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0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张纯之编译报导）美国政治评论家、《The Diversity Delusion》一书的作者希瑟·迈克唐纳（Heather Mac Donald）最近为《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撰写了一篇关于游民的重要文章。她采访了旧金山街头的游民，甚至尝试购买芬太尼（去年在美国造成超过1.7万药物过量致死的鸦片药物）。最后她在书中说，游民问题被误认为是贫穷问题，但其实是家庭破裂以及社会规范受到侵蚀的结果。
她说，当一个社会以同情游民的名义停止执行社会规范时，就像旧金山过去30年发生的一样，结果适得其反。
以下是在线杂志Quillette的记者沙林博格（Michael Shellenberger ）对迈克唐纳的部分访谈内容。
迈克唐纳在调查中尝试购买芬太尼，想知道获得芬太尼有多容易。结果证明非常容易，她只花了8美元就买到了芬太尼。
她说自己原本想成为一名比较文学的教授，教导人文科学。但发现这个领域已经变得非常政治化，所以她放弃了理想。之后，她撰写了许多关于犯罪和警务方面的文章。这些工作有时需要深入住房项目，有时甚至要和毒贩子以及帮派分子交谈。
迈克唐纳认为，游民问题之所以是危机，因为它破坏了城市。而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人民交换思想和商品，创造价值和美好事物的地方。城市的功能和宜居性依赖的就是城市居民遵从一定的文明规范。她亲自调查体验后，更坚定地认为，游民既非住房也非毒瘾与精神疾病的问题。一些倡导者努力让人们接受流浪者，说他们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受害的却是小企业主们，被迫在游民与垃圾、粪便环绕在店门口的环境中工作。
她认为一件事很不寻常：移民企业家正首当其冲（至少在洛杉矶的贫民窟），得对抗这些只为吸毒者、毒贩子以及无视法律者的利益说话的倡导者。
基点是“不接受游民行为”
对于游民问题，迈克唐纳的论点很简单：就是绝对不允许游民行为，以此为基点。 她说，它与城市的长期生活不兼容，一旦人们重新确认了不接受游民这点，人行道就不会变成游民聚居处。就像50年前，警察将流浪汉带走时绝不会引起争议，因为人们一致同意，公共场合就必须遵守基本的公共规范。
迈克唐纳说，一旦确定流浪行为不可接受，就得面临要将这些人放哪儿的问题。她说，即便城市有义务为每个游民提供住房，也没权利要求在最贵的房市为游民提供住房。政客们应当小心花费纳税人的钱，花80万美元在旧金山给游民买一栋房子，不如在废弃工业区或农村地区建些干净的戒毒设施。
还有，有些人是在西雅图和爱荷华州变成无家可归的，为何旧金山的纳税人有责任为他们提供住房？
迈克唐纳引用Alice Baum和Donald Burnes所写的《拒绝的国度：关于游民的真象》一书说，导致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不仅是毒瘾和精神病，还有社会分裂。接受游民生活的概念就撕裂了家庭、朋友等的关系，而社会关系却能让人们远离街头露宿。
迈克唐纳说，无家可归越是成为常态，越是说西海岸城市欢迎游民，人们就没有动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和脾气，因为他们总是能获得帮助。如果不允许露宿街头这种选择，人们就会想办法在导致危机前改变行为。
政策上过度同情
关于当前政策是否对游民同情过度的问题，迈克唐纳认为，无情也是有情（Tough love is compassionate），如果同情只是制造借口和降低标准，那么就过分了。
迈克唐纳还花了许多时间访问遍及纽约内城的游民服务组织。但她发现，这些组织都是由回避个人责任和拒谈家庭破裂的人在经营的。像在高中设日托这样的提案，将青少年怀孕等自我毁灭的行为给正常化了，其传递的信息就是：大人们认为“青少年母亲很正常” 。
结果社工代替了父母，导致了更多社会分裂，最后就是游民更多，服务部门的工作越重。
迈克唐纳认为，需要重新振兴男性角色，淡化女权主义，育儿问题不止于经济层面。尽管英勇的单身母亲们也能教养出自律、守法的孩子，但当情况不利于他们时，单身母亲的亲戚和经济资源也只有已婚父母的一半。理想情况下孩子需要他们的母亲和父亲，认识这点就意味着承认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而父亲平均而言会为育儿带来不同的技能。男性比较拥有竞争和爱冒险的特质，这点应该被提振。
城市庇护所会让人们被毒品包围吗？
关于庇护所导致人们长期被毒品环绕的争执，迈克唐纳说，她采访了一位前重罪犯（现在在旧金山叫“司法介入者”），几乎进过加州所有的监狱。该人说，旧金山有很多游民服务所，但是最困难的是，出狱后，要获得服务和住房，就必须回到毒品市场，当周围都是毒品交易时，就很难抵御诱惑。
对于市长或州长应该做些什么？迈克唐纳说，市长应当需要给予地方警察执法的权力，包括执行移民法的权力。许多旧金山的洪都拉斯毒贩子都是非法移民。如果你想让犯罪者离开街头，那么对其进行移民执法比毒品执法更容易立案。旧金山执法机构背弃了公众的信任，拒绝与联邦移民当局合作。
社会如何变到这一步的？
迈克唐纳：父母给予青少年独立花费的权利，而一些无良商家就瞄准了这个市场，利用青少年的叛逆，创造了一种盲目的消费文化，这对无疑是对父母权威的伤害。
还有一种60年代的出现的想法，认为不应当要求某些受害人群体服从一样的标准。 这种双重标准的结果就允许这些享受特权者继续一种极端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
最后她说，放弃共同的行为标准，即使设立10年任务小组也无法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