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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谢阳:勇敢是中国律师最稀缺品质(上)

中国维权律师谢阳近照。(大纪元)

中国维权律师谢阳近照。(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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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5月31日讯】:2017年1月,“709”律师谢阳在监禁中遭受酷刑折磨的证词震惊海内外,其后,谢阳在中共央视认罪,否认自己遭受酷刑,后被取保释放。此前,谢阳曾在陈建刚律师发布的《会见谢阳笔录》中表示:“如果将来我有任何认罪的表述,都是一种交易。我知道我家人迫切想见到我,我父母都年迈了,非常思念我。”

我只有这一个软肋

记者:您曾公开表示,您“和当局有交易”?

谢阳:我的案子是在2017年的5月8日开庭,为什么选那天呢?因为第二天,5月9号,是我母亲80岁生日,所以他们赶在这个点上,如果过了这个点,我可能就不会和他们妥协了。

我母亲的生日对我非常重要,那是肯定的。我没有其它的软肋。我们家有六个子女,我排老五。母亲很疼爱我,我从小就比较听母亲的话。

我最后和当局做了交易,放出了狠话:“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的条件,5月8号开庭,我就一切推倒重来。”所以他们也小心翼翼地跟我讲话,只要他们不答应条件(具体条件我现在还不能说),我就一切都推倒,重来。

我做人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可以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但我不能打别人的耳光,我要确保辩护人的安全。

记者:他们怎么知道您非常孝顺,母亲的生日对您很重要?

谢阳:当时长沙市国保支队,是几十号人马对付我一个人。我从母亲肚子出来以后,上学、参加工作、考律师等等,我接触的人和事,他们都全方位进行了了解,一个一个进行摸排。他们一直跟我谈,终极目的就是想抓住我的软肋,我只有这一个软肋。

记者:据《会见谢阳笔录》,如果您不认罪,他们拿家人威胁您,说要对他们怎么怎么样?

谢阳:是,我夫人和哥哥是国家公职人员,他们威胁说要找他们的经济问题。

他们还说:“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

当时我觉得,我根本控制不了外面的事情。我告诉他们,第一,如果我哥哥、我夫人有违法行为,你们应该追究他们行政或刑事责任,如果明知他们有违法犯罪行为,你们不履行职责,我出来以后可能要控告你们不履职。

第二,儿孙自有儿孙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照顾孩子的成长。如果我无法履行做父亲的职责,那将来我会把道理和她讲清楚。孩子的成长,也许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代价,那是环境造成的,我无法承担。

当时他们也找过我父亲,让他到看守所来做我的工作,我父亲不同意。当我知道父亲这样的状态,对我来说确实也是一种鼓舞,我父亲以前是水利局的工作人员,他是中共党员、退休干部。

记者:您一开始学的专业就是律师吗?

谢阳:我是中南大学毕业,学工程机械,是个理工生。我们那个时候,孩子一考上大学,跳出这个农民,就是吃国家粮的,不会过多想什么事情。我也一样。

当时考律师,就是因为律师挣得多,工作时间不受约束;而且年龄越大,律师的收入可能会越好;而如果是从事技术领域,你很快就会被淘汰了,技术发展太快了嘛。

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摄于2018年。(谢阳提供)
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摄于2018年。(谢阳提供)

因为打赌 我成了维权律师

记者:那您怎么走上维权律师的道路?这与您当律师的初衷也不一样啊?

谢阳:开始我就想做商业律师,但拿到律师证不久,我就碰到了一件事情,完完全全颠覆了我之前的思维逻辑。

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聊到山东临沂沂南县东师河村,有一个叫陈光诚的赤脚律师,说他被拘禁在家里,里三层、外三层,没人能见到他。

我觉得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应该是个自由人。政府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维稳他一个人?这超出我的想像,怎么会有这种事?不可能!

我不相信有这种事,那时我不上微博,根本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样嘛。朋友说你不相信,那咱俩就赌吧。他给我设赌注,说如果我到了东师河村,在门口村委会拍一张照片,就给我1万;我到陈光诚家门口,给我2万;如果我能与陈光诚本人合影,给我5万。

当时我觉得这钱好赚啊,那一个人我就上路了。那是2011年11月,我拿到律师证刚刚4个月。当时我40岁,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远足。

沿途走的时候,有人就反复跟我讲:赶紧回去吧,否则可能会挨打,以前去过的人都挨打!我一听就乐,更不相信了,我走路,你打我?你总要先警告再打我吧?那我就走呗,我总不至于要挨打去赚这个钱啊。

一路平安无事。我走麦地,东拐西拐,就到了东师河村,离陈光诚家越来越近了。

我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我准备继续接近他家的时候,就有四五个人过来了:你干什么的?我说,不干什么,我就是过来玩的。

话还没有说完,我就被控制了。他们抓住了我,把我的毛线衣翻过来,捆缚了我,脸都蒙上了。我被按在地上,一顿暴打。

打我的人都穿便衣,但他们用对讲机,呼唤其他伙伴往这个地方集结。他们打我时,周围有十多个人,都在旁边种麦子呢,真的很奇怪,他们什么话都不说,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话!

然后我被拖进一个改装的面包车。他们命令我跪着,而且脑袋、膝盖和脚趾这三个点必须要着地。

后来,来了一个自称是什么派出所的警察,我被蒙着头,看不见,就听见他说,这个地方经常丢牛、丢羊,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偷羊的?我回答,我不是,我是个律师。他说,律师怎么了?律师就不偷羊吗?我就无话可说了。

折磨我几个小时后,他们就把我丢在车上,开车走了。去哪里?不能问,一问,就是一个拳头,他们不用嘴说话,他们直接用拳头跟你对话。我的头几乎被他们打裂了。当时特别恐惧绝望,我以为他们要弄死我。

走公路、山路,最后他们开了几十公里,把我一个人扔弃到一个山洞里,就跑了。我从洞里面爬出来时,天已经黑下来,我不知道在哪儿,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洗劫了,手机、身份证、律师证包括银行卡,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我自己下了山,也没钱,请求人搭车,辗转才回了家,身上都是伤。

与我打赌的朋友人很好,我挨了打嘛,又被洗劫了,所以最后还是给了我1万块钱。

这个国家的改变 需要更多人站出来

记者:探访陈光诚这事对您影响非常大?

谢阳:对,这个国家居然花这么大的精力,用老百姓的钱去对付一个盲人!老百姓没有一点点话语权!

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坏那?我从来不看好中共这个体制,我想过它可能很坏,但是没想到它坏得这么彻底!这件事完完全全改变了我!

这事以后我开始思考,没有约束的公权力,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灾难,一个没有公权力约束的组织,就是流氓组织。

因为一个打赌,我以后的路就改变了。这事导致我后面的案源基本就都是维权案件了,我成了一个敢说话的人。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做商业律师,就发自内心要做维权律师了。

2018年谢阳与李文足等“709”家属到天津寻找王全璋。(谢阳提供)
2018年谢阳与李文足(左二)等“709”家属到天津寻找王全璋。(谢阳提供)

记者:建三江及庆安事件您都参与了?

谢阳:后来我加入“中国律师团”,这是对社会有高度关注度的一个群体。几乎每天我都在网上看公共事件,但是并不不主动,我就观察,当我发现没人去的时候,我就去。

这个国家的改变,需要更多人站出来。一方面让更多人走出来,一方面我自己要做一个表帅。

建三江事件时,我一直没动,我想大家一起,才能把火烧得更旺一点,我希望更多人参与。

后来建三江几拨律师都被抓进去了,公民也抓进去了,之后,建三江就没有抗议的声音了。那时我认为,艰难的时候,如果不坚守,前面的努力可能就废掉了。所以我立马订机票,一个人就去了建三江。我只是要表明,我们不害怕你们,我们来了。

庆安事件也是第六天我才过去的。谢燕益和李仲伟他们去了两天,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我想,谢燕益第一时间出来说话,可能性命都不保。所以比起这个公共事件本身,我更关心他俩的安全,虽然谢燕益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订机票去了庆安。我比较有经验,帮他们打了一些条幅,“履行公文职责”、“问责庆安警官”等都是我做的。

记者:“709”一开始您就被抓了,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谢阳:开始我也奇怪为什么自己被抓。2014年底,我们就内部了解到,当局要整肃一批律师。

在看守所,警察24小时审问我时,我发现他们每天都有一个交接本,每个人来先要画那个本,我很好奇,里边写的什么东西?我想把它拿到手。

后来我用一个办法拿到了。我发现里面有五次记录,他们向北京的国务院办公厅的一局、公安部的七局、十一局打报告,他们选定了我、广西的秦永沛及北京的朱孝顶,把我们三人定为“行动派”,从11月份就开始向北京汇报。可能觉得我是个行动者吧。(待续)@*

采访整理:易路行,责任编辑:苏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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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2 7:3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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