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微：邓小平埋下“一国两制”定时炸弹

港府今天(18日)突发抓捕“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铭、大律师何俊仁、黎智英等十多名民主派重要人士。图为2019年6月16日200万港人反送中大游行资料照。（大纪元）

更新 2019-11-30 12:55 PM 人气 16654

【大纪元2019年11月30日讯】中共还会假意承诺香港的“一国两制”，但应该没人真的再相信了。今天香港的局势，一度被称为“黑天鹅”事件，意指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或者，是指极不可能发生，实际上却又发生的事件，果真如此吗？

回想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五十年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再看看今日的香港，人们就会惊觉，35年前，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发明”的“一国两制”，早就埋下了一颗政治定时炸弹。只不过，从1997到2019，才22年，中共就自己提前引爆了这颗炸弹。

“一国两制”本是无奈的权宜之计

1842年至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先后割让香港岛、九龙半岛，1898年，再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香港新界及其二百多个岛屿，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至1997年结束。

1949年，中共建政，1950年，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国家。中共总理周恩来，默认不收回香港，继续执行不平等条约，换取英国对中共政权的承认。香港新界99年租约到期前，英国曾试图续约，中共当然不敢，中共已经执行了不平等条约，再新签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共的谎言就彻底露馅了。当然，中共也很清楚，英国政府、香港人民、整个西方世界，都不可能接受中共对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统治。

在归还香港的谈判中，英国提出“以主权换治权”，为香港人民争取“自治”，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迫不得已，“发明”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换了个名词，等于接受了英国提出的香港“自治”方案，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英国在1997年归还香港，不平等条约总算没有再续签。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订，确定了“一国两制”，并在联合国备案。英国法律专家Martin Dinham提醒，《中英联合声明》中没有终止规定，单方面无法终止。

1997年，英国归还香港后，按《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一直在监督“一国两制”的实行。中共则对香港各界进行大规模渗透、控制，并不断拖延特首普选，中联办、港澳办直接指挥港府运作，但中共未敢公开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

2014年，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年之际，中共总理李克强访问英国时，还与英方商讨，希望再签署一份《中英联合声明》的成果性文件，以证明“一国两制”运作良好。于是2014年6月17日，中英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认为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和促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与稳定，符合双方利益。

“一国两制”早晚要对决

邓小平“发明”的“一国两制”，是不得不接受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无奈之举。“五十年不变”，是邓小平当时的承诺，实际上，邓小平自己也没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真能共存50年吗？即使真的能坚持50年，50年之后，实行哪种制度呢？

按照中共自己的理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并一直灌输，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但全世界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还在有效延续，而社会主义却带来巨大灾难，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自行瓦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要迎接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企业运作，更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庞大市场。香港的枢纽地位，至关重要。

邓小平被中共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邓小平根本没有什么理论，他自己也承认是“摸石头过河”，“一国两制”也正符合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当时，中共很孤立，与紧邻的苏联交恶，急需靠近西方国家，更需要香港这个“对外窗口”。1984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正值全面冷战，中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另类，成为西方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选。中共也同样渴望靠拢西方，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是死路一条，只能改革开放，有条件的拥抱资本主义，但未来会如何，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高官们，都是未知数。

邓小平直言，放弃“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需要香港来发展大陆，“一国两制”诞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决，被暂时搁置。香港也确实带给了中共诸多好处，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很快把出口导向型模式传到了中国，并率先带进了资金、技术、工厂和订单。另一个亚洲四小龙的台湾，紧随其后，更多的外资，通过法制完善和社会自由的香港，源源不断的进入了大陆。中国大陆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随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共借机稳固了政权。

根据最近解密的英国文件，中共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之后，一直要求英国，不要给香港民主，英国的香港民主自治方案，被几度搁置。1980年代，邓小平在谈判中，也威胁英国，不要作出任何提升香港人民对民主预期的改变。

正因为如此，英国在1984年，坚持让中共在《联合声明》中作出“一国两制”和最终实现普选的承诺。1990年代，末代总督彭定康，开始在香港积极倡导有限的选举，中共强烈反对，但彭定康坚持在当时60个席位的立法会当中，把30个席位交给香港人民普选。但是在1997年之后，中共废除了彭定康推行的立法会选举。

有英国律师表示，《基本法》承诺“有序推进”公开选举，推迟这个进程，会导致“香港混乱，香港人民对治理制度失去信心，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失去信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邓小平直接指挥了天安门广场的“六四”屠杀，中共拒绝政治转变，但随后，东欧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却轰然倒塌。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但香港尚未归还，香港民众对六四的抗争，一直持鲜明的支持态度。“六四”之后，直到1997年，香港民众因不信任中共，一直在大规模移民，而且每年都举办大型的纪念“六四”活动，这也预示了，“一国两制”这颗定时炸弹早晚会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香港早晚要对决。

炸弹被提前引爆

邓小平年轻时，也留过洋，估计和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差不多，并未了解西方的主流社会，更不真正理解西方民主和法制。在中共的长期熏陶灌输下，邓小平的眼界终究有限，不能预见社会主义最终消亡的结局，只能顾及眼前，先保住政权，把“一国两制”留给后人去解决。

虽然邓小平“摸石头过河”，但时至今日，在中共内部，仍无人能及。邓小平之后的两任中共党魁，自知能力不及邓小平，既缺乏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更无政治智慧，解决香港的“一国两制”，依次击鼓传花，除继续加强渗透香港外，基本不碰“一国两制”。

2002年至2004年，曾有“23条恶法”风波，导致50万香港民众游行反对，被迫终止，应算作“一国两制”的第一次小对决，香港民众第一次小胜。

2012年开始，中共内部陷入恶斗，习近平和王岐山通过反腐运动，严重削弱了江派势力，江派只能迂回搅局。搅乱香港，给习派制造乱局，成为江派的一大搅局手段。江派大员张德江，时任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声言对香港《基本法》有最终权力，他同时担任中共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中联办、港澳办也长期被江派把持，江派势力早已大面积渗透香港。

2014年6月，香港民间针对2017年的特首选举，开展了民意公投，收集市民意见，最终有79万人参加了公投，显示民意要争取特首普选。但2014年8月31日，张德江却指使中共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维持中共控制的“小圈子选举”，拒绝“真普选”，直接导致了香港民众的“占中运动”，9月28日，数以万计的民众上街、学生罢课，誓言要争取“真普选”。“一国两制”的对决，第二次在香港展开。

中共内斗中的江派，如获至宝，指使港警使用暴力，激化矛盾，给习派制造事端，港警罕见发射了多枚催泪弹。因民众没有防护，当时数百人吸入毒气不适，不得不倒地休息，警察滥用武力，引来更多民众抗议，9月28日晚，超过1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

当时有消息称，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和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向北京报告，提出请求开枪，并预计会有500人在镇压时被杀。香港各医院也做好了处理大量死伤者的准备，但最终，武力镇压计划被习近平否决。

“一国两制”的第二次对决，从9月28日持续2个多月，演变为“雨伞运动”，香港民众开始学会用雨伞保护自己，并成为抗争标志，民众屡次与警察在街头对峙，也不断有抗议者被拘捕。至12月15日，警察在铜锣湾大规模清场，拘捕部分抗议者，“雨伞运动”被迫落下帷幕，香港警队声望大跌。“一国两制”的第二次对决中，香港民众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但“真普选”未获成功。

2016年6月，英国外交大臣就铜锣湾书店事件回应，称林荣基的失踪，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2017年3月，江派支持的林正月娥，通过中共控制的“小圈子选举”，成为香港特首。在7月1日上任前的两天，6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强调《中英联合声明》，是英国对香港的承诺，坚定如20年前，他表示，坚信香港未来的成功，取决于该条约所保障的权利与自由。

第二天，6月3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任何权利。”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回应：“今天《英中联合声明》与三十多年前签订时一样有效。这是一份有法律拘束力的条约，已向联合国登记并继续生效。作为缔约方，联合王国政府有责任密切监督它的施行。”

林正月娥还没上台，“一国两制”提前对决的信号，就再次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