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季年：咏而归—父母临终忆记（三）
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Pixabay)
【大纪元2019年05月01日讯】（接前文）母亲提出要回重庆。她的声音低哑，却分外坚定：要坐飞机。终身节俭的母亲只乘过一次飞机。86年，我在北京无法呆下去，母亲父亲也在北京住了近两年。父亲始终认为北京不是他的“家”，度日如年。母亲却怀有明确的任务，辅导外孙冬冬。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在北京。她总觉得，再大的劫难，只要她在，情形就不致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母亲已偏瘫七个年头，我主张乘飞机，母亲同意了。
通过安检门时，警告铃声响起，父亲在前面被拦住，只见他突然高举双手，长长的黑大衣裹着高高的个头，像一个教徒在向天祈祷。母亲说，你爸爸怎么这么倒楣。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多年前，父亲被捕入狱时，新政权强迫他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高举双手。知识分子父亲何须举起双手，父亲一身也不知“武器”为何物！
父亲坐在机窗旁，两个多小时，他一直定睛看着无边的云层，壮丽高远的天穹。无人知晓老头子的想法，他时常赞念自然的伟大，又感叹造物的无常。在他与存在之间，这可是唯一一次再无“历史”、“社会”、“政治”这些猥琐而肮脏的赘物。有几次，我看见父亲在抹泪。
母亲坐在中间，我靠近通道一侧。临近重庆时，父亲起身上厕所，刚好飞机开始下降，厕所关闭。小解未遂的父亲站在厕所外，空姐走过去对他说什么，迷惑不解的父亲吃惊地俯望空姐，以为自己又触犯了什么禁令。父亲转身回来时，突然举起手，好像向所有乘客表示歉意，他那特有的穿越漫长荒唐岁月的苦笑让我内心发痛。
这次我单独送母亲乘飞机，买了头等舱。到了首都机场，我到问讯处借了轮椅，母亲安静地坐在上面。候机场多是正享受生活的青年男女。我推母亲到头等舱候机室，母亲一言不发地坐着，谢拒了服务小姐送上的一切饮料。母亲在等待她的归程。一切都在消失。
飞机上，碰到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和重庆市一名副市长。母亲对与我握手的这两位中年人无任何表示。空姐为母亲拿来毛毯，搭在膝盖上，对我说，老太太真像她外婆！母亲对空姐颔首致谢，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向人向这个世界致谢。
哥哥已在重庆机场等候。太家无言地乘车回到家中。
1996年7月6日，母亲曾写下《示康儿》：
痴儿怎识母心思，信奉报喜不报忧。
不识母心自有称，能称忧喜各几分。
人生负债需得还，大忠大孝实一体。
你有奉献苍生志，我怎可不惜余生。
认定事理慎言行，毋速就成戒骄躁。
仁且智自当并重，尽人事还需听天命。
大不孝的儿今天终于把垂垂老母接回家中。任旅途巅沛，老母始终沉默坚毅，走她的归程。
母亲躺在床上，示意我们离开，父亲就在这小木床上去世。老五抽柜上，父亲的遗像和骨灰盒离母亲睡的这张床不到两公尺距离，已成壤泉之隔！
母亲已是晚期喉癌，且有高血压、胃溃疡、便秘，又有再次中风危险。恐怕不行了；如果调理得好，也许还能稳住。姬教授出门时告诉我，他马上要出差讲学，恐怕不能接受母亲住院了。
7月7日，张德邻秘书小潘突然来电话，称为母亲买了花篮和一点补品。花篮很讲究，补品是燕窝之类，母亲一生从未享用过粗茶淡饭之外的食物。母亲对盛开的花和墨绿色的名贵补品只是淡然一瞥，说，送别人吧。
母亲要我坐下来，我多少次坐在床边沙发上，听母亲叮嘱，和她争辩，责怪她太悲观，不超然。现在，我望着母亲，心中一片茫然。连为母亲减少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一点点病痛都做不到，我太不孝！
1992年8月，母亲以《去人民医院途中即景》为题写道：
老伴搀我去按摩，天雨路泞行人多。
日复一日行路苦，身罹此病可奈何！
美哉青春少儿郎，悯我二老竟相让，
秉此仁爱之心意，人间终应勿相忘。
母亲望着天花板，眼泪夺眶而出。刚擦干，又流淌出来。好久，好像过了一个世纪。母亲突然说，康儿，我为你唱一首“平安夜”，你把那个日记本拿来。
母亲的声音很低，很清晰。她靠在枕头上，用她那只健康的左手扶着打开的日记本，我扶着另一侧，母亲合上本子，又用英文唱了一遍。母亲不是基督徒，母亲的学生骆恩洁的父亲是一名虔诚基督徒，曾数次来家，劝说父母皈依基督，认为父母这种人应该蒙受圣恩，永远享福。母亲终身秉受儒家教诲，无法全盘接受基督教教义，尽管母亲十分尊重真正的教徒。母亲特别喜欢宗教艺术，我十八岁时曾临摹过拉斐尔的圣母圣子像，母亲保存了很久，终于丢失。母亲能唱许多英文歌曲，其中就有这首《平安夜》。
科学、理性、政治、现代文明对人本身最大的贻害是，人类日益迷失本性，在日益缩小的时空中彼此日益生疏，宗教蜕化，艺术堕落，道德沦丧，再无同情的了解，再无亲切的体验，再无虔诚的信仰，生命花果飘零，童贞、诗意和神圣隐遁至于无形。
对母亲而言，探究生命之意义，追寻灵魂之家园，尽性尽道，承受苦难，渴望拯救，何尝不是儒耶两家相通之处。面对层层阴冷的世界，除了遥远的启示和有限的抚慰外，它们却是同样的无可如何！
仲夏之夜终于降临，黄昏中母亲抬起手，示意开灯。母亲要我把五抽柜上的电子日历递给她。这十几天，她一直把这个学生送的日历放在枕头边。母亲最后望了我一眼，那眼神出奇地宁静、慈祥。我关上灯，──母亲房间用的是别人早不用的拉线开关。母亲躺在黑暗中，在微光里平静地呼吸。母亲，晚安，我站在门口，在心里无限感慨地对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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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月9日）早晨九时，文级忽来电话。我立即预感到……
赶到家门，哥哥正抱着母亲下楼。母亲已昏迷，脸色如土，奄奄一息。随即送往沙区人民医院。
几名医生护士忙着把母亲安置在一楼抢救室。陈医生（多年前向宏介绍认识过）、刁玉（重大刁潘奇的女儿）都是熟人，心中稍许宽慰。她们为母亲输氧、输液、排尿、量血压。刁医生认为很可能是脑血栓，或脑溢血，今天很难过去。
母亲有一刻清醒过来，清晰地说：我要去了。
母亲的脸与父亲完全一样，下颚凹下去，眉骨颧骨突出，耳轮耳垂都变薄了，双眼紧闭，白发无力地散落。中午转至六楼。又是新的医生和护士，照例又忙了一通。与上次父亲去世不同，我立即给小宁、忆聪等打电话。
与香港王清瑞打通电话，安姐正在美国，忙得要命，累得要死，心脏也不好，大舅妈年事已高且显昏聩，清瑞自己老母也不行了，──恐怕不能来渝。
母亲没有一句要安姐回来一趟的话，这个愿望埋在她心中最深的地方，那里也在流血，一点声息也没有。
忆聪、忆南两姐弟从上海乘飞机回来。他俩都是奶奶拉扯大的。
某工厂的张阿姨，住在我家，一边照料其读高三的儿子，一边照料一下母亲。中午，我回一中，张阿姨说，唐老师清早起床，要了大口盅，又走回房间去了。
我走进母亲住房，文级跟着进来，正说有两版“安定”（100颗）不知去向，就在地板上发现两颗“便灵通”胶丸。打开一看，里面竟然都分别装着五颗“安定”。
原来是这样。这几天母亲每次都要我早点离去，口气冷静而坚定。原来她要唱《平安夜》，要那个电子日历，决定她告别人世的倒计时，原来她要那个大口盅，以咽吞药片。原来母亲去意已定。
文级又说，张阿姨昨天给母亲洗了澡，母亲还要求为她理发，天太热，汗水把后颈窝都打湿了。上次父亲走前一天，也洗了澡，理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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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育仁、小许看护母亲。一天一夜下来，母亲已形同枯槁。右侧手足已完全失去知觉，左手左脚还能无意识地抽动。
上午沈晓茜突然来电话。告知母情。晓茜认为应告诉她外公外婆邹桢伯伯和张阿姨。中午前，邹、张两位老人即来到医院。张阿姨见到母亲就哭起来。去年，他俩老还到一中看望父母，没想到去年所见者，一人已去，一人已弥留。邹伯伯是舅妈谢廷光表弟，人品高洁，心性良善，与父母一样，饱受时代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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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10月7日，母亲写了《怀友》：
昔日同窗友，多弃此环宇。
长久失音讯，存者有几许？
卧床，念故情更切。
欲去信探问，又不敢动笔。
年老复患身不遂，病榻常念同窗友。
故人多辞此环宇，存者偷生有几许？
久欲去信一探问，又恐噩耗无情至。
生离死别寻常事，因何懦弱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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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31日，许安本老师去世。母亲打电话要我回来，关上门，母亲神色凄然，说，许老师去了，你下楼去看看，我已去过。
许安本是河南人，北大中文系毕业，抗战来渝，颠沛流离。曾任《益时报》编辑。49年后打成历史反革命，晚年失聪。文革时，与我们隔壁而居。红卫兵令其退出一室，其所居全当西晒。许母患癌症，无力治疗，疼痛而殁，三个儿子天各一方，若干年中偶回探亲，其神色也如罪犯。唯许老师从来不卑不亢，夜深时，一人吹箫，必是《苏武牧羊》、《满江红》一类古曲。
许老一生苦难，以90高龄去世。母亲在日记中写诗为其壮行：
一生学问，一生热忱，半生孤寂！
所幸儿媳孙，有德多孝顺，这是人生最感安慰的，又有谁可夺呢！许老，您安息的走了，走完这人生曲折路，吃尽这人生苦涩果，无愧，无悔，无憾，无挂，去到那永无苦难的地方，去到那不再感世态炎凉的地方。我为您庆幸，但总不能免──哭，好人何不幸也！！敬爱的许老，安息吧！
唐恂季率子王康、女思齐、婿文级 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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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母亲自己了。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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