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0月11日讯】今年早些时候，我和内人游台湾。第一站自然是台北，数日内环岛转了一圈后，再度返回台北。在台北的自由行仅一天。那日天气晴好，宾馆早餐后，进地铁直奔台湾大学，先到傅斯年墓地作默默拜祭，之后在师大路附近的殷海光故居门前，作短暂停留，接着便到云和街梁实秋那幢日式庭院故居。不久，内人的表妹来电，于是应约匆匆赶到台北市政府，一同在那里用午餐。
午餐后造访中正纪念堂与国父纪念馆，接着赶到神往已久的诚品书店。只要一入诚品书店，感觉时间流逝加快。因次日必须随大巴前往桃园机场，原打算赴阳明山的计划，转眼竟城泡影。几年来每次出游，兴奋之余总会留下些许失望。这次未能到阳明山林语堂故居一览，成了台湾之行挥之不去的遗憾。文革前读书，林语堂、梁实秋的名字早已熟知，但在大陆，这二位仅作为“反动文人”供人们谩骂、批判。1949年之后大陆作家的散文，大概很难与他们比肩。“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名家中，鲁迅大名不能忽略。文革时期所有新华书店内，书架上除毛泽东的“宝书”外，《鲁迅全集》雄据第二。我在中学读书时，鲁迅的大作读过几篇，知道老先生属“痛打入落水狗的战士”，其实是胸襟略显狭隘，字里行间火气不小。“五四”后的名家中，林语堂与梁实秋，当然还有周作人的文章，我们这一代学生连一个字都未见。周作人不用说，因为是钦点文化汉奸，可发表一些回忆鲁迅的文字。
文革后的1980年代末，林、梁差不多同时获平反。其实“平反”二字也不准确。“反动文人”的帽子，从官方到学校虽早已“公认”，但从未见红头文件正式宣布。况且林、梁二位先后早已离开大陆，大陆也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将“反动文人”的帽子，正式戴在他们的头上。故除了文章和书在大陆完全遭禁之外，他们几乎未遭受太大伤害。当然也没人料到，林、梁各种版本的散文集，1980年代末起，竟又在大陆各出版社纷纷出版。由此推论，“反动文人”的帽子也已不翼而飞，故称“平反”大概也不算离谱。不过大学文学专业的师生，著述中也许难免沿用“右翼文人”一词强加于林、梁二位。我年轻时读书与经院文学无缘，也不受经院文学的规则约束，对“右翼文人”的说法颇不以为然。林、梁二位当年对民国政府的指责批评，丝毫不含糊。
所谓“右翼文人”，完全出于左翼文艺家妄自尊大的心理。左翼文人们大多有“学而优则仕”的雄心，这一点林语堂早已看透，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林的判断。林语堂与梁实秋在仕途上毫无钻营的欲望。在我看，二人俱属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文学家。
似乎没人将林与梁的名字并立一起，除了我之外。我将林的名字置于梁之前，绝非含文字高低的判断在内，而是因为林年长于梁8岁。林1895年生于福建龙溪（漳州）的牧师家庭，梁1903年生于北京一中产之家。二位同为散文圣手而风格不同，试图比较他们的文字高下，无疑是愚蠢的。周作人的文字虽淡雅冲和、令人叹服，但文中散发的士大夫情结于我有距离感。真正使我感觉亲切如沐清风者，是林、梁二位的文章。
林、梁都曾在清华园内留下过足迹。梁在清华前后共8年，其中1916年适逢林从圣约翰大学毕业，随即到清华当英文教师。梁在文章内，数次提到从北大毕业后在清华教务处当职员的余上沅，但未提到林。林在文章中亦从未提过梁，好像根本不知世上有梁实秋。据我所知，此后梁在文章中也仅有一次提到过林，而且也只是偶然。
1919年林语堂赴美留学，其间在哈佛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4年后梁实秋也在哈佛受业于白璧德门下。白璧德是享有盛誉的新人文主义学者，他的学生中还有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人。梁实秋服膺白璧德学说，林语堂则转向叔本华。不久林又游学欧洲，于1923年回国，次年加盟鲁迅的《语丝》，文字生涯差不多由此开始。1927年林离开北平，不久迁往上海，寓居愚园路近江苏路的花园洋房。
通观林语堂的文字风貌，除散文小品外，兼涉小说、传记与译作。其散文谈教育、谈文化、谈读书与买书、谈西装与中装、谈女人、谈吸烟与戒烟、谈交友、谈椅、谈睡眠的床……。林下笔挥洒自如、轻松舒展，既清新活泼，又辛辣讽刺。鲁迅看不惯他“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品质，不仅文字上绝不让步，甚至在郁达夫寓所红着脖子与林当面争吵，吓得王映霞在慌乱中奋力劝解：“周先生请不要生气了！”王映霞是令郁达夫倾倒的美艳娇妻，那时与达夫住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弄堂内。林语堂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笔调，更是遭到左翼文艺家们的围攻。《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陈望道，就公开攻击林“是为反动派服务的”。
这实在是“无独有偶”。1927年当林语堂在为《语丝》勤奋笔耕的时候，梁实秋回国到上海，被胡适、徐志摩拉入《新月》。新月书店起初在马当路，后迁往四马路（今福州路）。同年，梁在《复旦旬报》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遭鲁迅驳斥，从此与这位左翼旗手的笔战拉开序幕，继而笔战范围扩展到翻译乃至文学的阶级性等。“丧家的”“资本家的泛走狗”这一影响深远的骂名，正是鲁迅所赐。与林语堂一样，梁实秋也是孤身奋战，而左翼文艺家联盟正在谋划中。梁在上海笔战三年，接着赴青岛大学执教四年，其后携全家回北平。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全家流离颠沛，辗转终抵于重庆北碚。在重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大放异彩，一时洛阳纸贵。
梁实秋的散文选材不拘，寻常琐事、家长里短，皆可成文。诸如饮酒、品茶吸烟、听戏、麻将、请客、小吃、睡觉、下棋、打鼾、女人、男人、中年……凡能下笔，无所不写。梁文字里行间，流露出读书人悠然闲逸的气息，于诙谐情趣中，显出有节制的嘲弄，又不失亲切温良的名士风。我到中年后，才有幸读梁的散文小品。每当一册在手，难免“相见恨晚”的感叹。林语堂与梁实秋，两位同属自由主义文人，林的文字笔墨纵横，洒脱不羁；梁则俯察古今，左右逢源。若必欲分辨他们的风格，其实风格即其人——我的谬见是：林语堂近于李白，而梁实秋近乎杜甫。
1945年日寇投降，梁终于带着全家回到思念已久的北平。想不到4年后又无奈匆匆离开北平，南渡到台湾，而且这竟是一次永久诀别。台北云和街那幢日式寓所，离师大路很近，也是梁实秋自离别清华后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这与林语堂不同。芦沟桥事变的那一年，林应美藉女作家赛珍珠之邀，举家赴美，40年后的1966年回台北定居。
林语堂故居位于阳明山半山腰，由他自己实践的中西合璧的设计原则，与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自我写照相符。1976年，林语堂因病作古。11年后，梁实秋也驾鹤西去。近10年的时间内，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为文化界所仰望，而他们之间，竟仿佛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其中原委，我无法探知，留给后人的大概也是答案难求的悬念。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却在不期然而然中，避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与腥风血雨的凄惨下场，远离了彻底丧失尊严的下跪、批斗、游街、羞辱、鞭挞与贱踏……。
反观当年围攻林语堂与梁实秋的左翼文艺家们，自“胡风集团”遭受残酷打击开始，多少人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巨浪袭来，他们已是齐刷刷地整体跪下听候发落。直至1966年文革，当年的左翼文艺家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牛鬼蛇神”，没人能躲过比死亡更惨的劫难。不知他们在牛棚中或自杀前，是否会想起曾遭他们口诛笔伐的“反动文人”——林语堂与梁实秋——各自在台北所享有的安然与宁静。
不知何日重游台北。到那时上阳明山，访林语堂故居，也算了却一个心愿。
责任编辑：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