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孔子传(上)

作者:钱穆

孔子周游列国,屡遭险厄,而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图为宋人《历代琴式图•孔子之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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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生平言行,具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其有关于政治活动上之大节,则备详于《春秋左氏传》。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又散见于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穀梁传》、《小戴礼记.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等书者,当尚有三十种之多。最后,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

然司马迁之〈孔子世家〉,一则选择材料不谨严,真伪杂糅。一则编排材料多重复,次序颠倒。后人不断加以考订,又不断有人续为孔子作新传,或则失之贪多无厌,或则失之审核不精,终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别成一惬当人心之新传。

本书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者,而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因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后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即在此。故本书所采材料亦以《论语》为主。

凡属孔子之学术思想,悉从其所以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所至为主要中心。孔子毕生志业,可以由此推见。而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虽事隔两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业已不足全为现代人所承袭,然在其政治事业之背后,实有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番精神,为孔子学术思想以学以教有体有用之一种具体表现。欲求孔子学术思想之笃实深厚处,此一部分亦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学与教人与其政治事业外,尚有著述事业一项,实当为孔子生平事业表现中较更居次之第三项。在此一项中,其明白可征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谓订《礼》、《乐》,事过境迁,已难详说,并已逐渐失却其重要性。至于删《诗》、《书》,事并无据。赞《周易》则更不足信。

以上关于孔子之学与教,与其政治事业、著述事业三项层次递演之重要性,及其关于著述方面之真伪问题,皆据《论语》一书之记载而为之判定。汉儒尊孔,则不免将此三项事业之重要性首尾倒置。汉儒以《论语》列于小学,与《孝经》、《尔雅》并视,已为不伦。而重视五经,特立博士,为国家教育之最高课程,因此以求通经致用,则乃自著述事业递次及于政治事业,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则不免转居其后。故在汉代博士发扬孔学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转成为对古代经典之训诂章句,此岂得与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拟。则无怪乎至于东汉,博士皆倚席不讲,而太学生清议遂招致党锢之祸,而直迄于炎汉之亡。此下庄老释氏迭兴并盛,虽唐代崛起,终亦无以挽此颓趋。此非谓《诗》、《书》、《礼》、《易》可视为与儒学无关,乃谓孔子毕生精神,其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之真实内容,终不免于忽视耳。

宋代儒学复兴,乃始于孔子生平志业之重要性获得正确之衡定。学与教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余事。故于五经之上,更重四书,以孟子继孔子而并称,代替了汉唐时代以孔子继周公而齐称之旧规。此不得不谓乃宋儒阐扬孔子精神之一大贡献。宋儒理学传统迄于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汉,自标其学为汉学,乃从专治古经籍之训诂考据而堕入故纸堆中,实并不能如汉唐儒之有意于通经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树。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下及晚清末运,今文公羊学骤起,又与乾嘉治经不同。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新政治。

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六十年,中共邪说获得乘虚而起。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着眼在此。爰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

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皆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着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辨订之详。作者旧着《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两千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辨。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民国十四年曾着《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第一书。民国二十四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民国五十二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粹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

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傥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傥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

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两千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第一手珍贵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窥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两千五百年后吾侪所处之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开始撰写于民国六十二年之九月,稿毕于六十三年之二月。三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四月补此序。

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四月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本文限网站刊登)

──节录自《孔子传》/东大图书公司

孔子传》(三版)(东大)/东大图书公司提供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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