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1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安平雅澳洲悉尼编译报导）悉尼晨锋报旗下杂志《Good Weekend》近日以“‘反人类罪’：中共在杀害政治犯取其器官吗？”为题，发表了资深作家蒂姆·埃利奥特（Tim Elliott）的长篇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在中国，可以预订器官移植，而这在自愿器官捐献制度下是不可能的，由此让人怀疑在中国存在大范围的人体器官活摘。
令人疑惑的体检
如今已是澳大利亚公民的刘金涛，和家人一起生活在悉尼西北区艾坪（Epping）。2013年，他和妻子Tina逃离中国，来到澳大利亚并获得了保护签证。
2006年，26岁的刘金涛正在北京市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系读研究生。11月的一天，他接到讲师的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来化学实验室聊两句。当时正是午餐时间，但讲师是个重要的人物，刘金涛便按要求赶去了实验室。
“我以为他想和我谈工作的事情。”刘金涛说。然而，当他赶到实验室时，他看到的不止是讲师，还有两名警察以及来自“610办公室”的四名着便服的人。610办公室是中共建立的“法外机构”，其唯一目的是消灭法轮功。
刘金涛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不久前他在实验室的电脑上下载了一些资料（主要是音乐）。
当警察检查电脑时，他们找到了法轮功资料并逮捕了他。“我问他们是否有搜查令或逮捕令，他们在一张纸上划拉了两下丢在我面前说，‘这是你的搜查令’。”
被捕后的刘金涛被送到了北京昌平拘留中心，接受了四个月的洗脑，在那里，他被迫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与材料。他和八名吸毒犯关押在一起。警卫唆使吸毒犯定期殴打他。
“有一天，那些吸毒犯殴打我的背部与腰部时，一个警卫跑进来告诉他们，‘不要伤害他的器官！’”刘金涛说。
2007年5月，刘金涛被送到北京团和劳教所，在那里他遭受到更残酷的虐待，为的是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
2007年底，他和其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起接受了一系列医学检查。包括测量身高和体重、抽血并进行X光透视。
“他们对我身体的所有部分进行了X光检查，”刘金涛说， “一年后，他们又对我进行了X光的检查，并抽了更多血。”
没有一个人被告知体检是为了什么，刘金涛说，也从未收到过检查结果。但考虑到在劳教所遭受的对待，刘金涛怀疑当局是在为他的健康着想。
国际独立法庭的调查与判决
2018年12月，刘金涛通过电话向 “中国法庭” 作了证。该法庭正在伦敦举行一项独立调查，旨在调查中共谋杀良心犯谋取他们器官的罪行。
该法庭由其七人组成的团队主导，主席是杰弗里‧奈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英国御用大律师，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兼职法官。他曾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并领导了对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
文章提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和欧洲议会在2013年进行的调查，都找到了中共进行系统性活摘器官的可靠证据。但是，没有人专门探讨这些指控是否构成《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界定的国际刑事犯罪，包括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中国法庭” 任务艰钜。在12个月的时间内，它审查了数千页材料，包括以前的调查及学术论文，中国内部病历以及大赦国际、独立监督组织自由之家和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法庭还审查了在中国医院内拍摄的秘密录像，中国移植外科医师的秘密电话录音，并听取了来自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及韩国的50名证人的证词，其中有些人亲自或通过视频链接作证。
公开听证会在伦敦考文特花园的Grand Connaught Rooms大楼举行。证人包括：恩弗‧托西（Enver Tothi），他是中国新疆地区的一名前外科医生，现居住在伦敦，他表示曾经从一名仍活着的囚犯身上摘下了肾脏；还有一名中国男子，曾在沈阳陆军总医院担任实习医生，他参与过从“未完全处死”的囚犯身上收集肝脏、肾脏和眼角膜的事情。
有些证人通过姓名、职位及警号来确定对他们实施酷刑的人，他们记得被关押的地点和时间。他们讲述了警卫告知他们或将因为器官而被杀死；警卫如何将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称为“商品”；以及他们“被当作备用商品保存”等情况。
除了定期的X光及CT扫描检查，证人还表示他们曾被迫提供尿样及血液样本。只有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过此类检查，法庭的医学专家认为，该检查的选择性和系统性强烈暗示了这些检查是用来评估器官的功能的。（中国政府被邀请参加该法庭，但它们拒绝了。）
法庭还听取了数十通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打给中国医院官员和移植外科医生的电话，这些电话都经过独立验证，电话中，中国医生和医疗人员承认，有些甚至炫耀他们摘取良心犯器官。
法庭调查工作于2019年4月结束。共60页的最终判决书于6月发布。判决书摘要指出，中共的官方移植统计数据经常被伪造，实际数字是每年6万到9万，而不是其声称的1万例手术。调查发现，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但维吾尔人有成为下一个 “器官银行” 的风险。
研究还发现，在中共的领导下，在军队的支持下，非法器官移植已成为中国的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
奈斯爵士和专家小组指控了中共犯下了大规模杀人罪，并警告各国政府或与之有实质性接触的任何其它机构现在应该承认他们正在与犯罪政府互动。
奈斯爵士认为，人们觉得难以置信是自然的。“人们起初也不相信犹太人大屠杀正在发生，” 奈斯爵士说，“如果你是在墨尔本或伦敦的郊区长大的，你会想，‘这（种事）怎么会发生？’但人类的经验一次次地向我们证明，很多难以置信的东西最后证实都是真实的。”
政府操控下的庞大产业
埃利奥特在文章中写道，“几乎从一开始，中共的器官移植就与政治密不可分。”最早记载下来的例子之一是一位年轻教师钟海源，她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于1978年4月30日在江西省被处决。她在一辆军车上被摘取了肾脏，移植给了一位空军军官，其父是南京军区一名退休副司令。
1984年，中共出台了规定，允许使用处决囚犯的器官，并对手术进行严格保密。
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移植业开始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时期。政府将器官移植作为优先事宜，并将其纳入其五年计划。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数量从91家增加到1000家 。手术量也猛增。据当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内部讲话，2000年至2004年之间进行了34,726例器官移植，其中肝脏的移植量增加了18倍，肺移植增加了24.5倍。
2006年3月，两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被披露。一个是来自一个自称彼得（Peter）的人，他透露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东北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里。根据彼得的说法，该集中营内有医生摘取囚犯的器官，并设有焚尸炉来销毁尸体。他说，摘取的器官被卖掉了。
几天后，一名自称安妮（Annie）（当时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女士表示，她的前夫是一名外科医生，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从苏家屯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那里摘取了数千个眼角膜。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被杀害，尸体被焚化。
中国这些大量移植手术的器官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直到2013年才开始运作（中国人对器官捐献有一种文化上的不认同感，因为在传统理念中认为人死后应肢体完整地被安葬）。2013年8月21日在上海出现了首个器官捐献案例，但在上海，那时已经有11个由中共卫生部批准的移植中心。
2015年，北京红十字会确认没有捐赠办公室，也没有安排任何一例器官捐赠。然而，该市有20个国家批准的移植中心，其中许多中心每年可以进行数千次移植。
最不寻常之处背后的隐情
埃利奥特提到另一点，中国器官移植系统最不寻常的方面之一就是等待时间极短。
“在大多数拥有自愿捐赠系统的国家中，患者等待器官的时间很长，”悉尼大学的老年医学专家辛格（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说。在英国，肝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为135天。在澳大利亚，需要肾脏的人可以等待五到七年。可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等候时间可能只需两周。
到2000年代中期，器官移植已成为中国的大生意，尤其是在军队医院，移植手术产生了数百万美元的“灰色收入”。医院开始直接进行网上宣传。
2008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公开声称有 “优质肾脏”， “成本低”， “供应充足，等待时间短” 。云南省昆明市肾脏病医院告诉潜在患者： “如果失败，我们将继续进行移植直到成功为止，并且不会为重复的手术收费。”
2007年，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援助中心（CITNAC），一家位于东北沈阳的器官中间商，吹嘘“可以立即找到器官供体！”CITNAC主要针对外国人，包括日本人、韩国人、俄罗斯人，并提供了综合价目表：肾脏移植，65,000美元；肝脏移植，130,000美元；心脏移植，价格从130,000美元到160,000美元不等。
团体旅游开始流行。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接待了331名韩国人，包括患者和他们的家人，” 韩国伦理器官移植协会主任金黄镐（Hwang Ho Kim，译音）说， “医院甚至支付了机票费用。”
但随着国际社会对器官交易关注的增加，中国的器官中间商变得更加不透明，从在线商店转变为雅芳式的直销方式，用之前的移植患者招募潜在新患者。悉尼大学的辛格教授说，此类服务表明这里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在正常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中，无论是通过医院还是通过经纪人进行预订，都是不可能的。”她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你拥有一个器官库——那里有一大批被关押并会按照需求而被杀害的人。”
与中共打交道的代价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政治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Matthew Robertson）说：无论如何，澳大利亚在质疑中国的人权记录方面都不处于有利地位。中国是澳大利益最大的贸易伙伴，澳中人权对话很少见，上一次是在2014年。
其它国家和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移植协会，也有类似的利益冲突。“中国法庭”的报告显示，这些团体对冒犯中国人权方面经常保持警惕，在人权方面，他们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政策。
“与中共交往时，入场券的代价就是不要四处寻找是否是发生了反人类罪。”他说。
与中共打交道的现实麻烦无处感受不到。甚至是在悉尼的艾坪（Epping），也就是刘金涛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的地方也是一样。不久前，他就自己曾在中国遭受的酷刑接受了SBS电视台的采访，不久后，中共国安人员找到了他住在山东的母亲。“他们警告她让我不要出声。”刘金涛说。
埃利奥特在文章结尾问刘金涛是否感到害怕，“不害怕！他们才是害怕的人，”刘金涛说，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试图隐瞒一切，因为他们害怕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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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