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残砖》 （如梦令）
眼前残砖一块，
引得愁绪满怀。
儿时成长处，
今已化为尘埃。
伤哉，伤哉，
世事桑田苍海。
澄清湖
高雄原本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工湖，原名“大埤湖”与“小埤湖”，民国四十年代，我们眷村孩子管它们叫“大贝湖”与“小贝湖”，也是曹谨在治水时规划之储水系统。
听说小贝湖日后因淤泥量大，失去水库功能而遭填平。大贝湖，就是今日之“澄清湖”，是台湾南部有名的风景区之一。
现在遍布高雄境内的其他较小之湖泊与大批的水塘，无一不是拜曹谨治水之赐，再加上他一贯爱民如子的作风，所以凤山民众才会为他立庙祭祀，水圳也冠以曹公之名，都是感念他治理县政时之丰功伟绩。
孩提时代，小学童子军老师领着我们的“健行”活动，就是远足到离眷村约五公里的大贝湖畔（来回十公里）。
无独有偶，我在高雄中学读高中时，“救国团”举办的“负重行军”活动（不是强迫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的），背负十公斤重之沙袋健行十公里，由雄中附近的高雄火车站出发走去大贝湖（距离也正好是五公里），完成这来回十公里负重行军之中学生皆获颁“青年奖章”一枚，“军训课”成绩也加十分，吸引了不少雄中同学参与。
嘻！在此骄傲地告诉你，我也是当年众多的“青年奖章”得主之一。
当时是“全民皆兵”，读高中时，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都得要上军训课，还得去靶场实弹射击，男生满十八岁后有服兵役之义务，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一样。不同的是，以色列无论男、女，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面对强敌，“全民皆兵”是自保的唯一途径。
但是中华民国近二十年来的执政者不见及此，竟然强行推销美式的“募兵制”，搞得个不伦不类不说，削弱国力之际，还直接影响到军心与民心。
老实说罢，高中或是大学刚毕业的男生，心智已成熟的少之又少，从军之阅历不单单是培养“保家卫国”之忱，也是让年轻人在踏入社会之前，对体能、生活环境与人际关系的一种磨炼，对青年们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对不起，我或许是“曲高和寡”，但是“不吐不快”！
“乌山头水库”的故事
除了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在台北的建国中学念过书之外，我在台湾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南部，甚至于连大学的那四年也是在台南的成功大学“混”出来的，当然对台湾南部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
但，还是得事先声明，我离开台湾已足足半个世纪，工业化后之地理环境，是与原来的农业社会有相当变迁的，如果地名与事物有“误”，那是“时空之误”，不是我在刻意“误导”读者。
在1845年曹谨告老还乡，离开台湾后的第五十年，腐败的满清政府于1895年甲午战争中惨败，只好丧权辱国地将五百多年来（明、清两朝代）就有县郡设置，且有大批闽南（漳、泉两州）、赣南、闽西与粤东（客家人）汉人移民开拓之领土——台湾，割让给日本为殖民地。
这是华人史上极为惨痛之一页，希望那近二十年来被一改再改的台湾中、小学“历史课纲”，没有刻意去隐瞒这“唐山汉人移民”与“一贯归属之行政区域”的事实。
原则上，只有台湾的“原住民”才有资格自称为“台湾人”，我们汉人全都是大陆来的移民，这是“不需要用脑袋去思考”的事实。
在成大就读的那四年，“珊瑚潭”是我们大学生办郊游活动最爱去的风景区之一，这“珊瑚潭”就是“乌山头水库”之别名（因空中鸟瞰，形似珊瑚），湖光山色，美不胜收，这也是“嘉南大圳”的主储水库。
日后得知，“嘉南大圳”是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最大的水利工程，由一位在殖民总督府任职的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筹划设计，于1920年兴工，十年后的1930年才完成。
与约百年前的凤山县令曹谨相较，八田与一是殖民总督府员工，而非地方之“父母官”，他是奉命行事，将新属地的台湾建设成日本帝国之重要粮仓之一。
日本本土纬度太高，稻作生长期短，收成每年仅仅一次而已，台湾是亚热带，南部有些地区甚至稻米一年三熟，或是两次稻作收成之间加上一次杂作（例如番薯等）收成，总而言之，是富庶的农业地区。
八田与一，于191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工学院后，就立刻被分发到殖民地台湾去工作，他在凤山见识了“曹公圳”的水利工程，也启发了他立志以“兴水利”为终生职业。
此时，离“曹公圳”完工导水已经六十多年，圳内淤泥亟待清除，水道及岸堤也需要整修，八田与一在整顿“曹公圳”时，得到宝贵之实际治水经验。
所以，当1918 年，日本本土因缺粮而发生了“米骚动事件”时，日本政府看中南台湾这稻米可以一年三熟的亚热带，决定改善嘉、南地区（对不熟悉台湾地理的读者，这是台南县与其北邻嘉义县的统称）现有的农田灌溉系统，命令在台湾总督府任职的八田与一，仿效凤山的“曹公圳”，将曾文溪支流的水，引进嘉南平原，把那些缺水的“看天田”变成粮仓宝地。
于1920年开工的“嘉南大圳”，十年后才竣工。
“嘉南大圳”之时代背景
“嘉南大圳”完工的次年（公元1931年），稻米丰收之际，正是日本军阀在侵略中国的计划中，最得心应手的那一年，整个中国东北在当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已被日本军队强行占据。
国联（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之众列强洞悉其侵略阴谋，加上这些强国在中国东北殖民利益上没有分到一杯羹，乃纷纷严谴日本（别自作多情！列强不是为同情中国而发声），要求日本立即自中国东北撤兵。
为掩人耳目，日本军阀扶植了一个傀儡“满州国”政权：应溥仪之要求出兵“保护”他，以推卸“侵略”之罪名。
与此同时，日本军阀为求“出兵侵占中国东北”之合法化，于其上海租界制造了一个“日本僧侣遇害”事件（与日后“七七事变”的“日兵失踪”情节如出一辙），反正就是找个借口出兵辑凶，嫁祸给国民政府，以“冲淡”它以武力并吞中国东北所激发的国际列强之谴责，这就是抗日战争前期的“一二八事变”。
几乎是同一时间（公元1931年），台湾嘉南地区之稻米因充沛水源而丰收后，被殖民总督府运到日本廉价倾销，导致日本本土稻米滞销，因而引起日本稻农之恐慌，为了平息民怨，日本政府竟然颁布法令，自次年度（1932年）开始，禁止台湾嘉南地区之稻米输入日本本土。
可以想见，此1931年底颁布的“台米日本禁销令”在台湾引发了农民之民怨，还几乎造成嘉南地区之民变。但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是有缜密计划的，这“台米日本禁销令”或许只是他们计划中之一环，也是掩人耳目的做法，让日本军阀在日后将“台米”贱价强征作“军粮”之劣行合理化。
被征为“军粮”的稻米当然是十分廉价的，殖民政府给农民的补偿金非常少，大部分种稻的农民反而无米下灶，只有靠两次稻作收成之间的短暂杂作（如番薯）等维持生计。
番薯加工制作的“番薯签”长期成为二战期间台湾农民们的主食。
1932年初，在中国东北的日军有二十余万，在上海参与“一二八事变”的日军也有十余万，斯时日本农村的劳动青年被大量征为士兵，导致日本本土农业减产，所以这些部队之“粮草”，就有一部分是日本军阀在台湾征收来的。
在八年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战区经常维持百余万大军，加上其本土农村劳动力因征兵而大减，稻米产量严重不足，这才又将“军粮”之余的台米，再度开放输入到日本本土。
再回头来讲“八田与一”这位日本水利工程师吧！
他在“嘉南大圳”完工后声名大噪，成为殖民总督府炙手可热的要角之一。他也参与过其它较次要的水利工程，例如台北市下水道工程等，但是“嘉南大圳”才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杰作。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后，趁美国海、空军手忙脚乱，无暇顾及其亚洲殖民地时，突袭美军兵力不足的菲律宾群岛，显然意图将其西太平洋殖民地岛炼由台湾延伸至菲律宾。
1942年5月5日，驻菲律宾美军宣布投降，在战事大致底定的前一个月，日本军阀就已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划，要如何治理这土地面积大于台湾四倍有余的新殖民地。水利建设方面就交给在台湾有三十年治水经验的“八田与一”。
所以八田与一早在当年四月间就由台湾返回日本，积极组织了一个水利团队，他们与其他的新殖民地官员与职员等约一千余人，匆匆忙忙地于1942年5月5日驻菲美军投降之日，在广岛搭上客轮“大洋丸”出发去菲律宾。
也不知道为何满载政府官员的客轮没有军舰护航，三天之后的5月8日，“大洋丸”在即将进入东中国海时，被潜伏在那儿的一艘美国海军潜水艇毫不客气地赏了三枚鱼雷，当场爆炸沉没，全船乘客皆当场毙命，无一幸免。
美军在珍珠港遭到偷袭后，亟思报复，凡是由日本港口开出的船只，无论是军舰或是商船，一概施以攻击，以致有平民伤亡。战争时期，为求胜而采用之非常手段，实难厚责。
因为大洋丸在遭击沉时离岸不太远，附近作业之日本渔船捞起许多罹难者残骸，八田与一之遗体是其中之一。他被运回日本火化后，尊重他遗属之意愿，骨灰运到台湾，葬于台南“乌山头水库”附近。
由于他是“因公殉职”，所以如果他现在也被奉祀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是理所当然的。
最近十几年来，台湾执政当局取消了“台湾光复节”。这是为纪念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军阀手中收复台湾的日子，已行之有年。而十月二十五日，是象征历史上日本吃了两粒原子弹而无条件投降（这是日本天皇在降书上所用之字眼）的“屈膝投降”史实，在台湾的历史课本上却被改称之为“终战”日（仿效日本的历史书内容）。
所以当八田与一的“因公殉职忌日”在台湾被煞有其事地公开凭吊，也就不足为奇啦！
哦，那为了纪念壮烈牺牲的“黄花岗烈士”而定的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怎么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啦？这国号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当局，居然如此轻蔑、糟蹋那些洒热血抛头颅的建国烈士们，良心何在？
但是从“慎终追远”之观念来看，“纪念八田与一”是应该的。
在所谓“终战”之后，本该被遣返日本的台湾日籍侨民，因不愿回到那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日本，有多达二十余万日人选择以改为“汉性”之方式居留台湾。
当然这群人之中也有因“皇民化”而改为日姓的汉人，所以现今中华民国的公民中，原先具有日本姓氏的当不在少数，这是台湾户籍记录上明白记载的史实。
在此附带一记，我的邻居与同学中就有日本后裔，一位家住凤山的中学同学，家人在三民路上开了一间五金行，我去过他家许多次，当时就注意到他的外婆是一位连闽南语都讲不流利的日本人。我那同学与她交谈时，干脆完全使用日语。
即使在眷村里，也有没被遣返的日本人，与我们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一位主妇，就是不会讲闽南语的日本人，他的丈夫是民国三十六年随孙立人来台湾的青年军成员之一。
当然，自愿留下来的日本人，也算是这中华民族“文化熔炉”之一部分，他们若是要仿效中华民族的“慎终追远”去纪念八田与一之生、忌日，倒也无可厚非。更何况八田与一只是日本民间的一名水利工程师，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军阀，对台湾的早期殖民经济发展也有建树，更不是十恶不赦的战犯。
重游凤山记
2013年，趁返台之便，坐高铁去高雄访友。
昔日的凤山镇如今已是高雄直辖市的凤山区，所以也抽空去凤山一游。离开那儿已半个世纪，周遭环境对我而言已完全陌生，只好招了辆计程车去凤山。
沿途瞧见昔日高凤公路两旁绿油油的农村美景，都已成为熙熙攘攘的零乱街道，就像一位原本质朴的乡下姑娘，突然变得摩登起来，涂脂抹粉之际，还换上了一件俗气的印花衣裳。
当年骑着脚踏车或乘坐公车上学时，沿路曾有的那种驰騬“荒野”，心旷神怡之感，再也找不回来了。对我而言，现代化的高雄市几乎已成了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我在凤山溪旁的“龙山寺”下了车。
这古寺座落在凤山桥西端的中山路上（童年居住过的黄埔新村就在桥东），这座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古寺仍然香火鼎盛，只是凤山的主街（中山路）街景已完全变了样，当年大部分是平房的商家，如今四、五层楼以上的建筑物比比皆是。
伫立街头只见车来车往，行人匆匆，昔日的朴实风华不再，顿时让我这归乡游子有怅然若失之感。
往东步行过凤山桥时，站在桥上四处张望，只见两旁高楼林立，凤山溪也成了一条两旁有水泥护岸的“人工河道”，一边还有步道，显然已被整修成为市民散步休闲的地方，与五、六十年前的乡野景象迥异。
与凤山溪相通的“曹公圳”，其灌溉区域在这工业化的时代应该已缩小了许多吧！
那条古朴的东福石桥呢？
那座我攀爬过的“东便门”呢？
它们都不见了，一座仿古的砖砌城墙加上一条钢制“曲桥”，就这样将原有的“古貌”彻底摧毁了。
走过凤山桥后，黄埔新村的正门口就已清晰可见，我三步并两步地赶上前，放眼向村里望去，直觉地感到村中“大道”已不若儿时那么宽广，只勉强可让两辆小型汽车对开。
其实这应该是我视觉或感官上的错觉，少小离家，记忆已模糊了！
“西一巷”是黄埔新村的第一条巷子。我兴奋地步入巷口，惊见景观已大变。
原来这眷村也难逃“改建”之命运，巷内的房子已经被拆了不少，我的旧居（四号）已铲平，成了一堆废料堆在地上。我红着眼在老家前伫足长叹，只好怨自己晚来了一步。
伤感怅惘之际，见瓦砾中有一些碎砖，心想这日式木造屋那儿冒出来的红砖片，捡起一片来凝视良久，才想起这必定是砖砌围墙的一部分，我掏出纸巾小心翼翼地将它包好放进口袋中，就这样万里迢迢地把它带回了美国。
前些日子在整理衣物时，这块残砖又出现在眼前，兹填词以记。
〈残砖〉（如梦令）
眼前残砖一块，
引得愁绪满怀。
儿时成长处，
今已化为尘埃。
伤哉，伤哉，
世事桑田苍海。
儿时的乡村美景与旧居，如今荡然无存，再加上年事也渐长，我看这辈子重游凤山的机会不大了，但是它那几十年前的古朴形象，将会永远停留在我脑海中，当然也会不时出现在睡梦中。
后记
离开凤山四年后的2017年，我在美国德州住了35年的老房子，也遭遇了我凤山老家相同的命运——被夷为平地。
德州因地大（面积仅次于阿拉斯加州）、物博（盛产石油），且夏天虽然炎热，但冬天几乎没有下雪，又没有征收州所得税（State income tax），再加上房价比较便宜，乃迅速成长为十年来全美国人口增加量最大的州，连人口在德州只占第四位的首府奥斯汀市（德州之硅谷），都已列名为全美国第十一大城（以人口计，2017年统计）。
为了容纳众多之新移民，德州各大城市的老区，那些原本庭院较宽广的房子，都被建筑商抢购，改建为房屋密度较高的新住宅区。我那位于德州，已近七十“高龄”的老房子，就这样成为都市发展的“障碍”，必须铲除。
“怪手”来动工拆屋的那一天，我静静地拿着相机坐在对街目击，也算是作个见证罢！这是两个孩子成长的老家，自然也有我们全家人相当多的甜蜜回忆。
眼看它被“怪手”拆得个支离破碎，当然还是蛮心疼的。
时间的巨轮在不停地向前走，环境也当然会随之改变，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心境也应该更宽广才对，以平静心情面对这千变万化的世界，不就是白发族的“养生”之道吗？
所以说，现代化的都市其实一点儿都不“俗气”，八成是我这“乡巴佬”兼“土包子”的心理作祟，暂时还没能调适过来吧！
哎，有点儿像是在这儿自我安慰啰！◇
【谢行昌，2019年3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节录自《由凤山“曹公圳”衍生出来的故事》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