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6月15日讯】
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拥有着五千年不间断的文字历史。浩瀚的文献，记载了历朝历代的辉煌，传承着千古不灭的价值。
十九世纪末，商甲骨文、古文（三字石经，又称三体石经）被相继发现，这是汉字两大上源的再现。商甲骨文数量巨大，被认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成体系汉字，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庞大的学科。而古文，由于种种原因，被误认为是包含了很多讹变错误的传抄文字、使用于战国时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里的古文，是指一种特定的汉字字体，不是广义的“古文字、今文字”等近现代文字学概念。古文特指汉武帝时期孔府壁中书所用文字，写法上体现为：每个笔画起笔略粗而后续细长并拖尾，所谓“丰中锐末”，或者“丰上锐下”，具备灵动的神韵。因为笔画神似蝌蚪，汉魏时俗称“科斗文”。 本文通篇所用古文一词，特指壁中书这一字体。
古文为华夏人文始祖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是黄帝时期的官方文字，用以管理天下、着录典籍，并一直为后世继承。
战国《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秦朝李斯《仓颉篇》首句：仓颉作书，以教后嗣。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西晋卫桓在《四体书势》中写道：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 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
之所以仓颉造古文的历史事实渐渐的模糊、直至近现代被完全否定，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秦朝开始，中国进入了真正的大一统历史阶段，书同文、车同轨，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远远超过了先秦时期。文字方面，汉字统一与小篆和秦隶，先秦文字包括古文被弃用。秦朝还发生了焚书，秦末战争中项羽烧毁咸阳宫室和陵寝，导致先秦典籍的灭绝，也直接导致了用以记载上古典籍的古文失传。后人很少能识得古文，并且，没有了参照，当后世再现真正的古文时，难以判断真伪。这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已经有所体现。《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有很多错误，甚至把汉朝出土的前代青铜器铭文误当作古文。《说文》“古文”总体上不仅不能跟壁中书古文划等号，而且相去甚远，这也是后人对古文迷惑的关键之一，后文会详细讲述。
其次，在南北朝、隋唐的石刻碑文纸张拓印技术（古代的“文字复印技术”）问世、成熟以前，古代文字、文献主要的传播途径是现场临摹、辗转传抄，这必然会导致错讹失真。三字石经原碑唐以后遗失殆尽，近现代才重见天日，千百年来流传的石经古文主要见于宋朝人所着的《汉简》、《古文四声韵》、《隶续》等等，它们无不是传抄前人的摹写、碑拓，与出土原石的文字相比，大多错讹。汉字是个精密的系统，笔画的细小偏差会直接导致文字的不可读或者错位，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近现代对古文的判断，多基于此类传抄文字，以至于对真正的古文不予重视。后文将详细论述。
第三，仓颉造古文这一传统文化中的主流认识，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代发生了重大转折。
技术层面，商甲骨文、商周青铜器大量出土，海量的商朝文字、周朝文字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上古文字大发现。这些字体与秦朝的小篆、隶书有着显着的差异，而传统文字学的奠基之作——《说文解字》是以小篆字形来解释汉字的字源意义的。一方面，参照商周文字，许多小篆字形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释读，还可以纠正以往的牵强和错误；另一方面，很多符合小篆字形的解释却对不上商周文字，出现了矛盾。汉字传承上的多源、字形突变的特点，进一步引出了新的疑问：汉字到底是如何演进的呢？历史上各种差异巨大的字体，互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传统文字学对古文的认识“篆籀盖其子孙，隶草乃其玄曾”遭到了巨大的质疑甚至否定。
思想意识层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传统中国遭遇重大挑战与挫折的时期。清朝步入末年，道德下滑、国势衰竭，与此同时，西方列国雄起，工业革命从欧洲发端，携武力叩击全世界的古老文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清廷两次鸦片战争落败，割地求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危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一批急躁的文化精英完全丧失了对华夏文明的信心，视传统文化为障碍，急欲推倒破除；视西方新兴的工业文明为救世良方，对西方新思潮不假思索、全盘接受，以期”改造”中国而图强。新文化运动和古史辨运动应运而生，其着力点和目地在于破除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否认上古历史，全盘接受西方新思潮并重新解读华夏文明，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改造”中国开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学术领域的种种“重建”学说，都是典型表现。这其实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劫难。
这其中，影响巨大的西方新思潮有：进化论、无神论、唯物主义等等，它们影响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左右了对汉字的认识。
进化论认为各物种与生态环境不是神创造出来的圆融体系，而是由最简单的低级生命“进化”来的，进化的核心动力是“随机变异”和“适者生存”。通俗的说：早期物种低级、后来者高级；物种的差异不是神创的天然丰富多样性，而是从一个母本变异分化得来的、前后有直接的亲缘关系；物种分化在于”随机变异”，胜出的物种在于“适者生存”，“适者生存”的内涵是“弱肉强食”，演变到现代就是技术至上、衹看眼前的所谓唯物主义。这里，无神论与进化论相伴而生，进化论一定不承认神的存在，不承认神对人类的指导与干预，甚至没有历史上圣贤的位置。可以看出，进化论所主导的价值观是一种异质文明，与东西方的传统文明格格不入。
近代的汉字演变理论，基本就是进化论的文字学翻版。首先，“人民群众创造文字”、“汉字是人民群众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被教育的对象反过来成了文字的创造者；一切与造字有关的神迹都被批判为封建迷信，汉字的源头——仓颉造字被否定，历史上主掌汉字变革的关键人物成了文字的收集、整理者，汉字演变的关键节点因此模糊，汉字演变过程无序化，书法被割裂出来。其次，按照进化论预设：越早期的文字一定更原始低级、早期文字和后来的文字之间是直接的递进关系。面对先秦漫长岁月中使用过的多种字体，以“繁化、简化、替换”等自相矛盾、仅停留于局部描述的近代理论”自圆其说”，把创自远古、源远流长的古文视其与春秋战国文字较为接近、“安排”为战国文字，作为“承上启下”的环节。第三，“讹变”在近代汉字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文字演变中的字形突变，在一时搞不清字理、渊源的情况下，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讹变”。甚至有人提出“讹变”是汉字演变的关键动力之一。换句话说，类似辗转传抄导致的字形错误不仅仅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更是新字形产生的必需。
进化论的误导，还体现在汉字研究的过程中。既然是“人民群众创造”、既然是“随机突变”，分析字理的时候，要求就不能高，就没有了精密性与科学性，随意性的想像、假设成为常态，而不是宁阙置疑的方式。并且，因为先民“原始落后”，想像的方向是往低处，与汉字的博大精深恰恰相反。
“天垂其像，地耀其文”。在秦朝大一统后的两千多年中，汉字史上有三次重大的发现：西汉武帝时期孔府壁中书古文、西晋汲冢书古文与清末民初古文、商甲骨文。尤其是这最后的一次，持续达一百多年的先秦文字大发现，不仅仅有汉魏石刻古文、商周金文、甲骨文出土，还有海量的战国、秦朝简文出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历史的安排有他的深远意义。文字直接关联著文明，文字的解读伴随着对古老文明的理解。汉字以青铜、石刻等不朽的载体铭记，或者以竹书在与世隔绝的封闭条件下保存，适时再现，作为后世的参照，是为了遥接远古、再续神传，复兴文明。这一百多年的文字大发现，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正是历史给予的机缘、赋予的使命。
事实上，经过一百多年众多学者先贤的努力，大量的具体研究成果已经接近还原汉字的真相了，衹是困于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等等错误观念，没能捅破这最后的一层纸。
中华文明来自神传，神不仅在遥远的过去造就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人本身，更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看护、引领着人类在地球上建立了辉煌的文明。人类的历史，是个被造就的漫长过程，不断奠定、完善著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字。中华民族世代传颂仓颉造字，不衹是后人对祖先的敬仰、缅怀那麽简单，作为文明的核心工程之一，汉字的历史是一个神授天机、制法垂范、积淀文明、善择锤炼、终成恢弘体系的过程。
本文将从具体的事实例证出发，系统上溯先秦汉字的渊源，力图还原汉字的真实历史。
目录
序
第一章 三字石经古文不是传抄文字
1.1 三字石经简介
1.2 真正的传抄古文
1.2.1 《汉简》
1.2.2 《古文四声韵》
1.2.3 《隶续》
1.3 将《汉简》等传抄古文与三字石经原刻古文混合研究是错误的方法
1.4 “文王、宁王”之辨
第二章 三字石经古文是古文正字
2.1 历代对古文的误解源于具体文字标准的缺失
2.2 近现代文字学理论的变异与对古文的困惑
2.3 三字石经古文是真实存在过的文字
2.3.1 从侯马盟书看三字石经古文是春秋时期文字变革的上源参考
2.3.2 从郭店简、包山简看三字石经古文是战国时期文字变革的上源参考之一
2.4 三字石经古文的来源
2.4.1 王子朝奔楚导致上古典籍大量流向民间
2.4.2 古文是黄帝典籍所用文字
2.4.3 孔子及其弟子对传播古文的贡献
2.5 从西周文字的演变看三字石经古文对汉字的导师地位
2.6 三字石经古文是正字
第三章 汉字正原
3.1 古文小结
3.2 籀书、古文是小篆的主体上源
3.2.1 籀书的具体文字标准
3.2.2 小篆、秦隶来源于古文、籀书和新造
3.3 商文字、古文是籀书的主体上源
3.4 汉字的真实历史
3.4.1 字根部件体现了不同种类文字的基因、智慧
3.4.2 文字的沉淀体现了文明的沉淀
3.5 汉字之道
结语
第一章 三字石经古文不是传抄文字
三字石经简介
三字石经又称三体石经，是曹魏正始年间所刻（约公元240年~249年间），内容为儒家经典，有《尚书》、《春秋》、《春秋左氏传》等，刻碑立于都城洛阳太学堂前，每碑均正反刻字。从遗留后世的传抄碑拓和近现代出土的残碑看，主要刻字形式为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对照的三字直下式，还有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对照的品式三字，古文、小篆二体对照的古篆二字式，还有仅古文一体的古文一字式等等（孙海波在其所着《魏三字石经集录》中有详细介绍）。
刻三字石经的主要目的是继承经典、垂范后世，同时刊正文字、厌抑流俗。三字石经与东汉末刊刻的熹平石经（隶书一体式），同为汉魏时期最重要的官方碑刻，在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三字石经的撰写者主要是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邯郸淳。
《晋书·卫恒传》：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者。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宋·陈思《书小史》：志行清洁，才学通敏，书则八体悉工，学尤善古文大篆。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
需要说明的是，从三字石经残碑看，碑文不是一时所刻，也不是一人所写，刻字的书法水平因刊刻形式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书写最好的也是刊刻的主体、是三字直下式，最差的是品式三字，而且品字式不多的残片中异体字却不少（后文详述）。品式三字石经很可能是后来刊刻的，而且书丹上石者不是邯郸淳本人，很可能就是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所提到的“转失淳法”。
三字石经在洛阳太学门前的洛河岸边一直矗立到晋永嘉之乱（公元310年），之后历经诸多劫难，当唐朝贞观初年魏徵重新征集时，已经十不存一。唐朝对三字石经非常重视，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设立书学一门，三字石经是主要的学习内容，当时规定的学习用时甚至超过了《说文解字》。《新唐书·志第三十四 选举志上》：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
三字石经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不知去向，直到清末、民国年间少量残碑重新出土。
1.2 真正的传抄古文
宋朝兴起“金石学”，就是研究上古遗留的青铜器、石刻文字的学问，以图考据文字，补订经典。古文方面，问世了三本影响较大的著作《汉简》、《古文四声韵》、《隶续》，它们汇集、考订了各种途径得到的古文，或按字形、或按字音分类，并注明了所收古文的出处，其中包括三字石经。近现代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些书所收集的三字石经古文源于唐朝藏于秘府的“开元十三纸”碑拓（因碑拓共十三张、上有开元字印而得名）。碑拓拓于何时暂无定论，可以上溯至隋朝、甚至南北朝时期的梁，也许更早。我们可以将书中标明出处为石经的古文跟民国出土的三字石经残碑实物对比一下，看看古文辗转传抄到宋朝、以致清朝收入四库全书再版之时，究竟与原刻有多大的变化。
1.2.1 《汉简》
成书于北宋初期，作者郭忠恕是后周至北宋时人，曾任后周国子监书学博士，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字学家。这本书收集、考订了超过七十个出处的古文（包括东汉《说文解字》、汉传《周易》、《尚书》、《诗经》、汉刻华岳碑、汉魏刻三字石经、唐刻碧落碑等等），按照字形分类。目录部分（部首字）基本不标出处，是作者认为最正确的古文写法；正文逐字标明出处。
我们做个统计：找出书中所有标明出处为石经、且又重见于民国出土残碑的字，看看其中写法不变的字占了多大比例，并列表示例判断标准与尺度。
统计结果：《汉简》中标明出处为石经的古文共101字，其中重见于民国出土残碑的50字，这50字中，写法依然相同的13字（包括勉强相同的7字）、不同的37字。也就是说，按照最迟在唐朝“拷贝”石经古文（碑拓），传抄至今没有变形的字不超过三分之一。
我们发现，在没有照相、复印技术的古代，要原封不动的保存古文是很困难的，尤其在原刻石碑散失的情况下，依靠手抄辗转传承，失真很大。
（待续）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责任编辑：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