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9月09日讯】
经济自由冲击政治自由
十九世纪初，英国在边沁（Bentham）等自由主义者的敦促下，从事大幅政治改革，伴随着迈向高度自由放任的经济改革，在经济安排发生这样变革后，一般民众的幸福水准确实有惊人的提升。然而，之后兴起一波反动浪潮，政府逐渐增加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这波集权主义的浪潮，在两次大战的推波助澜下，不只在英国，也在其他国家波涛汹涌起来，在民主国家，社会福利取代自由成为主旋律，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F. A. Hayek）等人看出该波反动浪潮对个人自由的潜在威胁，担心集中控制经济活动的趋势持续，将会走向“奴役之路”，他们强调经济自由是成就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
二战后的事态发展，在某些国家显示出计划实施的结果并非自由受限，而是经济改革反转，英国是个显例，转捩点是所谓的“雇用管制令”。尽管当时有很大疑虑，工党政府仍认为，若要执行该党的经济政策，还是必须颁布该法令，但若彻底强制执行，该法令等于是要集中分配个人的职业，这和个人自由的冲突非常大，以致该法令只在极少数个案获得执行，且在很短一段时间后就被废止，之后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明确地改弦更张，减弱对各种中央计划与方案的依赖，撤除许多管制措施，加强民间市场的功能，大多数民主国家，当时也发生类似的政策转变。
单凭历史证据，无法让人信服政治自由和经济安排有密切的关系。自由的主张发生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发展的同时，也许纯粹只是巧合。人类是不完美的生灵，关于社会组织，怎样防止“坏”人为恶的消极问题，和怎样使“好”人得以为善的问题，同样重要。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是怎样协调多数人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协调数百万人的经济活动，一种是中央集权指挥，需要使用强迫手段，这是军队和现代极权国家的做法。另一种是人们自愿合作，这是市场里的做法。
自愿合作取得协调之所以可能，有赖于交易双方都可获利，交易因此能达成协调，毋需强迫，自由私人企业交易经济或竞争性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在现代社会，引进了企业，作为个人的两种身份之间的媒介，亦即作为服务提供者的个人和作为物品购买者之间的媒介。若我们持续倚赖以物易物的交易，分业与分工的程度不会有很大的进展，因而货币被引进作为使交易更便捷的工具，同时使交易的购买和销售动作得以分成两个步骤。
尽管企业与货币在实际经济里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企业与货币衍生出许多复杂问题，达成协调的市场办法，其核心特征仍是：合作全然是个人的，而且是自愿的，只要（一）企业是属于私人的，所以订立交易契约的终极主体全是个人；（二）个人拥有有效的自由，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进行任何特定的交易，所以每笔交易都是自愿的。
如此笼统陈述这些条件很容易，要详细说明或要准确指明哪些体制安排最有助于维持它们存在，就困难多了。基本要件是维持社会治安，防止个人被他人暴力胁迫，以及执行自愿签订的契约，从而让“私人之间”契约具实际效力。除此基本要件外，最困难的一些问题也许源自独占—它抑制有效的自由，使个人没其他选择取代特定交易—以及源自“邻里效应”或外部效果—这是对第三者的影响，不可能收取费用或给予补偿。
只要有效的交易自由获得维持，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核心特征就是，在个人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上，市场阻止任何人干扰他人。消费者得到保护免于某个卖者的强迫，因为有他可以与其交易的其他卖者存在。卖者也可以得到保护免于某个消费者的强迫，因为他可以卖给其他消费者。受雇者得到保护免于某个雇主的强迫，因为他可以为其他雇主工作。而且市场这么做，完全不问个人的身份、地位、关系、好坏，也毋需中央集权指挥。
事实上，反对自由经济的一个主要理由，正是市场把这个工作做得太好，它给人们他们想要的，而不是某个特定团体认为他们应该要的。大部分反对市场的理由，背后隐藏着对自由本身缺乏信心。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不会消除我们对政府的需要，相反的，作为决定“游戏规则”的论坛，以及作为解释与执行既定规则的裁判，政府是必需的。市场的作用是大幅减少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的议题范围，从而极小化需要政府直接参与游戏的幅度。通过政治途径采取的作为，往往要求或执行很大程度的全体一致同意。相反的，市场的好处是允许广泛的多样性，每个人都能投票选他想要的领带颜色且得到它，他不用看多数派想要什么颜色，若他是少数派就得委曲自己。当我们说市场提供经济自由时，指的就是市场的这项特征，此项特征的意涵，远超过狭隘的经济范畴。政治自由的意义在于个人不受国人同胞的强迫。强迫的力量不论是握在帝王、独裁者、寡头独裁者，或一时的多数派手中，对自由都是根本的威胁。自由的保全，要求尽可能消除权力如此集中，以及分散任何不能被消除的权力，亦即要求有一套权力制衡的制度。藉由将组织经济活动的工作移出政府控制的范围，市场消除了政治当局的强迫力量，它使经济力得以制衡而非增强政治力。
经济权力能被广泛分散，没有什么定律迫使新经济权力中心的成长必须牺牲既有的权力中心，而政治权力则较难以分散。世上可能有为数众多的小型独立政府同时存在，但要在某一个大型政府里维持多个同等有力的小型政治中心，就远比某个经济里有许多个经济权力中心难得多。一个大型的经济里，可能有多个百万富翁，但一个国家里，真正杰出、汇聚国人能量与狂热的政治领袖，可能会有一个以上吗？若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加，各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可能被牺牲削弱。要被分配的政治权力，似乎有一个固定总量。如果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连结一起，权力的集中几乎不可避免。若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离，前者就能牵制或抵抗后者。
自由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个人有提倡与公开鼓吹根本改革社会结构的自由。人们能公开提倡与推动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政治自由的标志。同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政治自由，隐含着人们有提倡引进资本主义的自由。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提倡资本主义的自由怎样才能获保全呢？若要人们提倡什么，首先要让人们能够赚钱养家活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个大问题，因为所有工作都直接受政府机关控制。要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容许它的雇员提倡直接忤逆官方教条的政策，需要该政府确实做到自我克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让我们假定社会主义政府确实做到了自我克制，然而提倡资本主义若要有任何意义，提倡者必须能为他们的主张供应资金，以举办公听会、出版小册子文宣、购买电台电视台时段、发行报纸杂志等等。他们如何募得资金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能有些人有很高的收入，但这些人必然是政府高官。我们还可能想像有这么一位低层的社会主义政府官员，虽公开提倡资本主义，却仍保有工作，但，再怎么轻信的人，也很难想像会有社会主义政府的高官资助这些“颠覆”活动。
唯一筹措资金的办法也许是，向大量的低阶官员募集小额捐款，但要能做到，需先假定许多人已被洗脑了，但问题是，怎样启动和资助宣传活动去说服很多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激进的社会运动从来不是这样的获得资助的，只需说服少数几个有钱人，便可得到资金来启动任何理念的宣传，不管这理念有多怪异，而且这样的人或独立的赞助中心，为数还很多。事实上，甚至于毋需说服有大笔资金的人或金融机构相信被传播的理念正确妥当，只消说服他们相信这传播事业能在财务上成功。说服他们相信，所发行的报纸、杂志或书籍，或所举办的其他宣传事业，有利可图。
市场就这样打破恶性循环，终于可能让许多民众掏出小额款项，赞助这种宣传事业而毋需先说服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这种可能性，那里只有全能的政府。在自由市场社会里，有资金就够了。纸张的供应者将纸卖给任何一家报纸的意愿一样高；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光有资金是不够的，我们想像的那个资本主义提倡者，必须说服政府的某一工厂造纸卖给他，说服政府的某一印刷厂打印他的文宣小册子，说服政府的某个邮局把它们给民众，说服某个政府机关租给他某间会议厅，等等不一而足。
或许有某个办法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保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自由，这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是，要建立体制有效保全提出异议的可能性，确实有许多真实困难。在一向赞成社会主义但也支持自由的人士中，从来没有哪位真正面对过这个问题，或还算认真地着手详述在社会主义之下允许自由的一些制度安排。对照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促进政治自由，是毫无疑义的。二次大战前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个人遭遇是个显例，从一九三三年起到二战爆发，丘吉尔不被允许透过英国的无线电波发声，这电波是英国政府的独占权利，由英国广播公司管理。我们知道，丘吉尔是英国一个很有地位的公民，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前内阁阁员，一个拼命想尽办法企图说服他的国人同胞采取步骤防备纳粹德国威胁的人，他却不被允许透过无线电波向英国人民发声，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是政府独占事业，而丘吉尔的立场太有“争议性”。
美国麦卡锡主义事件
另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见诸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出刊的《时代》杂志。故事是这样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是好莱坞最大的名气造势活动，但两年前名气却遭殃。当某位罗伯‧李奇（Robert Rich）被宣布以《勇者》（The Brave One）获最佳编辑时，他未曾现身。罗伯‧李奇是个假名，掩饰某位被美国电影业怀疑为共产党员或同路人……而从一九四七年起被列入黑名单的剧作家；列入这份黑名单的剧作者为数约一百五十人。这事件特别令人难堪，因为美国电影学院向来禁止任何共产党员或第五修正案的申辩者角逐奥斯卡金像奖。上周，有关共产党的那条规则，以及关于李奇真实身份的谜底，突然都被改写了。
结果李奇的真身被认出是达尔顿‧特朗伯（Dalton Trumbo），《强尼上战场》（Johnny Got His Gun）的编导，最初拒绝在一九四七年国会所举行的听证会就电影业的共产主义风作证的十个剧作家，即所谓‘好莱坞十君子’（Hollywood Ten）之一。制片家法兰克‧金（Frank King）曾经顽强地坚持，罗伯‧李奇是‘西班牙一个留胡子的年轻人’。他现在改口说：“尽可能买最好的印刷本，是我们对我们的股东该负的一项责任。特朗伯带《勇者》的剧本来见我们，然后我们把它买下来”……
事实上，这是好莱坞黑名单的正式结束。对被禁的剧作家来说，非正式的结束早就发生。目前好莱坞制作中的电影至少有百分之十五的剧本，据传是黑名单上的剧作家写的。制片家法兰克‧金说：“好莱坞的幽灵，比林茵纪念公园（Forest Lawn）里的还多。在好莱坞，每家公司都采用黑名单上的剧作家的作品，每个人都知道这回事。我们只不过率先承认罢了。”
人们可以认为共产主义会摧毁我们的一切自由，可以竭尽所能坚定与强烈地反共，但同时也都认为，自由社会应当无法容忍某个人被阻止和其他人达成两愿且互利的安排，只因他相信或企图促进共产主义。他的自由包含他促进共产主义的自由。自由也包含他人不和他在那种情况下交易的自由。好莱坞的黑名单是一项破坏自由的非自由作为，因为它是一项共谋串通的安排，企图使用强迫手段阻止两愿交易。它之所以没产生作用，是因为市场使坚持黑名单的人付出昂贵的代价。商人重利，经营企业的人有尽可能赚钱的动机，保护了黑名单上的那些人的自由；因为商人重利，所以那些人有别的就业机会，而商人们也有雇用那些人的动机。
若好莱坞电影业是政府的企业，就很难相信“好莱坞十君子”或其他同类人找得到工作。同样也很难相信，强烈拥护自由主义与私人企业精神的人，乃至强烈拥护任何有异于现状之见解的人，能找得到工作。
关于市场在保全政治自由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美国在麦卡锡主义时的经验可作显例。撇开所涉及的实质问题不谈，也姑且不论所指控的罪名是否有事实根据，要问的是：有什么可以保护人们、特别是政府雇员，对抗不负责任的指控，免于忍受要如实回答就会违背良心的审讯探查？他们的根本保护，在于有个他们可以于其中工作谋生的民间市场经济。不过，这种保护不是绝对的，许多民间雇主，不管对错，不愿雇用那些被当众羞辱过的人。代价通常让提倡不受欢迎之主张的那些人承担固然没道理，但相比之下，代价让许多被牵连到的人承担也许真的更没道理。然而，这些代价却是有限的，不像当政府雇用是唯一的可能时，那样高得吓人。
有意思的是，在受牵连的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后来加入最竞争的经济部门，如小生意贸易、农业，那些市场是最接近理想的自由市场。买面包者不知道做面包的小麦是产自某个共产党或共和党或宪政主义者或是法西斯主义者，或是某个黑人或白人。此例说明了一个不问个人身份的市场，怎样隔开经济活动与政治见解，从而保护人们免于因为一些和他们的生产力无关的理由，而在经济活动上遭到歧视，不管那些理由是基于他们的政治见解或基于他们的肤色。
自由市场保护受歧视者
在像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社会里，在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保全与强化上，有最大利益输赢的群体，是那些最容易被多数族群怀疑与歧视的少数族群，如黑人、犹太人、外国移民等等。有够矛盾的是，自由市场的敌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不成比例的一大部分新血，却是一向来自这些少数族群。他们不但没看出市场的存在一直在保护他们免受多数美国同胞的伤害，反而误将残余的歧视归咎于市场。
弗利曼很清楚地道出自由经济或私产或市场经济在打破政府管制和歧视等等不自由、不公平环境的威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应是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前者是自由经济或经济自由体制下的写照，后者是政治自由或自由民主社会下之情况。由一九八０年代苏联、东欧共产倒向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中共经改放权让利可以印证前者，即使在政治独裁下开放经济管制，让市场自由运作，也能改善及增进人民的经济生活。
其实，弗利曼自己在一九七五年向智利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军政府推销自由经济，被皮诺契特采纳而由“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进行经改，在皮诺契特在位的十七年间，致力推动市场自由化政策，缔造了生气蓬勃的经济成长，让智利迅速跃升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国家。由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五年，每人平均实质所得增加一倍半以上，通货膨胀率由每年百分之五百降到百分之八，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六十六降为千分之十三，平均寿命由六十四岁上升到七十三岁。令人意外的是，皮诺契特将军接受人民的裁决，安排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进行总统大选，将政权交给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让智利恢复真正的政治自由，而皮诺契特下台后流亡海外。
智利的经验标示着：在军事高压统治下，是可进行经济自由化，当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升之后，就冲击政治民主化。台湾也是一个例子，在戒严高压统治的一九六０年代进行经济自由化之后，经济起飞成就经济奇迹，争取自由的社会运动就逐渐出现，经历野百合学生运动等等抗争活动后，于一九九六年进行总统直选，开启了民主政治的大门。
智利经改V.S.中共经改
弗利曼的理论在智利得到印证，即便让他在一九七六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受到抗议，且被批判成“为虎作伥”，帮凶狠极权者巩固权力，但他仍不计毁誉，坚持经济自由化的威力，且不计个人的利害还是很乐意向独裁专政的政府领导人推销自由经济理念，并助其转化为政策付诸实施。他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次“中国行”就与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谈两小时，推销自由经济。中国是在一九七八年底由邓小平发起放权让利经改，开小门允许乡镇企业自由，而一九八０年小幅度的自由市场出现，绝大部分都在食品方面，一九八八年弗利曼到访时，除了食品外，衣服及日常用品方面都出现了自由市场。在上海，有一家批发市场销售钮扣给生产成衣的小型私人企业。同样地，许多村庄的收入由全部仰仗农业，转变到大部分依赖当地小型制造业。知识分子也较为开放了，演讲会上讨论的范围较广。但是，人们愿意自由讲话的意愿还是不高，有位弗利曼一九八０年在上海认识，后来有联络的教授，一九八八年时不愿意到弗利曼下塌的旅馆房间碰面，因为他认为房间内有窃听器。
弗利曼一九八八年第二次中国行与当年的总书记赵紫阳对谈，长达两小时的两人谈话颇不寻常，因为赵紫阳见访客时间通常只有约半小时，而且会谈结束后，赵紫阳亲自送弗利曼出来并容许拍照，这是史无前例的。弗利曼觉得会谈本身很有意义，弗利曼一直相信，经济的概念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学来的，许多极聪明甚至受过训练的专业经济学家，虽然懂经济学，但无法体会其中奥秘。而有些没有受过什么经济学教育的人，反而对它很有概念，能得其精髓，赵紫阳给弗利曼的印象就属于后者。赵紫阳对经济情势、市场运作的了解在弗利曼看来是十分深入广泛，更重要的是，赵紫阳认为重大改革确有必要，并表示出对改变的开放态度。
赵紫阳先将他所看到的中国经济情势、面临的问题，以及他想要采取的解决办法，以条理分明、简单易懂的方式加以说明。他说的重要之处是：“本党十三次代表大会，确定我们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弗利曼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是由上到下组成的，而市场是由下面开始运作的，这两套系统不可能相提并论。国家可以控管到部分的经济及市场，但赵紫阳所说的组合是不可行的。”
弗利曼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以及五年后江接替赵紫阳，他们在北京再见到江时也听到类似的说法，但其中确有很大的差异。赵紫阳接下来的谈话，以及他回应弗利曼的话都显示出，他知道这两个机制在先天上是有矛盾存在的，而江泽民却没有这种认识，赵紫阳真正了解到开放市场的意义何在，江泽民则未必。
没有人能够否认赵紫阳是个共产党员，他也不是要以总书记的身份来颠覆共产党，他是真的相信妥善利用市场机能可以促进经济成长。增加共产党的权力及稳定，不只要让党细密的控制经济发展，而是要去促进人民的福祉及繁荣。弗利曼不同意赵紫阳的理念，但弗利曼绝不怀疑他的诚意。
弗利曼后来发现他们会谈之所以特别的部分原因，是赵紫阳陷入严重的困境中。赵紫阳是经改八年来解除价格管制最主要的拥护者，也对经济扩展方案给予热烈支持。当中国银行为了应付扩展，发行过多货币，因而导致通货膨胀后，赵紫阳受到指责并被严重批判在市场改革走过了头，其实市场改革是降低而非增加通膨压力。在该年夏天共党高层会议后，两大派系已然形成，一是以赵紫阳为首的加速改革派，一是以李鹏为首的停止或暂停改革派，谣传说赵紫阳已失势。
弗利曼和赵紫阳的会面，由于有《人民日报》人员出席，让赵紫阳有机会公开他的想法，还让外界知道他还在掌权。赵紫阳仔细准备会谈的开场白，主要不是为弗利曼，而是为了广大的中国民众，以及为即将召开讨论相同问题的高峰会议暖身。弗利曼觉得会谈最后的一些谈话听起来像是夜行人吹口哨，为自己壮胆而已：“我们的方向不会改变”、“香港的报纸……认为中国领导阶层发生分歧，事实并非如此。”
两人的会谈在中国和香港的报纸上吸引了很大注意。赵紫阳送弗利曼离开的照片被登出来。事情的真相一直到八个月后天安门事件才浮现出来，虽然该段期间，赵紫阳的权力已逐渐被移转到李鹏。事件爆发后，赵紫阳非常清楚不镇压会失去权力，但仍然拒绝对示威者给予强力镇压。当他和李鹏直接走出来在天安门广场和学生讲话时，很感性的说，将不会再见到大家了。听到赵紫阳最后讲话的弗利曼中国朋友，许多人当场掉下了眼泪。在领导阶层同意用武力镇压后，赵紫阳就被软禁在家，直到二００五年一月十七日去世。
中共领导阶层试图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归于赵紫阳将市场自由化以及使市场大幅开放的政策，弗利曼也常在报导上被引述为对赵紫阳有不良的影响。这对弗利曼没有影响，但在赵紫阳身边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中国两次政治民主契机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学生争民主自由的运动，其实是符合弗利曼的“经济自由先行”，接着会出现政治自由的理念，并冲击现有旧体制而出现抗争运动，终而走入自由民主体制。这在智利和台湾都成功实现了。如果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见抗议学生时，能够勇敢的站在学生这一边，共同呼求自由民主，在现场众多国际媒体的见证和报导及传播下，或许血腥镇压不幸事件就不会发生，而共产专制解体，民主体制就会出现，可惜事情不是这么发展，或许是赵紫阳受中共党文化沉浸太久，无法抛开“共党专政，由党中央主导”这种中心思想，此由上文引述弗利曼的论评可见端倪，也可由一九八八年，在场陪弗利曼与赵紫阳对谈的张五常教授之评述得到印证。
张五常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发表的〈大同小异——评赵紫阳与佛利民（弗利曼）的历史性会谈〉文中，将两人的言论水准评为大同小异，而赵紫阳只中学毕业，弗利曼是名满全球的大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说赵紫阳不但懂经济，而且有深度。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赵紫阳与佛利民（弗利曼）的对话〉一文中，透露出弗利曼夫妇见过赵紫阳之后返美，就联名写了一封他们十多年来没有写过的“圣诞信”，寄给亲友。那封信很长，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中国之行。信中对赵紫阳的评述是这样的：“对这个带领中国走向较多地依靠市场运作的人，及其智慧，我们有极为良好的印象。他对经济问题有很深入的认识，而且有决心扩大市场的范围，愿意试验与学习，虚心地聆听他人的建议和意见，而此同时，他又要维护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话，这是很妙的技巧了。”这已非常明确的认为，在维护共党最高权力下是不可能再进一步开放，而以该圣诞信作为历史档案“存证”。
事实的演变印证弗利曼的先见之明，赵紫阳被削权、软禁，所谓渐进式且以维护共党最高权力的经改路线仍被执行，矛盾于焉产生，于是张五常担心的“体制性贪腐”及“后发劣势”局面赤裸裸出现，着实令人遗憾！“六四学生运动”其实是实现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个转捩契机，可惜赵紫阳迷信“（共党）体制内改革”，不敢像两年之后俄罗斯的叶尔钦一样站在示威学生这一边“登高一呼”让解放军炮口转向，却让坦克辗压学生，自己也从此被软禁至死，而中国的民主化终究功亏一篑！
“六四事件”血腥镇压激起全球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中国经济乃陷入困境，下岗失业激增。由于两种因素的作用，让中国经济在一九九三年弗利曼第三次造访中国时，已感受到蓬勃发展，一是台商大举西进，填补了资本的空缺，二是一九九二年法轮功开始在中国洪传，其以“真善忍”要求修习者凡事找自己、不怨天尤人、教人做好人、把“吃苦当成乐”，让大量下岗失业者能平和过日。而短期间近一亿人学习，让失业没成为问题，而勤劳不计较得失的工作心态，不但让社会安定，生产力也提升。但到一九九九年由于法轮功传布太快太广，引发其他气功门派的反弹打压，法轮功学员遭到莫明的欺压、抓捕，学员们乃向公安部门反映并作澄清，终而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法轮功学员“上访”中南海。这批学员由中国各地自发前来，所用的请愿方式异于一般，他们以宁静祥和的心态，以及对政府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展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规模的，为了“人权”的请愿活动。
队伍虽然很长，但很安静，非常祥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请愿代表，合理回应了申诉。二十分钟内，法轮功学员们就秩序井然的解散回家，现场且清理干净，没有留下一张纸屑，连公安的烟蒂都清理干净。这种神奇的事让当时在场的国际媒体如CNN等均指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群众事件后，中国第一次的大规模群众请愿活动，并一致肯定这场和平的上访活动，且对中国的民主寄予厚望。许多外国政府领导人和观察家们都认为此一事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诉和政府回应的良好模式。可是，往后的发展却令人诧异且深深痛惜和遗憾，因为事件被反转抹黑为“上万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
中共在江泽民一声令下，于该年七月二十日展开铺天盖地的“血腥镇压法轮功”，其残酷程度千百倍于六四事件。原本夸下海口以为倾举国资源，在三个月内就可消灭法轮功，没想到迄二０一八年，二十年来法轮功不但传遍全世界，而且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也挺了过来，学员们靠着一股不惧怕流氓手段，也不屈服于邪恶的正信正念力量，心存善念向世人讲清真相，使得中共的欺骗与谎言逐一被揭穿、败露，更激发一波波退出共产党的浪潮。
“六四事件”和“四二五中南海上访”两个事件都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契机”。第一次的民主契机就在赵紫阳抛不开共产党桎梏下稍纵即逝，换来的是一片腥风血雨。第二次则在一小撮人的“私念、嫉妒、贪心”的一念之间风云变色，“第二次的民主化契机”，又被硬生生的扼杀。中国经济在政府驱动型投资促成的世纪大泡沫下濒临崩溃，千禧年起中国经济崩溃、甚至是“中国即将崩溃”就传了开来，中共极权专制的瓦解可说在旦夕之间。如果自由世界人士不受中共威逼利诱，反而能大力声援中国人的反共争自由、人权，中国“民主”应可期待的。智利和台湾已经走在前头了，也印证了弗利曼的理论，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毕竟中国人民已觉醒了啊！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共的经济改革在共产党掌控之下开放市场、实施所谓的市场经济，是中共声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党国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在此种制度下的经济成长或经济发展是如何呢？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