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我们在小学，都有过如此的经验，被老师问到将来的梦想是什么。
记得当时班上的同学，大多抢着要当科学家、工程师或老师。因为老师说，志向要远大才叫梦想。
有个女生说要当奶妈，结果惹来全班哄堂大笑，我隐约感觉笑声里的鄙夷，后来这女生的绰号就叫奶妈。
老师问到我时，我嗫嚅不知所措，我喜欢作文，但不知作文是否远大？能算是梦想吗？那时小学四年级的我，没听过“作家”这两个字，也不知道作家算不算是个职业。
但是喜欢写作这件事，慢慢就在我心中滋长。
初中(国中)二年级，国文课本读到了李清照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唉呀！这位古代的女词人，不但写出了绝世的孤独况味，简直抚平我小小心魂深处的寂寞黑洞，让我理解，“愁”竟可以如此精确且细致的被描绘出来。原来，文字可以美化也可以抒发。
那阵子，感觉为赋新愁的思绪也跟着漫漫高涨。清朝张心斋《幽梦影》里提到：“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当时年少的我，缝中寻诗，好像得到了那么一点况味，就自以为和文学接近，自命不凡起来。
初二这一年，我整天都在写诗作词，摇头晃脑对仗押韵。我的前座是位白皙秀气的张姓同学，每写一首押韵的古诗，我就传给前面的张同学，有趣的是，她也不遑多让，不消半节课，她在我传去的纸条背面，也填了她的新作，反手从背后递过来。
就这样你来我往，我们好像伯乐遇到千里马，彼此欣赏彼此鼓励。只可惜毕业后，我们各分东西，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同学。但是那分切磋的快乐，是我文学梦的开端，让我渐渐体会到，文章是案头的山水，是有字句的锦绣，我在山水锦绣中优游。
也是这一年，我写了生平的第一篇小说三千字，交给我的国文老师，请他给我讲评。
从此，我每次上国文课都认真的盯着老师看，明示暗示我的期待，但是老师专心讲课，并未有任何反应。就这样一星期过了，两星期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也过了。
快到期末时，我终于按捺不住，下课时直接拦截老师，问我的小说写得如何。老师愣了一下说：“小说？什么小说？”
原来，老师根本已忘了我写的那篇小说，更不用说小说的去向了。记得，当时我红了眼眶，只差没掉出泪来。
唐人说：“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我虽没胡须可捻，却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写出来的。那是一个电脑与影印机，都尚未问世的年代。写稿必须一个字一个字，用原子笔写出来，涂涂改改之后，再规规矩矩誊写到六百字的稿纸上。写错了没有立可白覆盖，得小心翼翼使用橡皮擦，否则力道太猛，稿纸被擦破，作品也就破了相，这就是我小说处女作下落不明的故事。至于是什么内容，其实我早已忘了，不能忘的是当初的热情。
好在不久张秀亚的《牧羊女》把我从失望中拯救出来，第一次接触这本散文，即被作者清丽脱俗的文词所吸引，唯美浪漫如诗如梦的散文，幻化出比诗更美的意境，令我沉溺。
接着从她的《北窗下》走过，书里的文字纷纷飘落，一片秋怀，万顷晴光，开启我年少懵懂的心智。原来，散文既有如远树烟云般渺茫，也有如空山雪月般的苍凉。
接下来几年的求学生涯，因家庭变故，写作成了我精神的寄托。都说艰苦是创作的动力，这话好像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深刻所以要记录。自此，主编学校校刊变成我的专利，投稿中部的《台湾新生报》副刊，变成我零用与买书的主要经济来源。
那时自以为文青，喜欢逛书店，某天在中正书局看到《西洋文学欣赏》，作者钟肇政。随手翻开书页，读到作者开了长长的一串陌生的书单，有如棒喝，忽觉自己像井底之蛙。
犹记得书中的一句话：“光是接触正确的文学，就已经是文学教养的伟大要素。”
这一句话，如今变成我鼓励学生找经典阅读的启发。
十七岁那一年，侥幸获得大专院校的小说创作奖，那是我第一次得奖，奖金八百元，对我而言是一笔大数目，我该怎么用它呢？
和姊姊商量，她说当务之急，我要有一件冬天的外套保暖，学校的外套太单薄了。于是，她带我去做了一件黄褐色的毛呢外套，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梦想换来的礼物。
穿在身上，我有些感动。原来现实和梦想是可以结合的，只要努力；原来所有的梦想都不远大，它就藏在咫尺且踏实的脚底下。这件外套后来越洗越小，最后送人了。
几年后我到德国，在一家商场，看到了一件类似的外套，分外亲切，忍痛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把它买下来。当时的留学生活相当拮据，为了生计，我几乎放弃写作。买回家那天，我穿着它照镜子，意识到生命中的某种东西，又悄然回到我身上了。那天夜里，我重拾笔墨才发现，自己是如何想念写作的日子。
经过了这么多年，生活再怎么起伏兴落，我心中始终熨贴着一个十四岁女孩热切的眼神，还有她的梦，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节录自《细姨街的杂货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余心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