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5月31日讯】按：2017年1月，“709”律师谢阳在监禁中遭受酷刑折磨的证词震惊海内外，其后，谢阳在中共央视认罪，否认自己遭受酷刑，后被取保释放。此前，谢阳曾在陈建刚律师发布的《会见谢阳笔录》中表示：“如果将来我有任何认罪的表述，都是一种交易。我知道我家人迫切想见到我，我父母都年迈了，非常思念我。”
我只有这一个软肋
记者：您曾公开表示，您“和当局有交易”？
谢阳：我的案子是在2017年的5月8日开庭，为什么选那天呢？因为第二天，5月9号，是我母亲80岁生日，所以他们赶在这个点上，如果过了这个点，我可能就不会和他们妥协了。
我母亲的生日对我非常重要，那是肯定的。我没有其它的软肋。我们家有六个子女，我排老五。母亲很疼爱我，我从小就比较听母亲的话。
我最后和当局做了交易，放出了狠话：“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的条件，5月8号开庭，我就一切推倒重来。”所以他们也小心翼翼地跟我讲话，只要他们不答应条件（具体条件我现在还不能说），我就一切都推倒，重来。
我做人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可以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但我不能打别人的耳光，我要确保辩护人的安全。
记者：他们怎么知道您非常孝顺，母亲的生日对您很重要？
谢阳：当时长沙市国保支队，是几十号人马对付我一个人。我从母亲肚子出来以后，上学、参加工作、考律师等等，我接触的人和事，他们都全方位进行了了解，一个一个进行摸排。他们一直跟我谈，终极目的就是想抓住我的软肋，我只有这一个软肋。
记者：据《会见谢阳笔录》，如果您不认罪，他们拿家人威胁您，说要对他们怎么怎么样？
谢阳：是，我夫人和哥哥是国家公职人员，他们威胁说要找他们的经济问题。
他们还说：“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
当时我觉得，我根本控制不了外面的事情。我告诉他们，第一，如果我哥哥、我夫人有违法行为，你们应该追究他们行政或刑事责任，如果明知他们有违法犯罪行为，你们不履行职责，我出来以后可能要控告你们不履职。
第二，儿孙自有儿孙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照顾孩子的成长。如果我无法履行做父亲的职责，那将来我会把道理和她讲清楚。孩子的成长，也许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代价，那是环境造成的，我无法承担。
当时他们也找过我父亲，让他到看守所来做我的工作，我父亲不同意。当我知道父亲这样的状态，对我来说确实也是一种鼓舞，我父亲以前是水利局的工作人员，他是中共党员、退休干部。
记者：您一开始学的专业就是律师吗？
谢阳：我是中南大学毕业，学工程机械，是个理工生。我们那个时候，孩子一考上大学，跳出这个农民，就是吃国家粮的，不会过多想什么事情。我也一样。
当时考律师，就是因为律师挣得多，工作时间不受约束；而且年龄越大，律师的收入可能会越好；而如果是从事技术领域，你很快就会被淘汰了，技术发展太快了嘛。
因为打赌 我成了维权律师
记者：那您怎么走上维权律师的道路？这与您当律师的初衷也不一样啊？
谢阳：开始我就想做商业律师，但拿到律师证不久，我就碰到了一件事情，完完全全颠覆了我之前的思维逻辑。
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聊到山东临沂沂南县东师河村，有一个叫陈光诚的赤脚律师，说他被拘禁在家里，里三层、外三层，没人能见到他。
我觉得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应该是个自由人。政府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维稳他一个人？这超出我的想像，怎么会有这种事？不可能！
我不相信有这种事，那时我不上微博，根本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样嘛。朋友说你不相信，那咱俩就赌吧。他给我设赌注，说如果我到了东师河村，在门口村委会拍一张照片，就给我1万；我到陈光诚家门口，给我2万；如果我能与陈光诚本人合影，给我5万。
当时我觉得这钱好赚啊，那一个人我就上路了。那是2011年11月，我拿到律师证刚刚4个月。当时我40岁，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远足。
沿途走的时候，有人就反复跟我讲：赶紧回去吧，否则可能会挨打，以前去过的人都挨打！我一听就乐，更不相信了，我走路，你打我？你总要先警告再打我吧？那我就走呗，我总不至于要挨打去赚这个钱啊。
一路平安无事。我走麦地，东拐西拐，就到了东师河村，离陈光诚家越来越近了。
我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我准备继续接近他家的时候，就有四五个人过来了：你干什么的？我说，不干什么，我就是过来玩的。
话还没有说完，我就被控制了。他们抓住了我，把我的毛线衣翻过来，捆缚了我，脸都蒙上了。我被按在地上，一顿暴打。
打我的人都穿便衣，但他们用对讲机，呼唤其他伙伴往这个地方集结。他们打我时，周围有十多个人，都在旁边种麦子呢，真的很奇怪，他们什么话都不说，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话！
然后我被拖进一个改装的面包车。他们命令我跪着，而且脑袋、膝盖和脚趾这三个点必须要着地。
后来，来了一个自称是什么派出所的警察，我被蒙着头，看不见，就听见他说，这个地方经常丢牛、丢羊，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偷羊的？我回答，我不是，我是个律师。他说，律师怎么了？律师就不偷羊吗？我就无话可说了。
折磨我几个小时后，他们就把我丢在车上，开车走了。去哪里？不能问，一问，就是一个拳头，他们不用嘴说话，他们直接用拳头跟你对话。我的头几乎被他们打裂了。当时特别恐惧绝望，我以为他们要弄死我。
走公路、山路，最后他们开了几十公里，把我一个人扔弃到一个山洞里，就跑了。我从洞里面爬出来时，天已经黑下来，我不知道在哪儿，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洗劫了，手机、身份证、律师证包括银行卡，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我自己下了山，也没钱，请求人搭车，辗转才回了家，身上都是伤。
与我打赌的朋友人很好，我挨了打嘛，又被洗劫了，所以最后还是给了我1万块钱。
这个国家的改变 需要更多人站出来
记者：探访陈光诚这事对您影响非常大？
谢阳：对，这个国家居然花这么大的精力，用老百姓的钱去对付一个盲人！老百姓没有一点点话语权！
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坏那？我从来不看好中共这个体制，我想过它可能很坏，但是没想到它坏得这么彻底！这件事完完全全改变了我！
这事以后我开始思考，没有约束的公权力，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灾难，一个没有公权力约束的组织，就是流氓组织。
因为一个打赌，我以后的路就改变了。这事导致我后面的案源基本就都是维权案件了，我成了一个敢说话的人。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做商业律师，就发自内心要做维权律师了。
记者：建三江及庆安事件您都参与了？
谢阳：后来我加入“中国律师团”，这是对社会有高度关注度的一个群体。几乎每天我都在网上看公共事件，但是并不不主动，我就观察，当我发现没人去的时候，我就去。
这个国家的改变，需要更多人站出来。一方面让更多人走出来，一方面我自己要做一个表帅。
建三江事件时，我一直没动，我想大家一起，才能把火烧得更旺一点，我希望更多人参与。
后来建三江几拨律师都被抓进去了，公民也抓进去了，之后，建三江就没有抗议的声音了。那时我认为，艰难的时候，如果不坚守，前面的努力可能就废掉了。所以我立马订机票，一个人就去了建三江。我只是要表明，我们不害怕你们，我们来了。
庆安事件也是第六天我才过去的。谢燕益和李仲伟他们去了两天，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我想，谢燕益第一时间出来说话，可能性命都不保。所以比起这个公共事件本身，我更关心他俩的安全，虽然谢燕益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订机票去了庆安。我比较有经验，帮他们打了一些条幅，“履行公文职责”、“问责庆安警官”等都是我做的。
记者：“709”一开始您就被抓了，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谢阳：开始我也奇怪为什么自己被抓。2014年底，我们就内部了解到，当局要整肃一批律师。
在看守所，警察24小时审问我时，我发现他们每天都有一个交接本，每个人来先要画那个本，我很好奇，里边写的什么东西？我想把它拿到手。
后来我用一个办法拿到了。我发现里面有五次记录，他们向北京的国务院办公厅的一局、公安部的七局、十一局打报告，他们选定了我、广西的秦永沛及北京的朱孝顶，把我们三人定为“行动派”，从11月份就开始向北京汇报。可能觉得我是个行动者吧。（待续）@*
采访整理：易路行，责任编辑：苏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