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中共“放开落户”无关迁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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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1月01日讯近日,中共最高权力部门发布政令,力推户籍改革。其中最“重磅”的就是“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如官媒所说,“按照最新的落户规则,除了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其它城市基本上都要实现‘零门槛’落户”。

有人说,“这项改革并不算意外”,因为“十九大报告”曾明确指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如今,连人社部也赶紧替主子发声,称“改革充分尊重劳动力、人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自由迁徙的权利”。

中共搞户籍改革,是为了尊重劳动力、实现个人价值、自由迁徙。这话说出来有人会信吗?就拿“自由迁徙”来说,百度百科认为,“作为一项宪法上的权利,迁徙自由不单纯是一个能不能在迁徙地登记上户口的问题”;“也应当包括职业选择的自由,直接打破的是地域歧视和基于地域差别而形成的某些身份上的差别”;“比如说城市对乡村的歧视”。

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自由迁徙,政府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能否“在迁徙地登记上户口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歧视都因户口本身所存在的差异而来。换言之,户籍制度本身就是问题所在。然而,如今“放开落户”的,却只有“部分城市”。类似“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仍在“管控人口规模”;中国人要想在这里落户,仍比登天还难。

大陆有媒体甚至公然指出,“对于县城、四五线城市来说,它吸引的更多可能是农民进城;而一般的三四线地级市,则可能就是一般的中专、大专毕业生;省会、副省级城市,则主要以本科以上的大学生为主”。这意味着,中国农民要想自由的迁徙到“省会、副省级城市”居住,基本上就是没希望的。

此外,“处在中心城市群内部的……三四线城市,将是最大赢家”。这足以表明,中国因权力而存在、受权力庇护的“中心城市”仍然具有最核心的地位。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从非中心城市向中心城市迁徙,仍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在中共一党独大的极权社会,任何群体无论身在何处,都只能被归入两类,即“权力依附型”和“非权力依附型”。这两类曾是某学者用来划分中国的大、中、小型公司的。但此后人们发现,对中国纷繁复杂的群体进行划分时,也同样适用。

为了方便自己大搞特权、垄断资源,中共正是依照这两类给中国人贴上了本身就带有歧视性的“户籍”标签。几十年来,中国人只能按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远近,栖身在与之相对应的地域。

不依附权力,底层就永远不可能向上层流动。从如今中共出台的政策来看,中国连底层人群在底层区域的迁徙和流动,都得经由中共批准才行。只要户籍制度存在一天,中国人就毫无迁徙自由可言。

那句“寒门难出贵子”,中国人留着血泪、喊了若干年。高考分数线以及考题的千差万别,不就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劣根性在隐隐作祟吗?寒门学子就算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也不见得能真正落户在北、上、广。没有北、上、广的户籍,再优秀的人才,也觉得离成功尚有一步之遥。即便住在权力中心,也很难拥有权力,甚至无法享受最基本的权利。正如“北漂”中或许不乏成功人士,但他们与北京户籍人口之间,仍伫立着一座无法翻越的高墙。

中共连基本的迁徙自由都不给中国人,更遑论对劳动力与人才的尊重了。中国人起早贪黑的工作,至今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勉的国民之一,但他们所拥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却少的可怜。究其原因,全在于中共的狂征暴敛。为了敛财,中共千方百计的搜刮民脂民膏,剥夺其权利和尊严。

说到“流动”,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频次其实并不低。每年的春运大军就足以凸显,中国的流动人口群体到底有多庞大。然而,这种流动却并非出于中国人的自由意志。他们只是被迫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过着饥寒交迫、居无定所的生活。

曾有调查以“你的梦想是什么”为题,对中国人进行采访,得出的回答竟然是“躺在老家挣人民币”。由此足见,中国人其实并不乐意远离故土、过着漂泊的生活。中共出台政令强推农民进城,这不仅是对其迁徙自由权利的剥夺,更是在折腾农民,不想让其过上踏实的生活。说到底,中共从未想过要符合人民的意愿,为人民谋福祉。

正是因为不想给人民自由,中共才会处心积虑的歪曲自由。任由中共来安排的自由,决不是真正的自由。中共深知,中国人一旦拥有自由,他们最迫切的选择,就是让恶党下台。中共凌驾于人民的自由意志之上,其政策与民为敌,其结局必然解体。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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