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0月13日讯】1959年是中国四年特大饥荒饿死7千5百万至1亿2千5百万农村人口的第一年（估算方法请见前文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24/n11543039.htm）。从上一年，即1958年下半年开始，云南省、江苏省北部农村缺粮饿死人的消息就上了供中共高层看的内部期刊。还有各省的党委、政府的相关部门，给中央或者国务院报告本省缺粮的严重情况的文件也上达毛泽东的案头。如毛泽东于1958年11月25日就在云南省委于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上作批示：“……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1959年年初，全国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陆续断粮停伙。特别是山东济宁专区百万人逃荒，大公路两旁的榆树皮都被饥民们剥光了。省委书记谭启龙（省委第二把手）就此给中共中央报告。还有全国23个省（不计自治区和直辖市）中的15个省给中央报告缺粮食。4月17日，毛泽东看过报告后，以“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为标题作出《批示》，指示把各地缺粮报告和他的《批示》以中央文件形式，用飞机火速送达各省委。可见毛泽东对全国农村大饥荒并饿死人的情况了然于心。这个情况在《中国大饥荒60周年祭（一）》中已经叙述。此时，由他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列车还在继续疯狂行驶，要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除非紧急踩下大跃进运动的刹车，所有非农（业）工程立即停工下马，劳工返回农村务农。同时废止人民公社制度，立即搞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即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缩短大饥荒延续的时间，降低大饥荒程度，减少饿死人数的办法。该年的小春粮食作物（指应该在上一年秋天播种的如小麦、大麦、胡豆、豌豆等，应于本年初夏成熟收割的）大减产已经成定局，无可挽回。因此，从年初开始的严重的大饥荒，还要继续延续三、四个月后到大春粮食作物（指春季播种的水稻、包谷（玉米）等，在夏末秋初成熟的）成熟收割之时。但大春粮食作物在南方农村也将会大减产，因为此时准备春耕春种的最适宜时间已经过去。要想逐步恢复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的农业经济，至少也得一年的时间。如果政府不开仓放粮赈灾，已经延续了半年的农村饿死人的状况还会延续1年，到1960年夏季粮食作物成熟收割为止。但毛泽东没有丝毫要踩下疯狂的大跃进列车的刹车的意思，更不会同意解体人民公社制度倒退回农业合作社体制去，搞包产到户回到解放前只是天方夜谭。全国6亿人命关天，那毛泽东干了什么呢？在他指示把《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文件下发后的第12天，即4月29日，他提笔给全国人民公社里几百万名生产队长写了一封信，中心内容是叫农村人口“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毛泽东说的完全是废话。公共食堂都普遍断粮无米下锅几个月了，何谈“忙时多吃，闲时少吃？”两个半月后的（1959年）7月-8月，毛泽东召集各省市书记和中央大员们在著名避暑地江西省的庐山上召开会议1，中共党史学界一致认为毛泽东召开会议的目的是“纠左”，即纠正自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只是因为会议中途彭德怀“发难”，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毛泽东龙颜大怒，会议的性质才发生了转折，由“纠左”改变成“反右”，“悲剧性的改变了历史进程。”还有人把被毛泽东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德怀，与明朝中期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忠臣海瑞类比，说彭德怀也是为民请命的海瑞。上述两项认识都不是历史真实。
一、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根本不存在要“纠左”
中共党史学界认定毛泽东要纠左的“铁证”，就是毛泽东从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全民炼铁运动两个月后的（1958年）11月2日至1959年2月27日的4个月期间，先后在河南郑州、湖北武汉、上海召集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大佬开过几次会议2，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压缩1959年经济建设的计划指标，如拟减少生产钢4百万吨等；批评过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浮夸风（如亩产万斤粮）和刮共产风。毛泽东此时所指的共产风，只是谈及公社（原乡政府）无偿调用生产队（公社化前的农业社）的物资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及共产了农民家庭的包括私人房屋、家具、锅碗瓢盆等在内的生活资料；共产了农民家庭喂养的猪、羊甚至鸡、鸭、鹅；没收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庄稼等，也回避他所谈及的被“公社共产了的生产队的粮食、银行存款等原本是农民私人的财物，更没有说过要把上述共产了的财物（都被各级党委在大跃进运动中挥霍浪费了）退还给农民等话语。一句话，毛泽东只是对被他搞成混乱不堪、一塌糊涂的全国经济活动状况说了几句风凉话，谈笑风生的，根本不触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属性——无偿掠夺全国农民的人力、财力资源投入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无底洞中去。根据1981年中共12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下的政治调子编写的中共党史中说毛泽东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的大半年中在“纠左”，完全是牵强附会，一派胡言。至于各省委根据毛泽东讲的“要给生产队留有人财物的部分所有权……”的讲话，召开了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大会，要公社退还一部分共产生产队的财物，不过都全是纸上谈兵，空话。刮共产风的主体实际上是县委、地委、省委，是共产党中央和他毛泽东。
如果硬要把上面所说叫做毛泽东在“纠左”，其起到的效果还是在于“缓和了政治空气”。比如在1959年的初夏，像四川某些地方农村干部私自搞“增种”（让农民家庭开荒种菜、栽种红苕，实际是变相恢复一点自留地）。根据自愿，公共食堂把口粮退给农民在家里煮饭吃等。这一“缓和的政治空气”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马上就遭到残酷的批判和清算了。上述过程，非但不能证明原本毛泽东上庐山开会的目的是“纠左”，反而暴露了他之前半年在郑州、武汉、上海几个会议上放出的所谓“纠左”的话语的虚假、虚伪、欺骗性，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始终意识到毛泽东放出的“纠左”空气是假的，比如他在四川干部会议上公开说：其它省把人民公社以公社为（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脚背”，我们四川只“下放到膝盖”。所谓“脚背”指的生产队或者叫小队；“膝盖”指的是生产大队或者叫管理区。李井泉在四川做的比毛泽东说过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或者小队”的意思要“左”，但他“押宝”押对了毛泽东内心的真实想法。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凡是把核算单位下放到脚背的、搞包工包产的、让农民私人种点菜的、容许食堂把口粮退给农民回家煮饭吃的……，通通被打成右倾，批斗。
二、对5亿农村饥民的一场惨绝人寰的虐杀——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9月初，反右倾运动就在全国开展起来，其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1957年下半年开始，延续至1958年春的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残暴之烈、祸害之大、危害之深、死人之多，超过了共产党建政后30年间其它的若干个政治运动的总和。还有更要命的，它最终导致全国农业经济完全崩溃，几乎失去了再生产的能力。如果不是1年半以后的1961年开始真的搞右倾倒退，农村基层干部们让还没有饿死的那部分农民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谁种谁收等，则居住城市里数千万人口（除中、高层干部外）也会饿死无疑。
中共党史中把该时期定义为“国民经济3年困难时期”也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实际是国民经济彻底崩溃时期。
1、反右倾运动在政治上整了多少干部？
中共党内干部被重点批斗和组织处分的右倾分子达265万人，这是指共产党体制内，一般属于由政府财政发工资的人员。这个统计数据是1962年中共各级党委予以甄别平反的人数（见贾辛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17年-下卷》-中国文史出版社）。而按照共产党中央的文件规定：重点批判人数控制在1%以下，农民和一般党员不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由此看来，实际被各级党委批判斗争的人数远远大于265万。
2、农村里，被批斗、殴打甚至打死的农民（包括公社里不拿政府工资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人数至少在2千5百万以上。
反右倾运动是一个政治概念，不在共产党党委和政府的工业、农业部门的领导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们，是不可能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发生违反毛泽东指令、违反上级或者同级党委的指令的事情的，只是在言语中发过牢骚，表达过不满或者个人意见，也就是思想上没有和毛泽东或者党委头头保持一致，这种原因被批斗的人占绝大多数，即思想“错误”。但是在农村里，反右倾是不计较一个人思想的“右”或者“左”的，也不叫反右倾，叫做反瞒产。即按照上级规定的亩产1千斤、5百斤、3百斤等标准，计算出你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粮食总产量，如果你交不出这个粮食数量来，就认为你隐瞒了产量，私藏了粮食，于是就批斗、殴打，屈打成招甚至当场打死。有的是打伤回家后死亡。被反瞒产的是干部。
被批斗殴打的人中，更多的是普通社员甚至6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10岁左右的小孩。批斗殴打的理由是怀疑或者抓住了他（她）们偷吃、偷拿、盗窃了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收割的粮食或者蔬菜），或者偷盗了生产队保管室里的粮食，或者多吃多拿了或者偷盗了公共食堂里的饭菜。以四川农村论，大饥荒中偷盗地里的庄稼成风。没有被抓住的万幸，被抓住的不被打死也被打成重伤。涪陵县城郊区荣桂公社南岸大队少女张继彬在收工时，被搜查出裤腰里藏有一个红苕，被拉到公共食堂里毒打，回家后死亡。龙潭区太平公社永兴大队妇女张天碧，被怀疑偷吃了红苕种，在食堂里被干部按在地上，用木工工具“打钻”凿掉上门牙。荣桂公社大龙大队生产队长查正明在大队公共食堂被当场打死，主持批斗他的公社驻队干部认为他瞒产。公社一个养猪场场长庞德荣因为养猪场里猪死了，在公社召开的批斗会上被打死。双桂大队妇女吴朝淑患病躺在家里多日，被拉到公社批斗大会会场被群殴致死，“眼珠都打下来吊起……。”事后有邻居告诉死者吴朝淑的小儿子黄兴胜。之前，吴朝淑的两个才几岁的小女儿在两天中先后饿死，由12岁的大儿子黄兴胜背去山坡上掩埋的。吴朝淑被打死后遗留下两个小儿子成为孤儿，奇迹般死里逃生长大成人。
涪陵县大木公社有一个土井大队，当年的支部书记叫徐金成。这徐的岳母饿了在地里“偷”了个红苕被徐当场打死。农民安大胜在铁厂上班，妻子病倒在床，穷得连碗也没有一个，叫儿子（约八九岁）拿着竹筒当碗去伙食团打饭，被徐金成看见，感到这小孩在诋毁社会主义，有辱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形象，破口大骂：“你这个龟儿子……”徐拖过小孩手中的竹筒，一脚朝小孩的肚了踢去，小孩跌下地坝当场死去。徐金成当过兵，踢人时穿着军用大头皮鞋。安大全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上坡放生产队的牛，肚子饿了，剥了两颗地里长的嫩胡豆吃，被徐金成用牛纤索（拴牛的绳子）捆绑吊在房子的挑梁上，挑梁两头各吊一个，吊一通宵，膀关节吊脱了，小便出血，第二天早上不给学生标准饭，给幼儿班标准（幼儿吃粮定量低于小学生，（还）强迫上坡照（放）牛，手解不开牛索，由别人（帮助）解开来（小女孩）含在嘴里牵上坡，两女孩几天就被折磨死了。农民陈吉顺因饿得受不了，把洋芋种“偷”了一小背，徐金成逼他背回进屋基（保管室），在路上用松油柴烧陈的胡子、头发，到了目的地强迫陈两脚各跪在一块柴块上，上面放上板凳用脚死劲踩，脚杆骨踩断了，当场死去。农民乔庭良因饿了在殡的红苕地里拔一个红苕（红苕种）还没来得及吃，被徐金成看见，关在猪圈内活活打死。大队会计熊季成的岳父捡了一盆丢了（丢弃）的极小菜头（大点的卖了），徐金成在楼上一脚把熊踢下楼，当场跌死了。据群众反映，徐打死的达数十人。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任何一名干部或者控制有农民的食物来源的人（包括食堂的管理人员）都可能成为暴君。
1961年整风整社运动，涪陵县委第一书记侯饶礼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检讨，承认全县被打死的有400多人。像上面段落中所述的那个叫徐金成的大队支部书记打死十数人的案子，也没有人举报给县委。这个大木公社是涪陵县里最偏僻的一个高山区域，远离县城，交通和信息闭塞，没有上级党委整风整社工作队入驻。像这个徐金成一类打死人命没有被查处的农村干部，占十之八九。实际上在反右倾运动期间，涪陵县农村被打死的人至少有4千人而非400人。该县被打死（包括虐待致死）与土改运动期间被判死刑的地主（反革命）人数相当。据时任涪陵县委（副）书记的罗时恕先生在1961年下半年统计，全县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7万至38万，超过大饥荒前全县农业人口总数的一半。
所以说，反右倾运动对于特大饥荒中的农业人口不仅仅是雪上加霜，还是对常年饥饿的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5亿农业人口的一场虐杀。且是由上而下的（毛泽东-中共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党委-大队-生产队），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实施的。这场虐杀的过程，首先是由上而下反各级党委和干部政治思想上的右倾，批斗一批。凡召开县以下干部会议，轻则体罚，重则殴打甚至打死。普通农民命如蝼蚁，除上面所述的若干被打死的案例外，在涪陵县荣桂公社沙溪大队，代理大队长陶永庆在公共食堂里打死张耀武（土改划富农成分），事后公社驻队干部陈德明询问陶永庆为何事？陶回答说：“打个样子出来看……。”即耍威风。
三、彭德怀是为民请命的海瑞还是共产党血债帮大佬？
1979年开始的非毛化运动，批判毛泽东罪恶，有人只批判文革，只为文革受害者伸冤；有人专为1957年反右运动受害者鸣不平。对于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整的人，现在绝大多数人记忆中的就是彭德怀几个，彭德怀成了为民请命的豪杰了。上述这种对历史的记忆本身就是很可悲的历史悲剧。
海瑞是明朝中期一位清官，刚直不阿，为民请命，被历史记载。毛泽东发动文革前夕安排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作者是北京副市长吴晗），牵强附会认为该剧本是为彭德怀翻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被认为是毛泽东文革即将开场的信号。作为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与皇权制下的清官海瑞风马牛不相及。彭德怀一生中也不存在为民请命的事情，他只是共产党血债帮一大佬。
彭原是民国湖南省军队中一名军官，后加入共产党并率部反叛，于1928年上井冈山会师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江西苏区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任中央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军团军团长，在红军中才能和功劳超过林彪。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官职仅次于总指挥朱德。之后国共战争时期任中共军队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委。1950年10月毛泽东要出兵韩战，派林彪领军但林彪称病不去。彭德怀义不容辞挂帅出征，为毛泽东打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方死伤上百万人，还有巨额军费全部由老百姓买单。毛泽东还趁战争在国内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宣称杀了70多万。彭后任国防部长，十大元帅中排列第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血债帮大佬。
彭德怀功高盖主，又不拍毛泽东马屁，居功自傲还排斥打压军队中其他派系的大佬。毛泽东要收拾他是迟早的事情。本文作者读过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信（万言书），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更没有反党反毛泽东之说。毛泽东完全是借题发挥，欲加之罪，报宿怨而已。共产党党内斗争的血腥，并不亚于对国民党的战争或者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斯大林的党内肃反，中共在江西、湘鄂、鄂豫皖、川北等苏区的肃反，杀内部人都是成百上千一批一批地杀。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杀人都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深受中共党文化教育的几代读书人，都对于共产党党内斗争中的失败者寄予同情，如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甚至把刘少奇当做共产党建国后的“明君”，认为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治国方略是人民的福祉。从在中国党内高层中的政治操控层面，自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直到1966年文革初期的24年期间，刘少奇就是仅次于毛泽东的血债帮大佬。建政前北方解放区土改整人杀人血流成河，就是刘充当前台总指挥（毛泽东在后台）。从共产党建政后开始，在体制内就职的人员一般都认可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认可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认可“刘少奇为代表”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周恩来、邓子恢为代表的主张社会主义建设不要搞“冒进”的方略。于是，把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策划、指挥杀戮了成百上千万，造成上亿人死亡的屠夫大佬当成正面人物。这是一个天大的政治和社会历史误区。一些文人还以演绎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恩怨、纷争、内斗等“宫闱秘史”成书立说，名利双收。中共党文化深深浸透入了这些人的骨髓。
毛泽东发动文革前（特别是中共建政前）进入共产党体制内的老干部群体，对1959年庐山会议上由毛泽东肇始的反右倾运动的反思，着重点在“首先是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这给后来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各项事业的发展事业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庐山会议错误地提出了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作坚决斗争的口号。这一系列错误影响极为严重深远，以致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揪党内一小撮’等等谬论，都与它一脉相承，有历史渊源。”
作者必须对上述话语做一个注释：这个老干部群体诟病毛泽东、怨恨毛泽东的，并非毛泽东与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如打土豪、斗地主、先后两次杀反革命的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掠夺全体老百姓财产的“三大改造”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这些斗争（政治运动）都是斗党外的阶级敌人与老百姓，该斗、该杀、该掠夺。而从庐山会议开始，后来到发动文革，毛泽东在党内也搞阶级斗争了，让原先整人杀人、掠夺人财产的共产党体制内的干部们（党内当权派）也尝到被斗、被整甚至斗死整死的滋味。一句话，这个共产党群体的观点就是：只能是毛泽东带领他们革社会大众，即亿万老百姓的命，而不能搞党内内讧，内斗，也就是把共产党（包括红一代老子和红二代儿子、孙子）打下江山后的党内（也是社会）政治格局、等级、特权（包括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医疗等特权）凝固化，万世不变。他们只否定毛泽东“内斗”，而肯定毛泽东带领他们“外斗”。1979年起，邓小平就是这个党内群体的最高政治代表。如在胡耀邦为首领的党内政治改革派推动下，平反了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余下几个邓小平不准平反，作为他“反右派运动政治正确的”依据。当年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从1928年共产党广西“白色（县）暴动开始，邓小平就正式开始了他红色屠夫头目的生涯，杀人害人数量不亚于彭德怀。从1956年（毛泽东提拔他党总书记，位居第六）起，害人整人超过彭德怀。邓小平只否定“文革10年”(1966-1976)毛泽东个人独裁；肯定文革前17年共产党一党专政，即共产党专共产党之外的亿万人群的政。文革前17年邓小平呼风唤雨，文革运动使他大权旁落、威风扫地。邓否定文革和文革理论，纯粹是政治利己主义的。从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非毛化运动至今40余年了，作者发现体制内外，甚至还有西方（包括台湾籍）的“汉学家”们的历史观与邓小平类似。如谈土改，他们只否定暴力。谈“一化三改造，他们只批判急于求成。谈到反右运动，他们认为反掉了中国社会的精英和社会良知，殊不知中国社会的精英和良知群体的主体，随着中华民国的倒台和接踵而至共产党的屠杀，中国自1912年民国建立以降37年生聚成长起来的社会精英、良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就消失了，“崖山之后无华夏。”31957年反右运动，从政治和组织层面看，属于共产党体制内部整肃的范畴和性质，内部清洗。被清洗的人中，整体上都是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与者或者受益者，其中的一些“民主党派大佬，在国共斗争中助纣为虐，目的也就为从共产党那里分杯羹罢了，也有的人是打着“两边通吃”、“两边下注”的算盘，待共产党坐稳江山后，遭清洗是必然的。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连党内大佬高岗、饶恕石，之后的彭德怀、刘少奇都被清洗嘛。何况你只是在国共两党间周旋的人？毛泽东从骨子里就没有把这类人士打起价钱。共产党体制内的当权派的革命生涯，“就是整人害人和提防被人整被人害”。这是作者读到的一名体制内老干部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
活说到此，还需补充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55万人中的大部分是在共产党建国后被共产党招募进体制内吃财政饭的政权机关、文化、教育、卫生等机构的职员，这部分人是中共中央规定“按百分比例”划右派分子的“网中鱼”，特别是家庭在土改中被划地主、富农成分，或者与单位负责人关系不好的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反人性的，为排除社会成员本能的抗拒（包括内心的），在运动前进过程中也必须不断清洗、迫害甚至杀戮，以制造社会恐怖，使民众恐惧，溟灭潜在的或者现实的抵触、抗拒，消灭一切敢于挑战的人。
共产党百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整人、害人、掠夺你的财产还要你的人命的罪恶史。有良知的文人、学者们，特别是包括中共党史学者在内的历史学者们，撰写历史，解读历史，都要摒弃唯物史观，站在现代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普世价值为标准，还原历史真实，为在整个百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罹难的数亿民众竖立一块用花岗岩镌刻的巨大墓碑吧！
2019-10-05（待续三）
注释1：（人民网摘录）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注释2：从1858年11月2日在郑州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至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止，期间还先后在武汉、上海召开过会议。名称有的叫政治局扩大会议，有的叫中央全会。
注释3：崖山之后无中国：1279年在广东新会县的崖门海湾（海湾两边是深入海中的山），南宋朝廷率军民约一、二十万人最后战败于元军，全军覆灭。其中包括南宋体制内外精英。大臣陆秀夫背着8岁的赵昺帝跳海自杀。不少后宫和大臣亦相继跳海自杀。《宋史》记载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据说此次战役宋军兵力20万，元军2万。宋军将领战术错误导致全军覆没。宋亡。有学者认为自西周以来华夏2千多年文明至此消亡。
（注：作者颜智华是一位独立学者，致力于中小学学校教育问题和中共建政后农村政治运动研究，著有80万字专题史书《饿死在人们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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