仅出版极少的非政治性书籍，而毛泽东的小红书，据说销量比《圣经》在历史上的经销量还多，能背诵几条毛语录或在社交场合里一开始便各自背诵一连串的政治口号，不只是明智策略，而且更是保命的一种方式。人民公社的实施，一穷二白的惨状难以用笔墨形容。
不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颠覆。不但孔子备受攻讦，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三反、五反和红卫兵的大肆破坏，大浩劫都不足以形容。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竟遭受如此的摧残蹂躏。一个以刻苦耐劳闻名的民族，一个聪明、热情、具有进取心的民族，竟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沦落到奄奄一息的地步。经过洗脑摧残之后的中国一般人民的态度，是由施行共产主义的制度促成的。在此种制度下，报酬不计工作的贡献，法律鼓励工人睡午觉，二十年来只印政治书籍，说了无心之失的话或表达新意见都可能招来横祸。
四、一九七八年底“放权让利”改革
眼看就要万劫不复，邓小平乃在一九七八年底进行“放权让利”的制度改革，但到一九七九年情况还依旧，张五常在那年到广州，在住的酒店里，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呎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一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小时，但半小时之后已没人工作，二十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集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
张五常在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特别举出两件事来说明闭关自守的后果。一是他带了一具价格便宜、能够显示时间与日期的小型日本计算机。无论大专学生或教员，都对其功能大感诧异，不相信外面世界甚至儿童玩具也能像那个计算机般先进；二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声称他知道有关送大陆学生到美国念书的手续，但他所提供的资料都与事实完全不符，而张教授更发现，即使在广州的高级官员，对签证与护照的分别也不清楚。他的结论是：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不管走哪条路，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其他国家标准来衡量，整个大陆也找不到几个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结果就出现一群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僚。也就是说，大陆在科技和知识资源上，彻底破产，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较外资外汇不足的问题严重得多。
不过，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和打倒四人帮后，大陆的钟摆开始有力地回摆。较自由的趋向毋庸置疑。旅客较容易前往大陆参观、移民出口也放宽，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年间，约有五千人到美国留学。大陆重开门户后，也迎接外国思想，自由经济的著作陆续翻成中文，只不过是，在每本译本的序言中，都有一段文字指出，这些都是应受抨击的著作，导言中也通常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应该看看资本主义的丑恶思想，才更能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之，在“放权让利”改革大旗下，开放铁幕不再封闭，但制度变革的实际工作却异常艰钜、困难，邓小平就声称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由“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说词，可知虽无明确的规划，但渐进改革开放应可确定。在检视放权让利、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之前，有必要先看制度改革的核心理论──产权。（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