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1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高杉编译报导）致力于中国和东亚政治经济研究的彼得·张（Peter Zhang）日前在英文大纪元（The Epoch Times）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中共政府正在扩大对人质外交的使用等问题。以下是彼得·张所发表文章的翻译稿。
随着中共政府针对加拿大逮捕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展开报复行动，中共政府对人质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西方外交官。
该行为明确显示了中共的党治国家正在扩大其劫持人质的范围，从中国异见人士到海外华人，再到来自西方国家的非中国公民。
自从孟晚舟因为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而在温哥华被拘留以来，北京拘留了两名加拿大白人，其中一人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
这一事态的发展标志着中共政府以往的人质政策发生了急剧转变。此前，当中共政府希望利用人质来达到自己的目地时，主要针对的是华裔加拿大公民。
根据《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的文章《被遗忘的在中国被拘留的加拿大人》中透露，目前大约有200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中共）警方拘留或被判刑和监禁。
虽然这些案件大多都不是政治案件，但这些加拿大公民受到了中共司法系统的监禁。中共司法系统的司法裁决与西方法院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里的虐待和折磨司空见惯，监狱里的生活也异常严酷。
中共特色的人质外交
人质外交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把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政府一直将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期从西方国家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
1997年，中共释放了备受瞩目的异见人士王丹，1998年释放了魏京生，表面上是出于“医疗健康原因”，但实际上，这些姿态是秘密谈判达成的协议，目的是让美国放弃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一项谴责中共的决议。
王丹和魏京生都是因为民主活动而被判长期服刑的中国公民。当时，西方领导人正积极推行所谓的与北京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希望通过建设性接触逐渐将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转变为一个法治的公民社会。
而随着北京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共开始进一步拘捕、监禁在中国出生的归化美国公民。
2003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一篇题目为“妻子为在中国被监禁的丈夫而战”（Wife fighting for Husband stolen In China）的文章中透露，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查尔斯·李（Charles Lee）博士因试图提高公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认识而被监禁。
查尔斯·李在中国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了医学教育。1994年，李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神经科学硕士学位。1995年，他在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进行研究工作，并通过了美国医学委员会的考试。
在接受《自由图书馆》（Free Library）的采访时，李谈到了中共对他的监禁：“他们连续92个小时不让我睡觉。他们连续16天强迫我从早到晚在囚犯面前罚站。”
李还透露：“他们强迫我在2003年底做奴工，为出口美国制造鞋子、圣诞灯和其它东西。这些鞋用的是含有苯的工业胶水。它毒性很强，刺激性很强。工作时我会感到呼吸急促，还有点头痛。”
2018年11月25日，《纽约时报》报导透露，为了抓捕逃亡的银行官员刘长明，北京方面禁止他的两个孩子维克托（Victor Liu）和辛西娅（Cynthia Liu）离开中国。
国际反应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SOAS）中国研究所（China Institute）所长曾锐生（Steve Tsang）教授对该问题写道：“‘人质外交’在国际社会是令人反感的，任何国家实施这种做法都将严重损害其作为国际伙伴的声誉、国际形象和信誉。”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在《华盛顿邮报》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你不能随便逮捕无辜的人，并把他们当作人质。这是一个凶残国家的标志，而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做法。如果拘留两名加拿大人是可以被接受的回应，那么再拘捕20名或200名又如何？”
在《纽约时报》社论文章《中国的加拿大人质》（China’s Canadian Hostages）中，《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质问道：“（北京方面）在国际贸易和外交争端中使用人质是否已成为一个很不好的新常态？”
尽管有来自加拿大、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和抗议，北京方面并没有让步。据报导，美国和加拿大都正在考虑对计划访问中国的个人发出旅行警告。
一些长期关注中共的观察家认为，如果莫斯科毫无根据地劫持了这么多西方人质，西方主流媒体和政客们会发疯的。那有人可能会问，是什么让北京如此与众不同？
国家恐怖主义
如果西方国家现在正在悄悄地与北京接触，以期获得对方释放他们的公民或人质，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是在与恐怖组织谈判吗？
这些努力似乎与就中东的人质绑架问题与恐怖分子之间的谈判没有什么不同。毕竟，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着不与恐怖分子就人质问题谈判的政策。
克拉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论点：“把这种行为称为是劫持人质而不是常规的刑事调查是一项严重指控。在这里，这种指控是合理的。
“定义是否为劫持人质的关键因素是劫持者必须告诉你人质被劫持，他的要求是什么。否则，就没有了劫持人质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和半官方的中国消息来源都已经很明确地确认了这一点。中国（中共）驻加拿大大使不仅承认了这一点，他还在《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一篇专栏文章中宣布了这一点，称那些反对拘留康明凯（Kovrig）的人应该反思加拿大的行动。
“显然，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两者之间没有联系，那些反对康明凯被劫持为人质的人士就不应该对加拿大的行为进行反思了，就像他们不应该对毫不相关的沙特阿拉伯等国的行为进行反思一样。”
尽管孟晚舟在加拿大依法享有正当司法程序，但在中共手中的，包括被剥夺了聘请律师以及会见家人权利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在内的外国人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最重要的是，孟晚舟被指控犯有一些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而在中国的外国人质大多是无辜的。
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 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将北京劫持人质行为视为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多年来，国际社会对共产主义中国虐待本国公民的关切可能源自人权法的普遍管辖权，以及中国所加入的国际条约。
随着北京不再满足于仅仅利用持不同政见的本国公民进行人质外交，西方民主国家开始担心他们国家的公民也会更多地被这个党治国家劫持为人质。
国际社会的其它国家应该明确地将北京的行为称之为人质外交，而北京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应该得到严肃对待。国际社会应该团结一致，明确谴责这种不法行为，不要让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成为常态，并左右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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