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5月01日讯】最近几年中国官场出现了一种新“气象”，那就是官员们普遍有了“二心”，最典型的表现是消极怠工，但他们的“二心”与民众对体制的不满完全不同。官场与高层的关系已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之“同伙”关系，重回类似于毛时代的那种“猫鼠”关系，“众鼠惧一猫，猫在鼠愁困”。
一、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
官员们多半在消极怠工，这是官媒最近不断发表文章批评的官场时弊。习近平前一段时间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共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重大风险，如果官员让危险升级为真正的威胁，他们都将为此负责。这话的潜台词是，官员们在坐看风险升级，仿佛他们身处这个政权之外，无关痛痒。
中共现在面临的风险，最大的不是民间广泛存在的不满和零星的反抗，而是经济风险，因为后者是全局性的。中国经济已进入下行状态，其原因，我在《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成定势》（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2/26/n10932910.htm）中解释过。在集权体制下，推动经济的主要手段，要靠各级官员运用高层提供的政策工具，设法在各地营造经济增长的机会。在江胡时代，各级官员们曾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管后效该如何评价，至少产生了某种短期效果。就眼前形势来说，当局赖以克服经济困难的主要办法，仍然是指望各级政府努力想办法，找出摆脱困境的各种策略来。然而，如果各级官员普遍消极怠工，则当局试图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种种设想就可能落空。
事实上，恰恰与高层的期待相反，和经济下行同步出现的是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这种新模式大致有三个特点，“静观”、“惰怠”、“胡干”。所谓“静观”，就是对经济形势恶化无动于衷，等着看笑话，看你们上面怎么办；所谓“惰怠”，就是懒得出力，本着少干少错的宗旨，坐着不动，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职查办；所谓“胡干”，就是单纯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简单模仿，不顾经济社会效果是好是坏，上面的要求已经执行过了，至于有没有用，是否做过了头，那就不在乎了。
对中共高层来说，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构成了当局的政治风险，其要害不仅仅在于挽救经济的意图难以落实；更重要的是，官场上的这种新“行为模式”标志着，官员们有了“二心”，与高层的关系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变成了“上下异心、软磨硬泡”。
二、江胡时代的官场“蜜月”
要了解官场与高层的关系为何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变成了如今的“上下异心”，首先得明白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中国的官场，在江胡时代堪称是为官者的“蜜月”：举国之域，尽为“龙潭”，“九龙治水”，一“龙”一“潭”；各显神通，化权为财，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贪官，敛财无数，全球惊骇。
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在集权体制下，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个人独裁领导模式无法自然延续到下一代领导者身上；随后必然出现所谓的“集体领导”模式。一旦这种转换完成后，在集体领导模式下，“九龙治水”的局面就产生了。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时代（戈尔巴乔夫后来实行了个人集权的总统制），在中国，从邓时代到江胡时代，都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由于政府不能再用个人崇拜、意识形态等手段有效地动员并控制社会和官场，高层与官场之间就从斯大林和毛时代单纯的“命令–服从”关系，变成了一种互利式交换关系，各自向对方提供对方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换言之，统治者向官场提供官位的稳定和特权福利，而官员们则顺从高层的领导和控制。这样，在高层与官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双方体认的“契约”，只要这个“契约”不被打破，官场的稳定和上下互动就可以维持下去。
这种官场与高层的“蜜月”必然导致腐败横行，但前苏联与中国江胡时代的腐败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腐败的规模取决于经济改革的深入程度。经济改革引入私有化之前，比如前苏联和中国的邓时代，官场腐败主要表现为特权消费、受贿（现金、贵金属、古董、艺术品）等；而一旦国有资产私有化了（中国此举始于朱镕基1997年推动的国企改制），全面腐败的量级就起飞了，原因是，官员们可以获取并持有企业产权、金融资产、房地产等，还可将国内财富转移到境外投资。江胡时代官场与高层的“蜜月”，就是后一种情况。
一旦官员们通过腐败而成了资本家，他们的敛财目标就变得“无穷大”；而挣业绩升官就不再是唯一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个人安全系数的途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提拔起来的官场混混们，往往不会终日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会想尽办法推动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政绩，也因为这是敛财的主要途径。
三、习时代的官惰之源：重回“猫鼠关系”
官员们的“二心”究从何来？主要是由于官场全面对高层的反腐行动极度不满，因此出现了耳语诋毁和消极怠工。他们的这种不满和对江朱、胡温时代的怀念，是对过去高层实施的“用腐败换合作”官场管理方针非常怀念，而对过去几年来高层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抵触。这种官场情绪的本质无非是热爱腐败而不可得所表现出来的反弹。其不满，首先是因为失去了安全感，许多官员都处在漏网之后终日惊心的恐惧之中；其次是财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乐趣”；最后是断了退路，海外房产、海外金融资产以及逍遥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多年心血，化为泡影。
官员们最大的难处还在于，谁也不能出头，去公开抵制反腐败，那等于是不打自招，自求速死；那怕有再多的仇恨和不满，也只能闷在心里，于是，“仇恨入心要发芽”（《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自然就有了“二心”。但是，官员们恨习近平，并不等于他们向往政治民主；他们并不笨，知道民主化同样会反腐，也可能是他们的死期，他们所真正盼望的，是终结目前这种官场与高层的关系。
事实上，官场与高层的关系现在已经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之“同伙”关系，重回类似于毛时代的那种“猫鼠”关系，即“众鼠惧一猫，猫在鼠愁困”。中共的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今年3月29日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南海与官僚体系的无休战争》，这个标题意味深长。江胡时代中共官场与高层的那种“上下同心”的关系，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文还提到，“政权之安定与整个吏治的环境唇齿相依”。可见，当局对官员们的离心离德其实心中有数。
满怀“二心”的官员们离心离德，表面上与苏共垮台时的官场普遍心态十分相似，但它的政治意涵却截然不同。2016年我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曾介绍过我提出的一个新观点：私有化和民主化是相容还是对立，取决于两者的时间顺序，若民主化在前，两者可以相容，例如在俄国，民主化不会妨碍原红色精英的发财举动，而红色精英可以利用民主化带来的新机会；若私有化在前，比如中国，则私有化造就的共产党资本家们必然倾全力扑灭任何民主化活动，因为民主化可能是夺命之举。正因为中国属于后一种情况，所以，当下及今后中国的官员们虽然有“二心”，却多半不会有“反心”，在维护现体制这一点上，有“二心”的官员们与高层始终是一致的。因此，在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当中，中国的转型之路有可能最为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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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