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7月16日讯】在香港人“反送中恶法”抗议一波接一波出现时，台湾也出现了一场持续抗争的活动。那是长荣空服员工会的罢工，她们向公司争取利益，认为公司苛待员工，要求公平正义。
由各种报导，应该可以这样说，香港人的抗议得到全球绝大多数的肯定，而台湾空服员的罢工却大致受到冷眼相待。毕竟香港人的抗争是对中共欺压的抵抗，是争自由反迫害，为的是全体香港人；而长荣空服员罢工为的是争个人的利益。而且，前者是人民对抗政府，后者是民间企业员工对抗业主，是个别企业的家务事。所以，虽然都是抗议，但绝不能相提并论。
台湾实施私产经济，或是市场经济，实际上政府干预诸多经济事务，对于劳动这种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有《劳基法》等诸多法令的约束，为的是保护居弱势的劳工，免受强势资方的剥削。
这是手持“公平正义”旗帜的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如今在各个社会都普遍被接受，所以各个国家几乎都有保护劳工的法令，而组织工会并赋予集体罢工的权利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斑斑史迹也告诉我们，集体罢工不是新鲜事，成功与否倒是见仁见智。不过，或可这样说，罢工获得成功者大都是大规模的公营事业，对于私营企业来说，集体罢工的事件并不多，而且往往落得两败俱伤局面，甚至有害整体社会经济呢！
我们知道，集体罢工是既损人又不一定利己的行动，它是所谓的“最后的武器”，也就是说“最不得已的手段”。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发生罢工的概率是很少的，若不幸发生，个别工人还是应有其选择工作的权利。而且，罢工并不是单纯的某些工人之权益事件，它是具有“外部效果”的。亦即，罢工会干扰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对于社会产生破坏力，外部成本因而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替代品稀少的产业，像自来水、邮电业等公用事业罢工之后会对社会产生重大的杀伤力，宜设法避免。反之，愈是竞争性高的产业，罢工的影响则愈会限于当事人。因此，原则上，罢工的限制宜去除，而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社会里，罢工几乎是不会发生的，所以也不必加以限制。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的境界，因而对于关乎民生的独占性高的产业，尤其是公共事业，还是应该限制罢工。
不过，我们或可这样期盼，在无政府管制或保护下，独占性的事业是难以存在的，而且一旦解除工会、结社的限制之后，工会的寡占、独占现象也愈难存在，集体大罢工也愈不可能产生，工会也就愈可能发挥其正常功能。因此，我们应该向自由化迈进。不仅经济应该要更自由，工会组成要自由，社会的每一层面也都必须如此。如此一来，大家所关切的“罢工预告期”和“职业工会是否能够代表企业工会来发动罢工活动之代表性与正当性”问题，也就不关宏旨矣！
回到这次长荣空服员工会罢工，它是航空服务业，乘客是公司收入的主体，出现罢工就是拒绝乘客，亦即不做生意，甚至关门大吉，如此一来，哪有收入来源，怎可能有工资可发。虽说罢工按理说是短暂的，但“以顾客为尊”的服务业，在恶意伤害顾客之后，顾客怎会再购买这个不良产品，何况该产品还有其他多家供应的呢！“信誉建立不容易，一旦被破坏，要恢复更不容易也！”是的，上次华航罢工好似成功，但华航有公营性质，其损失由国家负担，但长荣可是纯民营的，损失很难转嫁出去。在经过重创之后，需要再复元并不容易，那么，它可能会如何看待破坏者呢？参与罢工者回得去吗？唉！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