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5月01日讯】
4：有重要利用价值而被中共采取怀柔政策
在国学大师中，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其人对中共有重要利用价值，而被中共采取怀柔政策的，其代表人物，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不仅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当时中国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的几个的学者之一。
陈寅恪通晓二十几种文字，能够用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撰写论文；而且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36岁时他即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还邀请其赴英作特别讲座。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史学家傅斯年曾如此评价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中共占领大陆后，没有去成英国的陈寅恪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博士之邀，任该校教授。此时的他业已双目失明。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1953年10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三个研究所：远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与范文澜均马上赴任，惟有陈寅恪不为所动。当时，不时有北京来客到广州说服陈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篯。当时汪篯怀揣着两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一封是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
已被中共思想改造过来的汪篯劝说自己的恩师接受委任，但陈寅恪却表示，不再认同汪篯为自己的学生。他告诉汪篯：“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对于两位“大人物”的书信，陈先生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此后，陈寅恪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书记陶铸的关照下，在中山大学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生活。但是当1966年大鸣大放开始时，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们将矛头对准了这位早已双目失明的老人。
陈寅恪几次被抄家，和妻子屡屡遭殴打，陈家中甚至身体上都贴满大字报，红卫兵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终年80岁。应了其“共产之鬼”的预言。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陈寅恪妻子唐筼亦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5：被中共逼迫 无奈放弃自我
还有一些国学大师，在中共的逼迫和淫威下，无奈之下放弃自我的，其代表人物是冯友兰。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1920年1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杜威。1923年夏论文答辩通过。次年博士论文出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之前，冯友兰曾两次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高层往来密切。1942年起数次前往重庆为国民党干部授课。1943年以西南联大党部名义，致函蒋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蒋阅信“为之动容泪下”。1945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但随着国共内战中国民党的失败，冯友兰也迅速转向，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10月5日冯友兰即致信毛泽东自称“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
面对冯友兰的“低眉顺眼的认错态度”，毛泽东毫不留面，除了在回信认定了冯“过去犯过错误”，并告诫其“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已然是近乎直白的警告了。此后，冯多次检讨自己历史问题，在国内外数次公开表示自己的新理学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敌”，是“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拥护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国民党政权”，“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并“对40年代所写的几本书忏悔”。并经常做出配合政治形势的举动，如“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而相继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1955年参加批判胡适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动；1962年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后向毛泽东献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但他的“反省”与“献媚”并没有为他的命运带来转机。1966年“文革”开始，冯被抄家关入“牛棚”，直至1968年方才脱离。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友兰出任四人帮掌握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给了孔丘一个回马枪”，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后又着《论孔丘》一书，为江青集团效力。
这些书文中，冯称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为大地主大资产家，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1949年以后则是“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认为自己能参加批孔运动是一种“更大的幸福”，冯积极向江青靠拢，然1976年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遭彻底清算，冯也遭长时间关押审查。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死于北京，96岁。（待续）
责任编辑：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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