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5月31日讯】（接上文）
赤血丹忱报国无门
他待在香港祗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本心所愿者，厥为赴台湾以身心献国，致力反共大业。当时台湾戒备森严，根本去不了。
1951年2月1日，一个阴冷的冬日，他用刀片割开右手的小指，鲜红的血泊泊的流出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用刀锋向指头按下的时候，精神是变得很紧张的，我用力的用牙齿咬住下唇，手掌心湿漉漉的微微发颤，而整个手指都似乎已迅速失去了体温，是那样的凉意袭人。为了我们神圣的祖国，我决意将自己的血液，作为热爱她的见证。血在静静地冒，在洁白的纸上写上我的心声。以一种悲壮激昂的情绪，我又写了一封信给蒋主任，我写下了‘赤血丹忱、尚希垂察’八个大字。拭去额上的冷汗，撕了一条胶布，将创口裹住。我内心泛起一种光荣的喜悦。对国家对领袖，我将永远保持我的热爱与忠诚。我无限希望蒋主任这次能允准我入台的请求。我说：如果我的意愿可以达成，请用航空通知或者是用电报。因为在此我实在是度日如年，恨不得生出双翅，飞投祖国的怀抱。”
他寄望着台湾方面予以答复，二月八日，他收到两封信，“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信封是很长大的，我以为是台湾方面给我寄来了入境证件，跳跃上前，接到手中一看，是由香港寄来的英文信，不禁大失所望，另外一封信是L先生寄来的。我首先拆阅那封英文信，原来是美国驻港总领事写来的，他对我提出想参加美军至韩国作战的问题予以答复。他说依照国际的法律，这是不可能的；而关于参加美军的手续，是不可能公开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的，不过可以告诉我一点：就是参加美军的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虽不是美国的公民而声明放弃原有国籍，加入美国国籍的人。照他这样说，我当然是毫无希望的了。
某某来信，对我的出处关怀备至，使我颇为感动。他要我向某人去说，但我觉得这大可不必。仅祗是为了吃饭的问题，要我向人去低声下气的哀求，我是不屑为之的。要我走就走好了，以天地之大，我想大概还不至于无容身之地，祗要自己不计较艰难困苦，总不致面临绝路。我们中国数千年传统的思想观念，首重骨气和志节，这就是《礼记儒行篇》所说的：‘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身危而志不可夺，此之谓大丈夫。’我虽然还不配称大丈夫，但我很愿意做一个有骨气的硬汉。”
他仍继续向政府申请。在此期间，曾有多个机构，如“中央改造委员会”、“青年救国团”、“中央党部”等，派人前来连络接触，谓报国无分地区，在港安心工作，俟适当时机，当保送入台进“三军官校”，“政治大学”受训云，然迄未能成为事实。他困居英殖民地，耳闻目见，皆使血性之士悲愤抑郁。青春消失迅疾，当初自祖国大陆冒生命之危而逃亡，乃冀有所作为，而非以一己之衣食谋；而理想与事实间，相去之距离日益遥远，衷心至感痛切！他认为：“我不能为祗是吃饭的问题，而有太多的顾虑，于是我宁可在生活的重压下，咬紧牙关，苦苦的挣扎支持。”“我不想作一个平凡的人，随时在刻意向上，而这一种进取心与立志自拔于流俗的想法，却使我必得尝受较常人为多的精神磨折。”他的愿望是“回到自己亲爱的祖国去，执掌政权，消灭邪恶的共党，使自己的国家能够变得富足强大。”
在1952年传统中国新年，他在日记中说：“今天是过年，一般人都是兴高采烈的，但是，以我来说，又有什么值得欢愉的呢？祖国在危急中，千万同胞正在苦难中挣扎，家园已破碎[…]，这一些，已足使我的心情觉得沉重的了，我默然地在思索和怀想。流亡者的心境是寂寞悲凉的，独自一个人在香港，追求那些不可捉摸的崇高理念，家人离我是那么的遥远，他们今日的生死未卜，我无限的关切和怀念他们。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并不是构成我情感如潮的主要因素，有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因素，那便是残忍凶暴的共产党徒，正暂时统治着祖国的大陆。它们这批魔鬼一日不清除，则苦难便一日存在。
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乃是在于如何去打击共匪政权，使其溃败灭亡。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然而我们是热血壮志的爱国青年，面对着中共匪帮这一个强大的敌人，我们绝对无稍畏惧，我们有决心，有勇气，与之周旋。要不然，我们也就不会从匪区出奔。秉着正义和公理，我们勇往直前，一无所惧。共产党现在正大肆虐政，自掘坟墓，我们就要发挥本身所具有的力量，驱迫它们早日的进入死亡之穴；坐视静待，这绝对不是办法。每一个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要团结起来，自救救人，为复国建国的任务而坚强战斗！”
他在街边见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正用战颤的双手，将柴碎塞人小小的坭炉里去，走廊边，放置着一床破席和一些简陋的用具，看样子，是从大陆逃出来的难胞。一问得知他是湖南祁阳人，两年前逃来香港，年近六十岁，有一个现年七岁的小儿子，还有一个亲戚。他是曾在政界服过务的，姓王。一家二十五口，逃出来的就是他父子二人，其余的都大半被共匪以各种罪名杀害。逃来香港之后，起初还可以勉强的过生活，慢慢的，所带来的钱用完了，而可典当的衣服物件，也都已送进当押铺，曾在调景岭去住过一个时期，现又来九龙，寄居人家屋檐之下。起初颇受人家的冷遇和歧视，时间一长，由于本身表现的规矩，使居民渐渐的发生了好感，于是每天给他们三个人送一些饭菜来。每天，那个亲戚到外面去做工，一天的辛劳，可以博取港币一元余的工资，老头子因为胡须这样长了，就是能做工也没有人请，祗好静坐看守衣服和阅读报纸。至于那个七岁的小儿子，则到附近去乞得一些饭菜和少许的钱。就是这样，他们三人过着最起码的生活。时间一晃就是几年，真难为他们苦撑过这么长的日子！“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在祖国大陆正承受深重的苦难，我禁不住满腔的悲酸凄楚，而想号啕大哭。我身边祗有三块钱港币，于是我全数取出交给这位慈祥温厚的老者，说给小孩子去买面包吃，老者感激的收受了。他早岁留学日本，是早蹈田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匪徒迫使他来此过这样痛切而充满耻辱的流浪生活，想到此处，对共匪我祗有切齿痛恨。我相信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那时，我们要报仇雪恨，使那批畜牲明白它们究竟造成如何深重的罪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心里反复的回味这句话；一面感到相当的沉痛，而对于今天所作的这一件事，也感到非常的心安，因为我做了一件该做的事。”
他一直期盼能早日赴台湾，可是音信渺茫。他必得在此工作以生存下来，经过培训，在香港警务处总部任无线电报员。殖民地时期的香港，英国人压迫中国人，那里贪污腐败，没有效能，他不愿同流合污，六年后自动辞职。他说：“我的性格是正直的，嫉恶如仇，于是，处于这一无正义的社会中，便显得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了。我在此颇服膺蒋百里先生的两句话，他说：‘个人可以牺牲，个性不能埋没;现在可以牺牲，真理不可埋没。’我觉得自己的正义感，刚劲倔强，就是自己特有的个性，它代表陈嘉远其人，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个性，那又与一方砖，一块木头何异？所以我之不甘随和妥协者，正因为自己之个性尚在。问心能安，择善固执，则虽处困顿之中，又何损于我之为人？”他辞职后，生活的威胁又紧紧相随了，原来以为有几个熟人可以相助，那些过去“称兄道弟”的有钱朋友现在却对他避而远之，人性中的狡诈欺骗重利忘义，生活中的屈辱，重创他为人的纯真信任，他本是一个温情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愤怒如火焰般灼烤着他，令其性格变得刚硬爆烈。“从前看《说唐演义》，秦叔宝落魄之际，受店小二的气，‘床头金尽，壮士无颜’，这味道，在我于香港借居‘朋友’店中时，算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新亚书院求学
陈嘉远先生 （第三排，左，第五）
在香港的前六年，他为了生活而工作，“那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但其间我并没有中止我为理想而奋斗的工作和努力。”他在《殊方行》诗中抒发其胸怀：“为爱静思，常去石澳的海傍，独自坐在岩石上，听怒潮澎湃，波浪冲击着峭壁砰然发响，飞溅的水花，向人显示不甘低伏而欲跃起的力量。迎风屹立远眺大海，水与天相连，这时，我能复觅失落的雄豪与悲壮。”他在《自传》中道：“‘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圣洁之士，虽无文王犹新。’我必得亟宜进行自我为之的创造，乃毅然求拔脱，不顾来日生活之困厄，自修后进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我觉得经济学说，影响于社会制度者至巨，如马克思主义，竟使天下苍生受祸，遂选修经济科。”
新亚书院是1949年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从大陆出亡的学者创办，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学者所组成的新儒家学派，以新亚书院为基地，为当时花果飘零的中国文化保留了血脉。教学理念是“求学与做人，贵齐头并进”，校训为“诚明”，语出《中庸》。
刚去新亚时，举行国文和英文的编班考试，他的英文程度达到大二水平，国文程度则编入由系主任黄华表先生所亲自教授的甲组。他在日记中说：“学中文，就像是小学生一样，必得背记古文和抄正楷字，作文簿照规定是必得用毛笔正楷书写。中文系主任黄华表先生，将我编入他亲自上课的甲组，课程特别的繁重吃力，这些甲组的学生都是被认为成绩较好的，为夫子所看重的。他最仰佩曾文正公的道德文章，听到我是湘乡人，便问离文正公的家有多远？在一次作文中，我引用了文正公的几句话：吾乡先贤曾文正公曰：‘……’，夫子便高兴得不得了，点句加圈，给了八十五分，这已是了不起的分数了。[…]在香港后期的刻苦力学，是一个苦痛的经验，也是一个愉快的回忆。”
新亚校歌中的：“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险我奋进，困苦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他在《自传》中说：“此适足以作为我精神之写照。于极力挣扎奋斗中，‘有志者事竟成’，奇迹终于出现！全凭坚毅不拔之精神，创造出新的境界，实现了到德国去求深造的愿望。”
赴德留学
1959年，他得到了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国民经济系的入学许可。“我一向对德国深具好感，认为彼邦今日处境，有似我国，亦蒙共祸；彼民族性刚强勇毅，有足资借镜者，乃立意赴德国留学。”困守香港，报国无门，为了理想的实现，现在他需要“充实自己的学识能力，以待机会来到，能够加以切实的掌握。”他回顾香港九年岁月：“这是我生命中至足珍贵的青春时期，然而就在流亡的困顿中消失了，所幸我始终保有那种奋斗的决心和勇气，所以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磨炼之后，能够脱颖而出，初步的达成理想，离开香港而到德国来。”
为了筹措来德国的费用，困难重重，急迫中他在《南华早报》上刊登一则启事，“一中国学生，赴德尚欠旅费美金两百元。假若有人能借给他的话，当于以后归还。”这实在是一无办法可想而逼出来的一个办法。”几天之后，报社转来一封英文回复信，要他打电话去联络，约期见面。这是一个叫柯特尼的中年澳洲人，任香港海事处官员，柯特尼先生说他年幼时，欲升学而受经济环境的限制。现在，他手头已经有了一些钱，于是愿意帮助那些有志向上而又无力的人。他问需要多少钱？“我说一千元港币就够了，他毫无吝色的马上签一千元支票给我，我非常感激他这一仁侠的相助。”当时借钱时，他们之间是毫无任何签字和文件的。两年后，他在课余工作有了一点钱，即汇去两百美金归还。“我很感激他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因为前此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我立刻的寄了两百美金给他，比一千元港币大概要多出两百港币。这表示我一点意思，就是他的帮助乃是能得到好的回报的。”
他将不便带去的衣物，全部送给王老先生。他曾是交警总队少将总队长，逃难到香港，现已六十岁了，收入全无，不可能添置衣物，“我特地前往向老人道别，他听到我终于成行，为之非常的欢喜，还相送了我一程。我手边祗有二十多元港币了，还必得打赏工人及明晨乘的士之用，所以我送十元给老人作烟钱。我这次走也是很窘迫，否则，应该给老人一些生活费用才是。”
明天，10月12日，就要离开香港了，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感谢上苍，终不负他的苦心挣扎奋斗。他躺在床上，万感交集，久久未能入眠。“回想九年来的遭遇，说不出是悲伤呢抑或是怅撼；坐起望海对面香港的灯光，我将于次晨起飞到德国去，那儿我没有一个熟人，我也从没有去过这一个国度，加之并没有经济的支援，我不知道在将来所遇到的情况究是如何，我所凭借的祗是决心和勇气。”“行前的一晚，我为之兴奋感慨，竟是失眠。人生的悲痛、绝望、艰苦奋战的滋味，在我出走时及流亡在香港的那一阶段，是全部尝受到了。我前此所经历的生活，波涛汹涌，奇突多变，祗有自己的决心和毅力在支持。除此以外即别无所有，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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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