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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经济学”应返本归真

———导读《经济学的终极基础》中文版新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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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3月28日讯】在当今社会里,要成为一门可以“教”、可以“学”、可以“问”的“学问”,最起码得有一套循序渐进、有系统的材料或内容才行。这一套东西能够让诸多的老师可以教,也得以让要学的人能够逐步的学。如此,能有一本“教科书”的话,那就可以符合了。

经济学的兴起与历史沿革

一般都同意,经济学自1776年就因为符合这种条件,而成为一门既可教、又可学的“学问”了。这一本最早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名字是《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此书在台湾较被熟知的中译是《国富论》。但此译名会对保护主义、将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视为战争、国际间的纷争、甚至战争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较不合乎原著所要表达的内涵,因而使用这个早年的翻译名家严复之最初译名较妥切),作者是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有“经济学之父”的美名,而迄今这本书还被国际知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认为是最好的一本书呢!

在亚当·史密斯和《原富》的开创下,古典经济学派于焉诞生,先历经李嘉图(D. Ricardo, 1772~1824)、马尔萨斯(T. Malths, 1766~1834),以及密尔(J.S. Mill, 1806~1873)等几位名家的发扬光大,继而在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的手上演化为新古典学派。由于马夏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提供了供需图形等分析工具,经济学的教学讲授更为方便,这门学问也就粲然大备了。一直到今天,众多基本经济学教科书都还沿用该书所创的分析工具呢!

1930年代,经济学有了重大变革。主要因为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迄今世人还闻风丧胆的“全球经济大恐慌”,一时经济萧条、失业者遍布,直到凯因斯(J.M. Keynes, 1883~1946)1936年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文简称《一般理论》或《通论》问世,才提出“创造有效需求”解药。从此,政府能以总体经济政策对整体经济体系作“精密调节”的干预,就普遍被接受,也开启了“总体经济学”的大门。而“国民所得和会计帐”在1940年代被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S. Kuznets, 1901~1985),以及有“国民会计之父”称号的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李察・史东(Richard Stone, 1913~1991)发展成形,更成为政府能以政策促进“物质性”国民所得(GDP)成长的依据,也助长凯因斯理论的普及。如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的财经消息报导,几乎都是总体经济的范畴;而经济学也的确在总体经济学诞生之后,才成为显学。

亚当·史密斯的《原富》虽是好书,但讲授不易。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在1948年面世的,就是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P.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的《经济学》(Economics)。该书出版后洛阳纸贵,曾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其在全球的销售量被认为仅次于《圣经》。这本基本经济学教科书之所以畅销,天时、地利、人和齐备,可谓时也、运也、命也。一来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的问题一箩筐,经济学面临一种动态阶段的挑战,“马歇尔计划”所揭示的政府强力策略抬头,学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连结时势的入门教科书;二来萨缪尔逊在当时已有显赫的学术地位,可以全力撰写教科书;三来萨缪尔逊精通数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书中以简单明了的“数理模式”搭配撰文,让学习者更易于研读。就在此种环境下,萨缪尔逊撰写的基本经济学教本轰动全球,不但让经济学普及成为显学,也奠定经济学在不久之后列入诺贝尔奖颁授学门的基础。

也就是萨缪尔逊的这本教科书,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让数理分析工具逐渐导入经济学,而且也将凯因斯理论透过此一工具传达给世人。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化,经济学数理化已然喧宾夺主,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相应蓬勃开展,使得经济学可以从事实证,让“数量化”的结果足以“提出证据”、大声说话;尤其重要的是,能评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响效果,得到数字答案。怪不得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早在1964年第77届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上,以会长身份演说时兴奋地说道:“数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进的大炮代替了传统的弓箭手。…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事实上我认为,比起数量化愈来愈强大的势力及牵连之广,所谓的李嘉图、杰逢斯(W.S.Jevons, 1835~1882)或凯因斯的理论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罢了。我认为,经济学终于要踏进它黄金时代的门槛了。不!我们已经一脚踏入门内了。”史蒂格勒在演说辞的文末还笃定表示,经济学家将会变成民主社会的中坚人物、经济政策的意见领袖!

随后历史的发展,可说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预期。在1970年代末期“停滞膨胀”(stagflation)来临之前,经济学的发展的确达到顶峰。在此黄金时代,甚至有“从此经济学家和政府(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经济体系维持繁荣,不景气将永不再来”的豪语出现。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9年首次颁发,得主就是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学家”;隔年第二届得主公布,又由萨缪尔逊这位“数理经济名家”获得。这就更印证:经济学成为显学,是因具备了“实证经济学”的特色。而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可能会有所进展。”

当然,让政府扮演经济舞台要角的总体经济学,加上数量方法日新月异促使实证经济学发挥重大影响,是经济学能够取得如日中天般地位的重大要因。在政府扮演干预经济主角这件大事上,庇古(A.C. Pigou,1877~1959)–被称为混合经济大师–的贡献,就不能略而不提。他在1920年出版《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以及“市场失灵”因而产生,必须由政府出面校正来达到福利最大的论述,这也对政府干预政策和数理分析、实证技巧的重要性提供了更大、更有力的基础。稍后,当“赛局理论”兴起,数理化又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趋势看似沛然莫之能御,不过,一直以来,反省的声音还是不时出现,屡见不鲜。

让经济学回归“人性”本质

1949年奥国学派或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他的巨著(无论是质或量,都可以如此形容)《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第235页里,有这么一句话:“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转眼七十年过去,如今重读这句话,不但不觉得失效,反而更凸显其真确性。正如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1907-1995)所言:“这几十年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属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基础。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

那么,真正的经济学是什么呢?1989年,夏先生在为笔者拙作《经济学的天空》一书写序时,以〈经济学家的思路〉为题这样写着:

“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之一部分,但是,问题的发生,是在这句话的那个‘人’字的正确概念,没有被所有念经济学的人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经济学家所必须了解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

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这个认知,截至现在,虽还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认知的深度都一样;但可确信的,只有‘人’才会往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令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地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年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合,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的。即令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合。此所以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用亚当.史密斯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话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我们用‘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搅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以上两段叙述所谈的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所谓的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前者对于后者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对经济学的此种认识,正是奥国学派的精髓所在,也就是:将人当人看待,由人的自身由衷地遵行“长成的秩序”,在和谐的分工合作方式下,与自然界共存共荣。因此,真正的经济学当然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以及人对市场机能和市场竞争也由衷地遵循。

夏先生之所以会有奥国学派的看法,是因为他精心翻译了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和海耶克的好几本经典著作之故。夏先生是早年(1949年11月~1960年9月)台湾著名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主笔,就在《自由中国》被迫停刊的三年前(1957年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乡詹绍启先生寄给他一本《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杂志,那一期正好介绍米塞斯的《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antality)这本书的摘要,夏先生不但立即将之译成中文刊登在《自由中国》,而且深深认同米塞斯,也开始研读奥国学派大师的著作,并译成中文传布华人世界,特别是台湾。

夏先生最先将《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全文译出,而米塞斯用英文写的著作有六本,夏先生译出三本,另两本是这一本《经济学的终极基础》和《人的行为》。他先翻译前者,再译后者,因为前者篇幅较少,循先简后繁之常理心而做此选择。但事实上,这本精简提炼的小书比巨著《人的行为》更难懂,也更难翻译。他在1991年远流版的〈再版译者序〉中就说:“1968年初版的那个译本(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有不少的地方叫我愧对读者(应是指误译或译错)。”

所以,米塞斯《经济学的终极基础》的中文版本,最初是由夏道平先生在1968年翻译,交由台银研究室出版;最初的译名是《经济科学的最后基础》,1991年修订版改为《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因为“科学”(Science)一词,在欧陆的语言传统中是指称任何有组织的知识体系,但依英美的语言习惯,一讲到“科学”就仅指“自然科学”;而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的一大特征,就是一贯反对采用、或模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或社会现象的。因此米塞斯在书中所用的“科学”一词,当然是欧陆语言传统中的意义,与自然科学绝不相干,关于这一点,米塞斯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已讲得很明确。

1991年的修订版,夏先生要我当校订者,但当时只是走马看花,仅仅针对语句不通顺、读者可能看不懂之处,以及找出错字和标点符号不合意之处,实际上都是夏先生亲自修订。他在〈修订版译者序〉中已交代得非常清楚。初版到修订版长达二十一年,而1991年修订到今年(2018),又是二十七个年头过去了,夏先生早已仙逝。当五南公司推出“五南文库”、出版“经典书籍”,决定将本书列入其中时,谁能承担翻译重任呢?当然非谢宗林这位传承者莫属了!正好他才重译完成米塞斯的经典书籍《人的行为》,并已顺利出版,得以全力担负此一重责大任。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为何谢宗林是夏先生的传承者、接棒人。上文提到,夏先生曾任《自由中国》主笔,在该刊物因犯忌、被迫停刊之后,夏先生转任教职,在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铭传商专等校继续传布自由经济理念。退休之后因缘际会,适逢1981年“蒋(硕杰)王(作荣)论战”盛事,夏先生深受蒋硕杰先生两篇文章感动,乃写信表示敬佩和支持,并在报刊发表一篇文章力挺。蒋先生乃视夏先生为知音,并延聘夏先生进入中华经济研究院担任特约研究员,兼任改稿和《经济前瞻》季刊(自1995年1月起改为双月刊)的编辑工作,自由经济的种籽就这样散播到中经院的一群研究员。

那时中经院的年轻研究人员中,受益最多的就属我和谢宗林两人。我更加坚定走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决心;而宗林兄则用心研读奥国学派学者的著作,受到夏先生的高度肯定,甚至认为他更了解奥国学派。所以,要重新翻译米塞斯的著作,谢宗林可说是不二人选,他除了将中文书名改译为《经济学的终极基础》外,更就夏先生原译本不少错漏之处予以补正。所以如今的版本可说是全新、非修订本,而且更臻完善。

奥国学派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作

米塞斯在本书的自序中,一开头就直说:“本书不讨论一般哲学议题,只说明任何认识论方面的研究都应详加考虑的一些观念。”米塞斯指出,在传统逻辑学和认识论领域,大体上只看到关于数学和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研究和论述;哲学家一向把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模范,轻率地认为各门科学都应仿物理学来打造。米塞斯在书中特别强调,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有一些事物,自然科学甚至不能加以描述、分析于万一;在适合采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步骤、观察与描述的那种领域之外,还有“人的行为”这个领域值得研究。他在书中指出,“有一道迄今没有任何学者尝试跨越的学理鸿沟,隔开自然的事件和人有意的行为。在自然事件方面,科学找不到任何所以促成该事件的目的因(finality),而人的任何行为却总是想要达成一定的目的。在论述人的行为时,如果忽略行为人想要达成的目的,那就和解释自然现象时诉诸目的因一样的荒谬。”

本书针对“实证论”(positivism)加以批判,指出其缪误所在,此即“除了自然科学所采取的那种实验方法外,它不承认其他任何证明相关主张的方法,并称所有其他理性论证的方法为玄学(形而上学)方法。”而“玄学的”这个形容词,在实证论者惯用的术语里是愚蠢的同义词。所以,这本书的唯一主题就在“揭露实证论这个基本主张的谬误,并且叙明该主张所导致的种种灾难性后果。”毕竟,就“经济学”这种“人的行为学”来说,应以“先验论”解析,绝不能用“实证论”。米塞斯强调:“任何人,如果真想了解经济学理论的要旨,就应该首先使自己熟悉经济学究竟传授些什么定理,对这些定理反复深思熟虑后,再进而研究相关的认识论问题。”他特别指出,至少须对“报酬率”、“比较成本法则”、“经济计算问题”作极其仔细的一番考察。

米塞斯在书中特别澄清:主张经济学不应模仿、以其他科学作为榜样,并非鄙视或无视这些学科,相反地,必须努力去理解与精通这些学科。他说:“任何人若想在行为学方面有所贡献,那就必须熟谙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法理学,以免将行为学的任务与方法,同任何其他这些知识部门的任务与方法搞混了。”他举例说,形形色色、所谓数理经济学的基本谬误,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谬误,没有哪一位“合格的”数学家看不穿。

米塞斯告诉我们:“许多撰述者误以为,人的行为科学必须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所以致力于某种量化经济学的工作。这些人认为,经济学应模仿化学,从定性分析进步到定量分析。他们的座右铭是实证论的这一句箴言:科学即测量。他们获得丰沛的基金支持,汲汲营营于重印和重新整理政府、同业公会、大公司和其他企业所提供的统计资料,他们努力计算这些各式各样的资料之间的算术关系,借此来决定‘相关’与‘函数’的一些东西。他们未能意识到,在人的行为领域,统计永远是历史,而他们所谓的‘相关’与‘函数’,除了描述某一段时间和某一区域的某一群人行为的结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所以,“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方法,是一种幼稚的数字游戏,对于阐明真实的经济问题并没有丝毫贡献。…经济学家的理论,并非建立在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像逻辑学家、或数学家那样的理论思考上。…经济学家的确能够像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那样,窝在有扶手的大靠背椅上来完成工作。使他有别于其他人的,并非他有什么秘密的机缘,得以处理别人接触不到的某些特殊资料,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能够从中发现他人注意不到的一些面向。”

这本奥国学派“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作所深入析论的内容,夏先生将它简约成一句话:“一切经济现象,只有就各个行为人的选择与计划来分析。”米塞斯在书中就写说:“总体经济学的国民所得概念,只是一个毫无认知价值的政治标语。”

就本书的书名“经济学的终极基础”来看,可知米塞斯所说的“认识论”是特别着重于经济学方面的,但认识论的处理,自然要涉及哲学上的许多大问题。所以,尽管本书“并不讨论一般哲学议题”,但哲学上的若干大问题的阐释,却占了全书(八章)的大部分(第四章以前和第七及第八章部分)。这一大部分对于从未接触过这类问题的读者,或许会显得艰涩难懂,或许会觉得与经济学无关,也可能难以下咽。果若如此,建议先从直接标明经济学的第五和第六两章读起,也是可以的;最好当然还是从头到尾、循序通读全书,否则难免会产生严重的误断。

本书于1962年出版,而米塞斯在第五章前段写道:“如今在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这个叫人误会的名称传授的那一门学科,毛病并不在于任课的老师和教科书的撰写者不是正牌商人、或是经商失败者。而在于他们不懂经济学,以及欠缺逻辑思考的能力。”这是为他1949年的代表巨著《人的行为》中的“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提供答案。那么,“经济学或更精确的‘真正经济学’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为何真正经济学家要有逻辑思考的能力?”除了上文引述的夏先生说法外,就请仔细研读这本书吧!特别是政府政策的决策官员和专家学者,更有必要好好读读这本书!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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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8 11: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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