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唐朝的外国留学生如何学习和生活

作者:刘晓

《东征传绘卷》描绘的日本遣唐使乘船赴唐的景象(PHGCOM/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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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华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百花齐开、大放异彩的全盛时期。她的温文有礼、文化鼎盛和威力远达,与当时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致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一路遥遥领先。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缔造的“贞观之治”,使整个社会真正走入了一个祥和、礼让、安定、富足的歌舞升平时期。

这盛唐气象也远播海外。当时,宇内诸国莫不知有唐,所以后来“唐”遂成了中国的同义语。时至今日,外国人犹呼华人为“唐人”,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唐人街”、所穿服装为“唐装”。

来到长安的外国人

彼时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西域各国和唐朝的往来,必须经过长安;东亚、南亚各国经陆路与西域交往,也必经过长安,自然各国使节也是常来常往。

美国学者Schafer在其所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还说,长安城里的外来居民的数量相当大,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也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

唐朝阎立本《职贡图》,画中所绘是唐太宗时,爪哇国东南有婆利国、罗刹二国前来朝贡,途中又与林邑国结队,于贞观五年抵达长安,画中显见“异方献宝,万方来朝。”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而作为唐朝邻居的朝鲜和日本,与唐王朝的交往更为密切。为了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文化,两国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日本至少二十次派出了主要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遣唐使”。“留学生”一词就是当时由日本遣唐使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些留学生,气度胸襟非凡的唐王朝不仅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还对其中一些优秀者授予官职。

据《资治通鉴》记载,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开始,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并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圣堂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后来,由于人数众多,龙朔二年(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置国子监,称为“东监”。

为外国人特设的“宾贡进士”

国子监大部分学馆的修业年限为九年,九年后学生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是学生们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一种模拟考试,监司从考试合格者中挑选出两三百人推荐到尚书省,与乡贡一同接受礼部考试。而顺利毕业的留学生则可参加特设的科举考试,及第者也可以在唐为官。

唐朝时,外国人若考中进士一般被称为“宾贡进士”。“宾贡”的含义主要有三个,一为宾服纳贡,指大唐周边国家和地区归顺纳贡;二为宾礼贡士,指古代地方向朝廷推举人才时,待以宾礼,贡于京师;三为“宾贡进士”,特指由外邦推举而来的人才应举及第者。

关于“宾贡进士”,其与“乡贡进士”、“国子进士”皆为进士科举子之一员,不过彰显的是对外国人的优待。

比如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中说:“唐代科举取士,登第者光宠殊异。外国学生之留唐习业者,自亦羡慕而愿就试,然其学艺程度究竟远逊于华人,故唐政府特设宾贡科以待之。”

再如台湾谢海平先生在《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中也认为:唐中叶以后,蕃胡留学中国,参与贡举者甚众,因又有宾贡科之设。宾贡之制,异于一般科目,其特色为“各自别试,附于榜尾”,盖以蕃胡之国学修养不及唐人,故命题、阅卷、发榜均不得与唐人同列也。

意思就是因为外国留学生的国学修养不如唐人,所以在命题、阅卷、发榜方面有所区别,就是降低了录取标准,以示优待。

新罗“宾贡进士”代表人物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鼎立局面,他们都遣使和唐朝往来。新罗于675年(上元二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人中的“宾贡进士”,或为本国直接选派,或为先入华留学,入华留学者多学习国学。

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代新罗王作》中说:臣伏曙《太宗文武皇帝实录》,贞观元年(627年),宴群臣,奏罢阵乐之曲,上谓侍臣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寻建学舍数百间,聚四方生徒。无何诸蕃慕善,酋长请遣子弟受业,许之……学其四术,限以十冬。虽惭入洛之贤,不减浴沂之数……也就是说,新罗留学生在唐朝学习的时间是十年,入学者分在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的国子监中,而且是有学籍登记者。

崔致远还提到,新罗政府向留学生提供“买书金”,而“读书粮”及“冬春时服”则由唐朝廷供给,为使他们专心向学。

目前可考的来自新罗的“宾贡进士”有金可纪、崔致远等。其中关于金可纪的故事在中国的《续仙传》中可见。

金可纪被视为韩国道教的“祖师爷”,《续仙传》记载,他在唐开成、会昌、大中年间(即公元9世纪中叶)留学长安,后为“宾贡进士”,但没有做官,而是隐居在终南山修道,道家仙人钟离权为其师父。公元858年他羽化成仙。根据描述,在仙乐声中,云鹤飞舞,随后仙车飞到金可纪的身前,他登上车驾着彩云冉冉升空而去。前来观看的官员和百姓数不胜数。其仙逝后,有好道者将他的传记与杜甫的诗作一起刻写在巨石之上,成为珍贵的摩崖石刻。

此外,朝鲜的《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崔致远传》记载,崔致远年少时就精敏好学,12岁时随使节坐船入唐求学。临行前,他的父亲对他说:“十年不及第,就不是我的儿子,行矣勉哉!”崔致远到长安国子监后,勤奋好学,努力不辍,六年后,即在18岁时便“一举及第”,中了进士。

新罗遣唐使崔致远(公有领域)

作为“宾贡进士”中的出类拔萃者,崔致远受到了中国文人的礼遇。《崔致远传》中提到,崔与江东诗人罗隐相知,罗隐自负才高,不轻易将诗作给他人看,但却曾给崔致远展示其所作的诗歌。崔还与同年中进士的顾云交好,在崔回国时,顾云以诗送别。诗中写道:“我闻海上三金鳌,金鳌头戴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宫贝阙黄金殿。山之下兮,千里万里之洪涛。傍边一点鸡林碧,鳌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这表明崔致远的诗歌相当不错,感动时人,其后成为新罗的“东方文学之祖”也就不奇怪了。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还记载,景文王九年(869年)“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也是新罗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证明。

另据《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有姓名可考的考中“宾贡进士”的新罗人至少有23人。

日本“宾贡进士”代表人物

为了学习中国先进文化,日本政府定期派遣唐使到长安,但因为遣唐使是外交使节,不能在唐停留时间过长,所以日本政府从第二次遣唐使团开始,每次会同时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一些是贵族子弟,前者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后者研习佛教教义。如新罗留学生一样,唐政府对日本留学生给予优待,补助日常生活费用,四季发放被服,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一流机构读书。据王谠《唐语林》记载,“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在这些留学生中,最为有名的是第九次随遣唐使团来到长安的阿倍仲麻吕。他19岁被选为留唐学生,十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规定的学业,并考取“宾贡进士”,得到吏部奖掖,授校书郎,他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学习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第一人。此后,他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

葛饰北斋所绘《百人一首》描绘阿倍仲麻吕明州望月。(公有领域)

史载,阿倍仲麻吕诗文俱佳,深得唐玄宗赏识,并赐其中文名字为“晁衡”,他还与著名诗人王维、李白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天宝年间李白入长安为官,两人由此结识,阿倍仲麻吕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动。而储光羲对他也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赠,储光羲的诗名在当时也因阿倍仲麻吕而远播于东瀛,并被供奉于日本京都的诗仙祠中。

在唐为官近二十年后,阿倍仲麻吕上书唐玄宗请求回国。唐玄宗爱才,不准其归。当他在唐为官三十六年、已经55岁时,他再次上表请归。唐玄宗准其回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将其官职升为从三品。日本《延历僧录》还收录了唐玄宗的赠别御诗:“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今朝。念余怀义远,矜尔思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阿倍仲麻吕启程回国时,众多友人都来送行。在归途中,他所在的船只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又从安南辗转回到长安。766年,唐代宗任命他为安南节度使,正三品。770年,阿倍仲麻吕死于长安,享年73岁。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赠他为正二品。

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

自唐代开始,五代、宋、元、明各朝都有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参加科举,唐朝的“宾贡进士”有来自新罗、日本、渤海、大食、波斯等不同地域者。唐朝的诗歌,也多有与外国人士交往的文字,若论情感之真、评价之高、投赠之多,无逾于新罗者。这与新罗文化发达、学子水平超越其他国家是密切相关的。

根据史书记载,有许多新罗学生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归国后积极传播大唐文化。新罗的法律、科举、科技、佛教、学校等都深深地受到唐朝的影响,基本是仿照唐朝建制的。可以说,那时候的新罗是唐朝的一个微型翻版。

而7世纪到8世纪的日本,也可以说是唐朝的另一个微型翻版。当时的日本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长安。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日本派来的大量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后,将唐文化与典章制度带回了日本,推动日本向中华文明学习,走向新的发展。这也是为何今人可以在日本发现诸多唐朝的遗迹。比如今天的日本京都,建筑式样几乎与唐长安城一样,也有“朱雀大街”和“东市”、“西市”。

无疑,唐朝乃至后世朝代的留学生在回国后,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资料:
1. 《旧唐书》。
2. 《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
3. 《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

责任编辑:李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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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保证遣唐使达到既定的目地,展现日本的风貌,日本对使臣和留学生等都进行严格的选拔。如留学生要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知书达理,多才多艺,汉学造诣深厚,既能为本国增光,又能回国后学以致用,当选的多为著名的学者和文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遣唐使在唐人心目中形象非常好,于“所朝诸藩中最盛”。
  • 当历史走入大唐王朝时,唐朝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与当时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致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一路遥遥领先。特别是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缔造的“贞观之治”,如一轮皓月照亮人类历史的整个夜空。她在文化、经济、政治、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各个方,都远远超越以往的所有时代。其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从法制严密、机构完备到官制规范都令人叹服。唐朝还开创了官修正史的先河,由朝廷设专职史官,负责撰修前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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