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0月28日讯】1959-1962年特大饥荒，饿死人数约7500万～1亿2500万（见第一、二集），大多数饿死在1959年秋冬至1961年秋收前的约两年中。期间有两个死亡高峰期：1959年冬～1960年春的半年多时间；1960年冬～1961年春的半年多时间。夏天和秋天是粮食作物成熟季节，期间饿死人的状况缓解。4年特大饥荒中，中共高层政治决策有两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否则，饿死人数至少还会翻倍，甚至死亡4亿人以上（当时全国总人口6亿，农业人口5亿多）。
一、赫鲁晓夫迫使毛泽东踩下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列车的刹车
大跃进运动造成大饥荒，这是对那场历史事件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和肤浅的解读。作为中共经济建设高指标和快速度模式的修辞性表达的“大跃进运动”，完全是建立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建立的“一大、二公”的制度基础上的。即大跃进运动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都是通过人民公社化制度，无偿从农村、农业也就是从农民家庭获取，就是掠夺的。这种掠夺方式是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没有先例的，是毛氏共产党的首创、独创。它是大跃进运动赖以发动、运行和持续的制度基础。没有人民公社制度就不可能发动大跃进，也不会发生亘古未有的延续4年有余的特大饥荒。想要终止特大饥荒，首先就得终止“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终止了人民公社制度，大跃进运动就失去了制度载体和生产要素资源。不论是人民公社制度还是大跃进运动，两者都是毛泽东不愿意放弃的。党内高层也没有人敢于说服毛泽东放弃他不愿放弃的上述两项东西。惟有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赫鲁晓夫有此能耐。
毛泽东要在5年内钢产量超过英国。1958年夏天即大跃进运动开始的第一年年中，毛泽东采纳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在5年时间，即1962年钢产量达到或者超过英国的设想。1957年中国钢产量是535万吨；英国是2200万吨。考虑英国每年钢产量递增4%，到5年后的1962年产量约在3000万吨。中国在1962年钢产量“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这是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为大跃进运动中的钢产量5年超过英国定下的调子。
以全国上亿人民搞土高炉炼铁为中心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当年的粗钢产量为800万吨，这个数字是政府正规钢铁厂冶炼出来的。亿万农民土高炉炼出的铁大都是不能用于炼钢的高含硫废铁。1960年粗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比1957年增加1311万吨。而到此时，仅四川涪陵专区（10县）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80万，人口减少近五分之一。活着的人，大多患水肿病或者疳病（枯瘦如柴）。以此比例估算，全国人口减少近1个亿（5亿农业人口计算）。如果把这个时间段四川涪陵专区当成全国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比例最高的地区，全国饿死人比例只按该地区的一半计算，那全国也减少了近5千万人口（4年大饥荒才过去2年）。也就是说，1960年钢产量比1957年增加1311万吨是用至少5000万条人命换来的，甚至可能是1亿人命。每增产1吨钢的代价是饿死5～10条人命，古今中外没有如此昂贵的钢成本，也没有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极端疯狂的模式被赫鲁晓夫的一个“决定”给打断了，逼迫毛泽东刹车。
先谈赫鲁晓夫作出他的决定前夕中国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缺粮的窘况。1960年的整个夏季，中共国家主管粮食调运的副总理李先念，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和若干国家重点工业项目基地人口的粮食供应时刻面临中断的危机心急如焚，先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省，特别是南方各省按照中央指令紧急调出粮食，丝毫不顾及延续了1年半时间的特大饥荒中农业人口饿死的悲惨局面。如1960年9月底，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四川成都，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大会并宣读新组建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任命文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事后回北京，邓离开宾馆去机场前，再次告诫李井泉要执行中央调粮指令说：“饿死四川人是小事，北京、上海饿死人国际影响大，不好，事大…… ”李井泉宁可饿死四川人也要向省外调出粮食的罪恶行径，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西南大组会议上遭到会与者的严厉批评，下不了台。邓小平来会场给他解围，说：“中央也有责任”。
鉴于粮食成熟收割时节，饥饿的亿万农业人口、包括公社生产队干部，无疑会本能地偷拿偷吃偷藏，以生产小队为区域组建的公共食堂也会超上级“定量标准”给大家多吃一点。上述情况都会减少公社里的粮食收获库存总量，致使政府能够调出的粮食数量减少。针对此种情况，中央还指示：从地里收割的粮食由生产大队统一保管。下属生产队食堂人口的口粮由大队按照上级定量标准统一发放。为杜绝生产小队从地里收割粮食过程中私拿私藏，规定粮食从地里收割要直接运送到大队保管室。为此，四川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大章还亲自赴川东各地督促地委、县委抓紧执行此规定。
赫鲁晓夫迫使毛泽东大跃进列车刹车。该年（1960）7月，北戴河两平方公里面积的中共中央夏季度假区内一间会议室里，毛泽东正召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层大佬开会，讨论他的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尽快实现他的超英（国）赶美（国）中国梦。会议中的7月25日，突然接到苏联大使馆转来的苏联政府通知：“中断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议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止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开始到9月1日离华回国。停止重要设备和物资的供应。”毛泽东顿时神色黯然，似五雷轰顶。出乎所料，赫鲁晓夫竟敢动杀手锏，对毛泽东的大跃进釜底抽薪，迫使他不得已踩下疯狂的大跃进列车的刹车。
赫鲁晓夫早就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计划泼过凉水，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过批判。毛泽东自以为赫鲁晓夫已经被中苏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援助合同所捆绑，不会违约的。便肆无忌惮的从政治关系层面挑战苏共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老大哥的权威。没想到赫鲁晓夫忍无可忍，终于出手。北戴河会议议程被打断，继续大跃进计划被迫中断。
由此开始，在被党史教科书称为“务实派”的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高层大佬开始出面为毛泽东收拾已经破烂不堪的局面，民间不雅的俗话叫“揩屁股”。周恩来们还得小心翼翼的，要给毛泽东留足面子，让执拗的毛泽东政治“软着陆”——在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正确并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政治谎言的前提下，缓慢停止大跃进运动并对人民公社监狱制度向“右”的方向松动，挽救崩溃的农业经济。“车”刹得很缓慢。
赫鲁晓夫四两拔千斤，中断毛泽东大跃进运动，如“救星”挽救了亿万还挣扎在死亡线的中国农业人口的性命，至少少饿死1亿以上人口。功德无量。
二、农村人口起死回生的转机实际从1961年初才开始
毛泽东刹车是被迫的极不情愿的。周恩来们说服毛泽东中止极端政策的方法也是讲技巧的。在延宕了3个月后的（1960年）11月3日，经过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农业12条”）下发。这是毛泽东同意把人民公社监狱制度松弛的政策标志。核心内容是：否定和纠正人民公社“五风”，即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退赔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侵占、损毁的社员私人的财物（如房屋）。重新给农村人口划自留地。清算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罪行（如殴打人致死等）。调粮赈灾，救济饥民；组织恢复农业生产。上述内容的贯彻执行，由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组织工作团，以整风整社运动的形式开展。这一政策调整，党史教科书中叫做“纠左“。这个纠左工作拖延到1961年初才在农村人民公社里启动。当时的情况是，整个农业经济几乎丧失了再生产能力，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奄奄一息的社员们等待粮食救济，甚至连春种的粮食、蔬菜种子也严重缺乏，连从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下来的工作团干部也患上了浮肿病，饿死人的高峰期仍然延续……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总理周恩来拟就的进口两、三百万吨粮食的方案还等待毛泽东最后拍板。不过，农村的政治高压氛围松弛了，原来如虎似狼的干部的气焰消失了。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又出台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其中对于公共食堂制度的去留问题，“由社员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公共食堂，不参加的退给口粮。”实际是宣判了公共食堂的死刑。由此，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建立起来的农村监狱制度基本解体，倒退回公社化运动前的农业高级社形态。农民由囚徒变更成农业社时期的农奴。被禁锢在人民公社化监狱里近两年半漫长岁月里的垂死的亿万农村人口，开始挣扎着从地狱的门缝里艰难地爬出来…… 很多人仍然死在爬行的路上。
农业经济从崩溃到生产的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就全国农村整体而言，特大饥荒到1963年夏收才结束。这个农业经济从完全崩溃到逐步恢复过程中，中共高层里面心急如焚的刘少奇后来最遭毛泽东嫉恨。4年后（1966年）毛泽东在文革刚发动时期（8月5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直接批判了刘少奇在“1962年的右倾”错误。虽然从1961年开始，农民们大都借重新划分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等政策之机，从私自多挖自留地开始，发展到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等一夜回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的生产关系形态，但都是偷偷摸摸的欺上不瞒下的干。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包产到户成为普遍现象。当年秋收后，特大饥荒才基本缓解，农业再生产的能力才基本得到恢复。从1958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的情况才停止。包产到户从地下走上地面，是“七千人大会”的重大政治效应之一。刘少奇敢于在七千人大会上委婉含蓄否定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承认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道出了中共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压抑在心底的相互间都心照不能宣的，绝对不能说出口的看法想法。会后，党内党外刮起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三风），就是否定1958年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否定“大好形势”，把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说得一无是处——黑暗。反右倾运动搞错了，要平反——翻案。以邓子恢、陈云、刘少奇等高层大佬公然支持下面搞包产到户——单干风。在这“三风”猛刮的半年中，农村大部分地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盛行。除彭德怀几个在庐山上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的大佬外，几十万右倾分子获得甄别（意思是扩大化，搞错了）。支持单干风，策动翻案风的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做了他一生中唯的一件好事。如果把1960年11月《农业12条》签发看作踩刹车的开始，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这一疯狂的列车到1962年春天才完全制动下来。
毛泽东把上述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使农民吃饱肚子的政治、经济政策的松动（调整）作为党内的右倾路线错误，和刘少奇结下了血海深仇。4年后（1966年）发动文革，打到刘少奇。
中共党史学界，通常把1962年上半年视为自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的“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民主生活、集体领导传统的’短暂的春天。套用历史上西方学者对斯大林死后出现的苏联政治形势的评价术语，叫（政治）解冻时期。好景不长，当年（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又像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一样，突然打断原定的会议议程，终结了仅半年的“党内民主生活空气”。把阶级斗争为纲重新作为中共党的工作重心提出来。停滞了半年的毛泽东的政治列车又准备重新启动了，半年后的1963年初，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叫四清）和城市“五反（后来也叫四清）就开始在部分地方试点，之后推及全国。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又力排众议，重新启动在特大饥荒中因赫鲁晓夫使坏而被迫中断的大跃进运动。只是换了个名称，叫“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具体任务是举国之力搞“三线建设”。过程是：从1964年开始，摒弃了主管经济计划工作的副总理陈云、李副春等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即“首先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安排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的轻重缓急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计划草案。”把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放在首位，同时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且使用政治运动的模式。
（1）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搞“三线建设（在中国西南部和靠近西南部的山区建设军事工业和为其配套的工业基地）。
（2）在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试图恢复在1961年被纠正了的共产风，重复1950年代的“最大限度掠取农村、农业、农民的资源作为“三线建设”的生产要素。
由此，原本在1965-1966年基本解决了口粮严重短缺问题的农村，从1967年开始，重新发生口粮紧张的社会现象。又连年饥荒不断，直到1979年后再次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搞单干为止。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人息政亡”非必然，但毛泽东不死连可能性也没有。
1978年下半年开始的非毛化改革运动，其发生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背景和华国锋个人原因。不是必然性的。这个问题不在本《专题集》所谈范围内。
赫鲁晓夫作为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开政治改革先河的第一人，当年（1956年2月24日晚）他在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全面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批判与否定斯大林主义，犹如惊天霹雳，由共产党中央自己撕开了无产阶级专政黑暗恐怖内幕，拉开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专政国家政治改革的序幕。赫鲁晓夫改革的政治影响广泛而深远。被中共党史界吹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及其改革方案完全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前后两者的时间不仅相差20几年，最关键的是政治属性与后果完全迥异。
赫鲁晓夫首先清算、否定、批判了危害苏联人民30多年之久并犯下滔天反人类罪行的斯大林，为历史上所有的受斯大林政治迫害者平反或者给予“同情”（同情：即使有错误也罪不至死）；从政治上“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宣布苏联是全民国家，苏共是全民党；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对国际共运倡导和平过渡，即摒弃无产阶级（共产党的代名词）暴力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应该走议会道路，通过选票控制议会多少席位，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倡议和平共处。改革后来被勃列日涅夫政变所中断，但他开启的改革之门在30年后由后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重启，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最终葬送了共产党统治，解体了由共产恐怖主义元凶列宁创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整个东欧共产党国家也一夜变天，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由赫鲁晓夫开启-戈尔巴乔夫完成的否定苏、东共产党专政的颜色革命的成功，标志二战后肆虐的共产主义运动大势已去，意识形态完全彻底破产。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中给斯大林提供巨大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助纣为虐，致使共产主义由苏联扩张到东欧和东北亚地区（包括东南亚3国），不仅祸害包括世界最多人口国家中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人民，同时还让美国自己在韩战、越战中付出了数十万人死伤与巨额的军费开支的代价。罗斯福造成的共产主义蔓延与肆虐的局面由共产党内的改革家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来终结，从中应该总结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呢？
而邓小平作为毛泽东血债帮大佬，约18岁开始在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恐怖主义训练，从骨子里面仇视人民、仇视人道主义、仇视政治民主。虽然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整肃，受到批判，后又复出复落。邓小平玩命人生几乎丢掉性命。但是他作为红色共产恐怖主义分子中的一员大佬，潜意识里服从，认可共产党内的潜规则，在党内残酷的权力争斗游戏中，成王败寇，成为其不可舍弃的信条。对党外，嗜血成性，如在西南三省的土改运动中，杀戮手无寸铁的所谓地主、反革命分子血流成河。中共建政后，向毛泽东告密，诬告在党内地位比他高的高岗，以扳倒高岗为自己往上爬铺路。从他在文革中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批判刘少奇，还悔过永不翻案，以求自保；在华国锋政变后给华国锋写信，谄媚表忠心，希望被启用等非常下贱的政治投机表现来看，完全暴露出是一个无人格尊严、无道德操守的卑鄙小丑。在1978年由胡耀邦主导的政治非毛化运动中，邓反对对1957年反右运动做政治否定，坚持反右运动政治正确，阻拦为全部右派分子平反，阻拦为高岗平反。
他还报复打击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反共产党官僚阶层的）群体，安上一个“三种人”的政治罪名，承续华国锋当权时期的迫害。
以1978年夏天《光明日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作为标志，开始的非毛化运动，不论是政治领域（如平反运动）或者经济领域（如农村的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完全不是邓小平提出与推动的。相反他全面维护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始终举着毛泽东思想这面红色旗子、紧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刀子，打压党内党外非毛化政治诉求。他所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与党内胡耀邦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的蓝图和亿万国民的意愿完全相反。最后在1989年绕过党规和国法，调动军队镇压了延续10年的非毛化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后来按照邓小平的版本进行经济改革。虽然邓小平镇压了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但是，到胡锦涛温家宝卸任为止的30年改革中还是积累了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正面成果，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但是，被习近平上台后全盘颠覆，政治上一夜倒退30年。
这些年，特别是近七、八年，整个共产党官场和官场权力触角所到之处，完全丧失了政治道德与人类基础道德底线了，与毛泽东相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竟然连公立大医院医生们都为吃药品回扣，假医生职业为掩护普遍的谋财害命……还受到国家卫生部直到地方卫生局的层层保护。老百姓上医院看病都普遍面临被医生（特别是公立大医院医生）坑害的巨大风险，这在之前任何人类社会都是没有过且不可想像的。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交班前其机制还存有一丝自我修复的可能；则习氏共产党政权完全丧失了这种可能，走入了万劫不复的阶段。继续下去，相类似于1959年开始的4年特大饥荒的全社会性的大劫难是否会在中国重演？完全有可能的……
（本文作者颜智华，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小学学校教育问题和中共建国后政治运动史研究学者，代表著述有80万字的《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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