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2月14日讯】去年10月26日下午在台大社科院有一场“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主办单位是财团法人蒋硕杰先生文教基金会和台大经济系，五位主讲者和两位主持人，都是台湾金融界的顶尖专家，有的还是货币金融政策制定者。谈的是货币政策和央行制度，以及政策沟通和央行透明化，吸引了满场听众，无中途离席者且欲罢不能。
除了讲者的内容精彩外，此议题的重要性深受关切可见一斑。没错，货币早已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其神秘难解却也深深困扰着世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钱(货币)取代水更为贴切。该场研讨会是蒋硕杰文教基金会主办，以货币政策为主题，可说非常合适，因为蒋先生毕生就以探究货币为职志，而且深知货币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若认识不当，政策订定错误，祸害无穷。
该场研讨会中虽有讲者提到蒋先生，也谈及蒋先生对动态总体货币政策、经济发展和开放总体的基础性贡献，却都偏于学术研究和论文，而蒋先生的几个基本观念却没有受到重视，它们在金融风暴已成家常便饭、当今更大风暴又蠢蠢欲动的时刻，很有必要再提出，尤其货币政策制定更需予以严肃看待。
首先，关于货币的定义问题，这也就是货币究竟是“流量”或“存量”的课题。蒋先生始终如一抱持“流量”的概念，认为货币宛如人体的血液流动不停，让经济体系动态地顺利运作，而经济体系的运作当然是无数的“个人”之交互关系、或交易行为的持续不断进行。说得白话些，货币是当“交易媒介”之用的，本身没有价值，只是一层“面纱”，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换另一个角度看，以当前的经济词汇就是指的“狭义货币”。
蒋先生在1981年6月20 日发表于《中国时报》的那篇〈货币理论与金融政策〉里，就这么说：“……我所以坚持要用狭义的‘货币数量’的定义，其理由是在通货膨胀威胁之下，货币只可能被用作‘交易的媒介’或‘支付的工具’，不会再被广泛的用作‘价值的储藏工具’了。同时也只有狭义的‘货币’才能用作‘支付工具’，其他附有利息的储蓄性存款，虽然可以用作‘价值储藏工具’，却不能用作‘支付工具’，而必须转换为‘货币’才能用以购买或支付，与其他‘票据’等并无二致。所以我一向主张不可将储蓄性存款与狭义的货币合并在一起而统称之为广义的货币M2。在这一点上我和弗利曼教授的看法并不一致。”
蒋先生在1982年7月发表的〈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一文中又说：“在通用货币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制货币的国家，一般人民及厂商要想得到一些货币以供行使之用，必须先从事一种生产或服务行为以赚得相当价值之货币。其所赚得之货币，即是他对国民生产的贡献之指标。他们以如此赚得的货币来购买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行为应得的成果。”
他接着写说：“假使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之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上来购买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这不是和窃盗行为一样么？而且这窃盗行为是极神秘而不露痕迹的。它能够不启人门户，不破人箱笼，而叫人失去财物。吾人不妨戏称之谓‘五鬼搬运法’。这种法术，费景汉教授曾称之为凯因斯的魔法。其实这绝非凯因斯所发明，在我国两千多年前早已有人使用过。就是汉文帝在他老糊涂之后，曾经因为听说他的嬖佞邓通依相法当饿死，就特地赐他一座铜山，并准他私自铸钱。这就等于特许他使用‘五鬼搬运法’，任意搬取别人财物一样。因为别人辛苦生产的成果，他只要以私铸的钱，就可以取得。这种特权自然是众人所嫉。一旦文帝崩逝，年轻有为的景帝即位后，就迅速将他的特权取消，并且将他那份富可敌国的财产，全部籍没，使他最后还是饿死街头。”
蒋先生又说：“现代的邓通们聪明得多了。他们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钞票的特权，而只怂恿政府银行去大批增加货币供给，用极低的利率来贷款给他们，由他们去使用以购取财货。其结果也同样的能以非从事生产所获的新制货币来攫取别人生产的结果，而他们却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们一笔低利贷款，就远远超过汉朝邓通一辈子可能铸造的钱。至于他们因此积欠银行的负债，他们另有一套‘金蝉脱壳之法’来解脱。”
这么巧妙的偷天换日法术，蒋先生指明是凯因斯引介的，他写道：“这一套法术，虽然也未必是凯因斯所发明，却曾经由他推荐给法国财政局。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政府曾因战费欠下一笔庞大的公债。这公债的利息与还本，成为法国或政府战后财政上极沉重的负担。凯因斯在他当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建议：假如他对法国财长借箸代筹的话，他一定要故意制造一场强烈的通货膨胀，使物价大幅度的上涨，那么这笔战时公债的真实负担自然也随之减轻了。我做学生的时候拜读了这篇文章，深怪这位大师何以竟如此充斥着野狐禅气息，所以始终对他的理论颇存戒心。不料今日台湾的报界竟滔滔者皆凯氏之徒也。”
蒋先生只承认“狭义货币”，而且对央行滥发货币致“通货膨胀”戒之慎之。那么，央行应如何印制钞票量呢？他建议“应依实质经济成长率再加上可容忍的物价上涨率”作为“货币供给增加率”。这样的主张，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的“以法则替代权衡”极为类似，但弗利曼认定的货币，是“广义的货币M2”，而台湾的央行也认定M2。
除了狭义货币和货币供给量的上述主张外，蒋先生对“利率”的看法也与凯因斯或当今主流大异。他抱持的是“可贷资金”学说，认为利率应由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决定，亦即“市场利率”。对于“低利率政策”极力否定，蒋先生对台湾早期的“经济奇迹”之成果，认为“放弃低利率政策”，让利率提高是一大关键，但也因而被诬为“主张高利率”。
在金融风暴无时无刻都会出现的当世，蒋先生对货币金融的道一以贯之“三种主张”，更显现出其真知灼见。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蒋先生，若能活得长久一些，或能获奖呢！或许在他持续为文发声下，错误货币政策也早消失了啊？！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