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
这一批参与平城改革工程的人，在平城太极殿完成后，又参加洛阳的规制工作，《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由于在参与洛阳规制的三个人中，穆亮代表北方勋旧，且职为司空，营国之事本冬官所掌，所以兼领此职。董爵则官为将作大匠，建筑是他的职务，不能不参与其事，其实洛阳新都的规制，完全出于李冲一人之手。案《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
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
因此，洛阳新都的建构当充满河西的色彩。不过，平城的明堂，圆丘，太庙等，是在蒋少游监制下完成的。而洛阳的新都虽在李冲的主持建构下，可是蒋少游、王遇等却实际参与工作，《魏书》卷九十一〈术艺‧蒋少游传〉：
……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爵、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又《魏书》卷九十四〈阉官‧王遇传〉：
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
洛阳的规建到景明二年才告一个段落，但李冲却卒于太和二十二年（西元四九八年）八月，也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工程告一段落的前三年。李冲死后，余下的工程当然由蒋少游、王遇、董爵继续进行。案〈术艺‧蒋少游传〉载，少游卒于景明二年，董爵、王遇的卒年不可考。但既与蒋少游并列，他们三人的卒年应相去不远。太极殿就在这年十一月落成，《魏书》卷八〈世宗纪〉：
（景明二年）十有一月己卯，诏：京洛兵芜，岁逾十纪。先皇定鼎旧都，惟新魏历，翦扫榛荒，创兹云构……，规模长远。今庙社乃建，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蠲吉徙御。……十有二月戊子，……饕群臣于太极前殿，赐布帛有差，以初成也。
那么，他们三人虽然没及见太极殿的落成，但都实际参加太极殿的营建工作。同时，即连李冲在内，他们都曾参加过平城的改建工作。他们以改建平城的经验创建洛阳，因此洛阳必然承受平城建筑的影响。《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
正光元年（西元五二○年），为行台左丞，巡行北边。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曰：……（洛阳）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永平之中，始创雉构，基趾草昧，迄无成功。故尚书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
这段材料说明洛阳的建构，经过二十几年不断的经营，到正光元年还没有完成。明堂的始基在永平三年（西元五一○年）开始，虽然用的是李冲的设计图样，不过这时李冲的墓木已拱，蒋少游、王遇、董爵又相继而亡，当然不是他们监造的。不过材料里说到“两京模式”，所谓“两京”，是指平城与洛阳而言，平城的明堂，是由蒋少游考察过去洛阳废置明堂旧址后建造的，所以平城明堂的建筑曾受洛阳的影响。任城王元澄与李冲，同是孝文帝迁都时得力的助手，当然能深切了解李冲的意旨，在他的奏章里，既提到李冲的设计是依“两京模式”，但当时洛阳明堂废置已久，无“模式”可供参考，所以必然是根据平城新建明堂为蓝图而设计的。因此，可以证明洛阳宫城的建筑，直接承受的平城的影响。因为在平城改建的过程中，已融合了许多不同地方的色彩，这许多不同的地方色彩，后来又绘成洛阳新都的图样。
至于平城的坊里制对洛阳的影响，虽然无法找到直接的材料证明，但是洛阳的坊里建筑，与洛阳宫宫城建筑并不是同时进行，《魏书》卷十八〈太武五王传〉：
（高祖）遗诏以嘉为尚书左仆射，与咸阳王禧等辅政。迁司州牧，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
案《魏书》卷八〈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条下：“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坊里的设立，是拓跋氏王朝为了解决“代迁之民”居住的问题。《魏书》卷十九〈任城王传〉：
今代迁之众，人怀恋本，细累相携，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而使怨苦即戎……。
又《魏书》卷六十五〈李平传〉：
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兼历岁从戎，不遑启处，自景明已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
以上两段材料，说明“代迁之众”，初抵洛阳之时，“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洛阳经营十数年之后，仍然“根基未就”，所谓“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景明二年宫城的建筑已告一个段落，于是注意力转向“代迁之众”的问题。元嘉这时担任司州牧，解决京邑人民的生计问题，是他应负的职责，所以由他建议在京城的四周，统筹建筑坊里，有计划的分配居住，以解决“代迁之众”所面临的居住问题。虽然以五万之众，四十个工作天，无法完成三百二十个坊里建筑工程，但却是一个有计划的开始。既然这些坊里，将来准备分配给“代迁之众”居住，那么，当然根据他们平城的形式筑构，从元嘉所谓“奸盗永止”这一点看来，与平城的“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似有相似之处。所以关于洛阳的坊里制中，所呈现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的区分，不仅表示当时社会门第的凝结，同时也反映出北魏文化转变中的宗主督护制的持续。
孝文帝为了实现他的文化理想而迁都洛阳，但因匆匆规划洛阳的新都，许多平城建筑色彩，被涂抹在洛阳的设计之中，这些色彩分别表现在洛阳的宫城建筑，与都市计划的坊里制度方面。（本文限网站刊登）
──节录自《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东大图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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