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8月12日讯】峰回路转的“美中贸易战”，打从一开战，就有“持久战”的声音出现，经过一年多眼见就要签约，中共又突然变卦全盘否定。 虽然双方又再展开接触，但中方鹰派抬头，情况又更棘手。大家应都在问：究竟何时能了？
“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代价却是很大。人员的伤亡和财产、建物的破坏以及生产停顿等等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而且参与的各方也都会受损，只不过有程度差别而已。但，战争却有胜方和败方，然无论是胜方或败方，都必须收拾残局作重建工作。有这样一句话：“非常的破坏、非常的建设”，战后重建、起死回生的史迹斑斑。二战后日本、德国的发展是典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得以终结的主因，更常被提及。不过，虽然战争能解决问题，但支付的代价却是异常昂贵，所以，一般人是不会喜欢战争的。
“贸易战”虽无烟硝味，但也会造成严重损伤，而且更是多面刃，不只真实参与者受损，诸多无形的第三者也都被扫到。所以，自古以来，“商战”就是一个负面的名词，可是却往往被琅琅上口，而国际经济竟然也都被视为“经济战争”。各国竞相出头、抢占第一，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大家竟然都已视为理所当然，真是何其不幸也！是的!十八世纪以前就出现的“重商主义”就是这种主张者。到1776年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这部经典出现，将重商主义否定掉，而以分工合作，以“比较利益”原理出发，各国发挥其比较利益(生产成本相对低)生产自己拿手的产物，进行相互交易而所有参与者都有利可图，这是利己利人，利他又自利的交易、贸易方式，也就是“互通有无”、私利与公益相调和的方式，经由“无形之手”市场机能的自由运作，以“诚信”为基础的和谐分工极致发挥，世人的财富、幸福也能臻极大。
这样子的理念经过两世纪，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之后，就受到质疑。在凯因斯(J.M. Keynes)的“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政策被认为消弭大恐慌之后，政府主导经济成为主流，于是“经济国家主义”复活，以“新重商主义”弥漫全球。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国际经济谈判司空见惯，自由贸易受到抹黑、讪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 Krugman)刚出道时，由其“国际贸易”专业领域立场，大力针砭“经济国家主义”，对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佘罗(L. Thurow)大力挞伐。佘罗在1992年春出版的《世纪之争》(Head to Head)一书畅销全球，被克鲁曼认为与该书副标题“一场即将来临的经济战争”密切相关。该书并获得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及许多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可见“经济战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普受认同。
虽如克鲁曼所言，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把国际贸易当作与军事敌对相似的战争观点，听起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世界是有许多贸易冲突和“策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实。这也是各国政府决策者、商业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之看法，也就是这些地位关系重要人士抱持“贸易是类似军事战争”的观点，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对于“竞争是互利的道理”故意无视或全然无知，于是“商战”不但在舆论上居绝对优势而流行，也表现在竞逐“国家竞争力”上，致使“贸易保护”成为常态。其实，这也正是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者的论点及主张，是亚当･史密斯反对、甚至要破除的。
就在新重商主义弥漫之际，1980年代美国总统雷根曾努力拨乱反正，提出“公平贸易”主张，并逐渐向自由贸易趋近，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出现，可说进展顺利。不过，到2001年中共中国加入WTO之后，形势丕变，中共的“红色党国资本主义”比新重商主义更具侵略性，其政府主导力更强更广，而“假恶斗”邪恶技巧的发挥，掀起“经济侵略”，到2016年连美国都快被并吞。
幸好川普上台，揭开中共的伎俩，以“重振美国、重创中国、重建世界”为职志，利用“关税”这项武器与中共进行贸易战。“以恶制恶”、“以战止战”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逼迫中共进行“结构改革”，终极目标是拉中共下台，让中国政治自由，进而建立民主法治社会。
美中贸易战进展到今天，已出现瓶颈，中共一方的进退两难是关键，而川普则不可能退缩，看来是有得磨了！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