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多年过去，我老了、疲惫了，但这一条街会是我的留恋，
尤其当一条街，愈来愈像一条河的时候。
“重庆”指的是空间。“潮汐”说的是时间。
路宽似海，来回往复。人流、车流，
合力涌动着一股能量，转动街景的变化……
我在台北市重庆南路，接待过几位重庆朋友。有作家、出版社老总与教授。
他们或直接上楼，或我事前接了电话，在楼下候着。两种方式，我都紧张，把能招待来宾的地点、方式，在脑海细细揣摩。“你们等着哪，不好意思。”最惯常让来客等着，我穿越重庆南路到对街购买咖啡或茶饮。
人多，寻常咖啡厅没有完整圆桌；人少、甚至单独来访的，也希望安静地说，会客地点多在放置出版品与杂志的会议室了。有时候招呼不来，我会请总机人员帮忙。她们见多来宾，端茶盘、洗杯子，已是生活日常，是可以依赖的后盾。
我拎着简单的饮品上楼时，来客眼神乍然一亮，仿佛我跋涉千山万水，终得浊酒两坛，我不好意思说“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只能问还对口味吗？来客喝得慎重，把眼珠子喝得闭起来，有的还微微上扬，品酒一般赞扬，只差没有把杯子重重一摊，大声说“好”。
来客多不知道我工作所在的路名，正是“重庆南路”，经我一说，忍不住梭巡门牌，“呀，真的是。”仿佛江湖踏久了，已不知远方映哪一座山、眼前流哪一条河，下榻孤漠的野店，饭食黄昏间，听见邻桌乡音熟悉，禁不住回头探看。有人走出骑楼，仰头打量，千里外的重庆市与重庆南路，可像孪生的兄弟？
不像的。但也不能说不像。
一个名字，确实就是一声呼唤，我们喊着重庆，心头映有重庆的人，一律都会回头。“哎、哎，早上重庆出发，傍晚则到了重庆。”很远很远的，常可以近近地想了起来。这是命名的魔力。
如果经过重庆南路时，是徒步的，且留心每一条相会的街，就会不停回头，武昌、沅陵、开封、汉口……像个魔术，让人很快逛完一小圈中国。有人说了，“台湾同胞念念不忘故土，同胞爱正该如此。”
我不好意思点破他的浪漫。多数不解台北街衢命名的人，也以固守台湾、心怀祖国，来解释这些街名。
重庆南路在清代称“府前街”，日据时代称“本町通”，抗日胜利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国民政府颁布《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都转了个向。要更名的街道何其多啊。直到一九四七年，才纷纷为失去名字的道路安了身份。
郑定邦是上海来的建筑师，受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直接复制上海街道命名的方式。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借，街道得改名。英、美、法等，没有人愿意失去自己的街名，一条街，成了殖民帝国角力的场域。英国领事麦华陀想出了大家各自退一步、又毫不吃亏的方式，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以中国地名、城市命名。
我好奇郑定邦是纯粹省事，故在台北复制了上海，还是初履台北，乡愁涌动，以街名想念他到不了的街道？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守台湾，住在大陆省分与城市街名交织的城市，是否走进了更深的困局？
还好，这个局已经换了。那个走了几乎半世纪的局。
“我到过重庆的哟。”我跟访客说。二○○六年夏初，我在台北想着我的重庆城。那做为抗日基地，住着不屈不挠中国人的重庆城。它当然不是纪录片里的重庆了，不再有空袭、壕沟、死亡与泪水，也幸好不再有了。重庆依山而建，楼得够高才设有电梯，于是有了专司扛重物的挑夫，帮忙妇女把菜扛上楼。久已不见重庆访客，不知道这个行当可还存在否？
当年，挑夫三、五人，挨着街头，或蹲或倚靠路边的栏杆，叼着烟聊天，颇有魏晋气象，但一有活儿上门，又俐落轻巧。他们着黑色功夫鞋，衬衫撩开，都长得清瘦。
最大的惊奇是在重庆与台湾同胞“相认”。访问团的接待者多台湾同胞联谊会成员，一见面，就兴冲冲说，他们的老家在台中、高雄或台南，他们前年、去年或十年前，曾回过台湾。他们是台湾第二代或第三代，父长不满日本帝国统治，离开台湾，远赴大陆，没料到就此别离家园。有位吴姓女士，祖父于日据时代到大陆行医，台湾光复后，祖父母返归旧籍，父亲却留在重庆。她说重庆市台湾人少，要吃年糕、粽子，都得自己来。
我有一种错觉，觉得我是一阵风、或者一种讯息，当他们靠近了我，也就汲取了他们要的部分。比如说口音、或我衣物上还沾着的台北灰尘。有次到南非，我从牛皮纸袋取出礼物交给华侨，问赵姓女主人纸袋该扔在哪里？她接了过去，谨慎压平轻微的皱褶，郑重收起来。当时我才懂得唐朝王维诗，“寒梅着花未”的愁心与揪心。
我在重庆盘桓四天后，乘游轮下长江。出发前透过安排，与发明鸳鸯火锅料理的何女士，于红崖洞餐聚。餐厅位置高，本可眺望一江好水，那年正逢干旱，长江面色饥黄，汇流的嘉陵江，反倒清冽盛大。何女士说她会在餐厅，目送我们一行人离去，当船远离渡口，我频回头，似乎真见着了一名女士，站立窗后。
那不是一段声音可以穿透的距离。那也不是挥舞着手即能传达离情的距离。但我满足地盛着另一款重庆，没有悲伤，但也不是不悲伤。
到台北市重庆南路访我的大陆朋友，无论来自重庆、深圳或北京都一样，每一位都满满满的行程。我好奇借来行程一览，如果行程是水、旅游天数是岸，他们挤得满满的，就算是长江，也该泛滥了。但不会满的，再怎么满，满不过二十四小时，所以他们匆匆来，只为一见。
我送他们下楼。时间许可时，常取柜台后头的公司名号为背景，合影几张。您站中央，不、不，该是您……然后是总机小姐的微笑，让一切位置静止下来了。
我们回到重庆南路街头。我总是陪着走好一段路才走，他们也总是扬手要我别送。回头见我又跟，“别送、别送，改天上重庆找我。”我止住脚步，看他们走往“武昌”、“开封”与“汉口”，也把他们，种在我的重庆南路上了。◇
——节录自《重庆潮汐》/ 联合文学出版社
（〈文苑〉登稿）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