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6月28日讯】6月2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本月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李克强这场会议重心“稳民企经营”，仍然强调“融资要增量、更要降成本”，且再次聚焦小微企业。这也再度说明当前民企经营，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是重中之重。
中共央行行长易纲2018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演讲时，特别提到一组关于小微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收300万元以下）的数据：中国有2000多万的小微企业法人，此外还有6000多万的个体工商户，这合计8000多万小微企业占我国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90%，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易纲披露的数据表明，小微企业（包含个体工商户）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微小，小微企业不仅数量庞大，关乎经济活力与繁荣，还是创新、创业、就业等方面的生力军。
而当前小微企业在高层和官方信息中开始被反复强调，侧面说明的是，中美贸易战加速经济下滑的负效应已经传导到了小微企业──这原本具有高分散性、高灵活性、适应力强，总能随时顺应经济波动的微型企业。
据大陆门户网站网易报导指出，进入2019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又爆出“注销潮”，每天在媒体登记注销的中小企业及微型企业超过2000家。还有值得参考的非数据，有些老板自我解嘲，“现在申请破产要比申请注册公司要难的多”。
不过，包括小微在内的中小企业普遍融资难与贵的问题，非因目前经济放缓或中美贸易战才出现的，而是长期存在的困境。
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报导中曾间接引用的官方银行数据，2016年，中国国有银行发放的新增贷款中，80%以上流向国有企业，只有11%流向非国有企业。这2016年相较以往还算是有所改善的数据，民企的融资难可见一般。
至于民企的融资贵，曾任瑞银证券中国区研究部主管张化桥2018年撰文称：表面上，银行信贷最便宜，但是，多次听到中小企业主说，把所有的费用加起来，银行的钱最贵。
一个佐证的公开报导，2017年数据显示，央企、国企融资可能给予的是基准利率，而最弱势的小微企业可能要上浮50%才能申请到贷款。
张化桥的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中小企业之所以要用那么贵的钱，是因为市场有个均衡利率（均衡的资金价格），既然有人用了便宜的钱，那就必然有人要支付高昂的利率。换言之，民企的融资贵，其实是在为用了便宜资金的国央企和有特权的那些民企在买单。
异曲同工的是，陆媒《南风窗》2018年第20期封面报导指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民营背景，背靠国家信用的主体，即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以及其他“类国企”都是金融市场的“一等公民”。而“非国有主体”则没有这种待遇。从本质上讲，这种信用定价的“双轨制”──国有信用和民营信用，正是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断加剧的关键所在。
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千千万万中小企业的成长，包括就业需求，国央企不能解决的就业问题，但如果一家小微企业增聘1个人就是几千万人。而中小企业的“出口创汇”更是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之一。《南风窗》文章直言，这些“功臣”却无法享受金融体系的“国民待遇”。
在2018年下半年，即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民企退场论”竟然甚嚣尘上，李克强为安定军心公开表态：银行对民企融资要一视同仁。
这次李克强会议最新指示也不是无的放矢。陆媒《时代周报》6月11日报导，截至2019年4月末，金融机构近万亿债转股落地，国央企债转股占比9成，民企占比不足十分之一。
事实上，如果今天不是中美贸易博弈还在继续，中共不会想到刺激民营经济、挽救中小企业。
在2018年之前的几年，宣传口已开始散播国企入主民企的“国进民退”。自2018年初以来，证交所文件显示，有多家民企被国企吞并。中共社科院金研究所原所长李扬曾评论这波收购潮说：“国有企业的效率通常不及民营企业，如果民营企业被并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会开始把领导人和党委书记派到民营企业，这很有可能会扼杀民营企业的原始活力。”
不论主流媒体，还是中共体制内官员和专家学者，其实也都知道问题的关键，却因受制于党而不能直接说破，中共治下金融体系“厚此薄彼”，是因为国央企业容易掌控，民企不容易控制。
当前中美贸易战不过又一次揭示，中共凡事先决条件“稳政权”，只顾一党私利，而国家经济民生大计碰到党的利益都要让步。
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刚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舆论热议从国富到民富还有多久？当时就有声音说中国不是国富而是党富。果然十几年后，对中国经济居功厥伟的民企，至今不能解其融资难又贵的问题。因为民企和老百姓若真正富了之后追求法治人权，对中共政权是种威胁。其实朝野都知道，民富才是真正的富，要想中国真正富起来，遏制民富的中共政权就不能不去除。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