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2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剑综合报导）最近中共特工王立强投诚澳洲，引发外界对中共情报系统在海外广泛活动的关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办公室副主任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 中文名孟沛德）和马特‧巴西（Matt Brazil）近日出书，揭露中共情报工作的历史、现状及手段。
12月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主办了彼得‧马蒂斯和马特‧巴西的新书《中共间谍活动：情报入门》（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 An Intelligence Primer）发表会，介绍了他们写这本书的原因和主要原因。
（接上文）
招募海外间谍
中共的严格审查环境使得招募外国间谍变得更容易，因为去中国学中文、旅游的人们，基本上都会受到监视。中共对每个人都有监视的基准，实际上，如果有明显的诱因或有任何可疑迹象导致他们专注于一类人，例如他们正在为中国人所说的“敏感单位”工作，如敏感单位或敏感技术公司，或是西藏人，或者维吾尔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共更容易审查和招募外国人。
联邦调查局制作了基于实际发生的案例，制作了两部影片，《棋子游戏》（Game of Pawns）和《公司人》（The Country Man）。在《棋子游戏》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格伦‧达菲‧史瑞弗（Glenn Duffie Shriver）案的戏剧化版本。在影片“公司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工业间谍活动的戏剧化版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棋子游戏》格伦‧达菲‧史瑞弗案中，我们看到了专业的情报运作。在“公司人”这个工业间谍案中，我们看到（中共）国有企业寻找非专业特工来试图获取美国工业机密。
会议主办方、中国问题专家主持人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发现在中国的很多线人突然消失了，并且超过20名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中国特工被处决，就是几周前刚被判入狱19年的李振成（Jerry Lee）的案子。此外还有凯文‧马洛里（Kevin Mallory）案、罗恩‧汉森（Ron Hanson）案等许多目前正在起诉中的案件。中共间谍的突然激增，引起美国政府担心。
CNN记者阿鲁纳‧维斯瓦纳塔（Aruna Viswanatha ）表示，“这是由于中国（共）为获取有关美国政府雇员的大量信息，例如攻击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United State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而做出的具体努力，他们获得了大量信息，并将其与信用卡信息相结合，从而拿到了财务信息，然后知道从谁下手。”
上面提到的三个人都遇到了财务问题，因此中共专门针对他们提供现金。中共在弄清楚系统中的穴位在哪里、谁可能比较软弱且易攻击，他们做得越来越专业了。
彼得‧马蒂斯则将其归结为中共具有更大的侵略性、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精密性。他说，金钱收买“已经成为中共的情报实践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国安部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的工作，对于作为社会问题的政治动员和影响力，这意味着从根本上定位中国社会中的记者、学者和其他具有公共平台的知识分子，以及如何找到并影响他们，谁是国民党的重要捐助人、谁是使事情运转的人。”
中共与美国打交道，他们多年来没有这个经验。中共曾被西方世界孤立，冷战结束后这种孤立解除了。“但是如何开始定位一个你不熟悉的社会，你可以选择正在接触的精英，但是在较低级别上不一定了解它是什么。这是一个困难得多的主张。而且，他们曾经把说服一些退休人员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因为他们不用再经过一次背景安全检查，他们不必报告其财务状况，他们也不必经过严肃的审查。基于上面的相同理解，这是他们可以尝试的方法，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孟沛德说。
孟沛德还说，中共对台湾基本上有70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与美国打交道时却没有。以OPM的受损为例，还有最大的联邦保险公司的“圣歌保险”（Anthem Insurance）。他们汇总不同的人员与他们活动数据，并且可以将其联系到某些没有将其雇员信息放在OPM中的美国政府机构。因此，现在只需要将其与其它可用的事物相联系，就可以确定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哪里。一旦有了这种定位，去追踪他们就容易多了
渗透
孟沛德说：“我认为从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直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例如，如果你读了有关香港发生的新闻，来自中国（中共）的新闻通稿、外交部发言人或《人民日报》，他们把所有的干扰都描绘成来自美国的黑手。我们经常将中共这样做是因为某种偏执狂，但这实际上是其意识形态系统的逻辑产物。
中共说，它对历史趋势具有独特的把握，那是一种理论，可以为他们提供独特的政策见解，以制定科学的、适应时代潮流的政策。而且，如果出了问题，那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也不是分析，肯定是有人犯了错。这样的心态促使情报部门从本质上提出偏执的问题。
问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干扰是在哪里？谁在干扰？他们在哪里做这些事？他们只是在寻找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的证据，并且他们可能会或可能不愿意将其传递给人们，说，看，你知道我们看过，我们有很好的资源，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们，他们什么也没说。但是由于这个意识形态体系，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二个结论是，当你看到例如国家安全部时，在任何一个我能接触到的其组织结构图中，在与人的访谈中，都没有发现有分析部门或分析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为相比，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更像一个开源企业。一位美国以外的前情报官员告诉我，从他的情报观点来看，情报分析是在部长级或副部长办公室进行的，必须是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受到信任，并且至少在副部长级别上有某种的人身保护，才可以进行情报分析并应用到系统中。
在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通过书中讨论的几个此类案例，你可以看到这点。会看到（中共）招揽那些学者、记者，或其他调查人员（作为间谍），人们问我，“我为什么会被看中？”或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因为你可以与人沟通。因此，如果你给国家安全部写报告，说这是我对这些事情的评估，国家安全部可以将其上交并说，看，我们只是传信的。分析是来自于情报人员，不是我们。因此，即使答案有误，别因为他说的话怪我们。
在中共历史上，地下工作者和情报人员之间角色总是混合的。到1938、1939年情报工作已成为核心运作、党的核心业务，随同宣传、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因此，在中共统战初期，中共在中国大城市设有办事处，就像小使馆一样，每个部门都有人员，包括情报部门。
那时的情报人员经常被要求从事影响力行动。很多西方人读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而对共产中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是一次非常成功中共影响力运作的例子。谁参与了其中？没有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更活跃的了，她不但试图以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好处来影响人们，而且还向当地特工传递了密码本，她的一位主要联络人其实是中央特科的董必武。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裘德‧布兰切特提问关于中国学生和中国科学家等，被美国政府定为威胁因素的问题。
阿鲁纳‧维斯瓦纳塔表示：“我认为至少在FBI方面，对人才项目和美国研究型大学是他们努力关注的最大目标之一。您看到联邦调查局几周前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站出来，基本上是说他们对这种威胁的反应仍然慢，他们希望他们能早日意识到威胁的范围，你不经常看到他们出来承认任何失误。因此，我认为这或许可以说明他们确实意识到威胁有多大。就过去几年的现状而言，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的大学，试图与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太准确地标定他们的信息，因为他们不断谈论对知识产权盗窃的担忧。”
她认为，FBI应以此为基线，要求政府对所有教授和科学家正在获得的研究经费进行全面核算，并且要对他们从这些中国人才计划中可能获得的经费要非常明确地进行公开，因为其中很多以前没有公开。这是开始时的一个基准，然后逐步升级。
马特‧巴西说，“中方建立将人员吸引回国的基础设施显然做得非常彻底，其中包括帮助人们把东西带回国，还包括努力招募处于研究中的学者。当然，除了专业运作外，可能还有很多本质上属于创业的活动，这样一来，看起来（这些活动）就不太可疑了。但是我认为，我希望进一步实行的关键步骤是，当政府机构为其研究付费时，研究人员应该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应做任何违背合同的事情。”
裘德‧布兰切特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俄国和中国人做事的方式不同，说俄国人像台风，快且猛；中国（中共）像气候变化，慢但是持久。
孟沛德说，“在情报方面，我感觉区别很小，技术上的差异很小。当审视案件时，你会看到所有被利用的动机很典型，强迫人们为了大量金钱而从事间谍活动。而且，如果你这么做是要有效果，如果他不认为总有一天会得到什么，人们不会投入80万美元。如果付出这些资金，你会想马上收到回报。因此，这不一定是那种用10年、20年的计划来培养某人，也许能从中就收回投入。
“在影响力方面，尽管政治影响在俄国、前苏联时代，情报部门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计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将想法推动的强大能力。在中国，国安部或军事情报部门则起着辅助作用，政策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直接来自中央政府或党中央，而不是各部委。
“国家安全部和诸如文化部、外交部和教育部之类各部委，确实也在参与这项工作，它们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不是主角，不是政策的设计者，和俄国不同。”
中共情报人员的出路
孟沛德在上周指出，他从没听说过有任何中共交换间谍的案例。事实上，当中共间谍被暴露的话，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他说，“谈到中国（中共）虐待间谍的事情，这其实是他们的一种运作模式，据我了解，即使在当今时代，没有一个中共间谍交换的先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被抓到，那就完了。”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情报系统，会努力去营救那些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人。最近美国和伊朗互换了俘虏，伊朗当局释放了美籍华裔学者王夕越，以换取美国释放一名伊朗科学家。王夕越被伊朗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但他本人否认。川普（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称，释放被俘虏的美国人对美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
中共情报史上最大的间谍金无怠，被联邦调查局抓捕之后，满怀希望中共能够营救他，因为他曾经为中共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中共否认金无怠的间谍身份，甚至不承认认识他，导致金无怠在绝望之下自杀身亡。
王立强最近投诚澳洲的举动吸引了世界的视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这几年做特工的过程中，深知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控制，是像天网一样监视着、控制着每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动态，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世界观的改变，逐步认识到中共的行径是破坏世界民主和侵害人权的专制行为，反党反共的心日渐清晰，于是计划着离开这个组织。”
今年4月王立强被布置了新任务，“新任务要求我于2019年5月28日到达台湾，从事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侵害，帮助中共操纵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让台湾失去独立主权，由中国共产党统治并取代中华民国。”
王立强表示，这个新任务让他决定选择脱离中共，“其实就是叫我去台湾这个事情成了导火线。随着家庭的建立和小孩的出生，我强烈感受到（中共）带给我更大恐惧，那将是对孩子对妻子对整个大家庭的威胁。我在2018年12月26日来到澳洲看望孩子和妻子，通过在澳洲的几个月我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让我更加对中共从事破坏世界民主与和平的相关行径感到耻辱，所以我决定更加彻底地放弃这次任务，彻底与中共决裂，选择维护人类民主自由。”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