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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仲维光: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ㄧ)

——对五四及百年纪念的质疑(下)

1989年5月4日13时十万来自北京高校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图片来源:六四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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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8月28日讯】

五、五四及百年纪念所必须的概念辨析

1. 五四及百年纪念的认识论问题:

讨论五四问题首先必须明白自己是从什么角度,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话谈的就是自己使用的思想方法及语言方式。

尽管这段话是陈寅恪先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下的,然而,在最近五十年对五四问题的研究及思索中,可以说我们几乎很少看到在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上,以传统中国人的眼光及语言来评述五四的文字。当代所有谈论五四问题的文字都是从西学的角度、使用西学的语言概念,这些文字之间的区别不过是究竟从哪一种倾向的思想,采用什么类型的方法及语言。当然,这本身就是提倡西化的五四的一个结果。

当代人,无论海内外,几乎都失去了运用传统文化的思想及语言谈论问题的能力。单是这个现象就说明了,五四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彻底的、颠覆性的“文化”大“革命”。这也就是说,自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化、社会及其规范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性质的变化就在文化及社会领域中验证了库恩的理论,以及被称为社会学普朗克定理的普朗克的那段名言:

“一个新的学术真理通常不是通过努力说服反对它的人,让他们走向明白的方式取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在从开始就和这个真理一起到来成长的新一代人的信任中取得的。”

事实上,五四后,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史,不仅货真价实地证明了普朗克定理,而且还进一步让人看到,这个定理用在文化问题上时竟然非常残酷。“通过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在文化及社会问题上与普朗克说的“学术”问题不同,很多时候不是逐渐死光,而是直接、人为地让他加速死光,即通过迫害,宗教性地审判、政治运动,通过肉体消灭来达到这个规范的改变。而这个文化变化的独特的残酷过程及现象,在总结五四百年的时候是不能够回避的。

2. 用西学的方法来研究五四,基础是当代西学中讨论的基本问题:

如果是用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那么首先要明白,观察渗透着理论,你是在戴着西方制造的眼镜看中学,那不是本来的中学。其次,你必须掌握西学的方法,第三是文献,对这每个问题的研究范围,现状的了解与理解程度。这三点都不是道听途说,浅尝辄止所能够胜任的。没有这些,你就必须坦率地承认,你还没有能力用西学来谈论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令人遗憾的是,五四以来那些提出推崇西方文化及西学的人,很遗憾的是,很少有真正进入西学,从事西学问题学习及研究的人,这包括五四时期的胡适等人,时下总结五四百年的余英时等先生。而这就造成了很多概念思想已经不是原来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及思想,很多问题不是学术研究中的思想问题,而是一种泛政治化的社会活动,甚至是一种道听途说的意识形态。

例如关于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民主”,以及最近半个世纪谈到五四时涉及的浪漫主义、启蒙,文化研究中的库恩的规范问题等。要使用这些概念及思想,首先必须了解这些观念思想、概念的由来,它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现象及倾向,以及时下西学中对于这些概念的讨论研究情况及问题。

事实上不仅因为你使用的方法要求你如此把握,而且还因为五四的发生以及其后一百年的历史完全是在西方急剧扩张的潮流中、西化中进行的。因此从西学的角度出发,这些问题不仅构成理解和认识五四的必须的思想框架,而且这些问题直接联系到对于西方认识的变化。而这就让我们看到,思考五四及总结研究五四后一百年来的文化思想教训,最重要的是问题研究,是对于科学、民主、浪漫主义、启蒙,乃至库恩科学革命的规范理论,启蒙思想问题等等思想概念问题的不断深化的历史性的研究。而这样一种研究就告诉我们,五四研究不再是中国人的题目,相反它和当代西学中的专门的思想史研究、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及文化学中的专门研究纠集在一起。它是研究当代问题的西学的延伸,是西学的一支,而不是时下所存在的外语系学生的题目,汉学系学生的题目,以及所谓中国史研究的题目。为此,如果人们认识到,在谈论五四时重要的是“问题”,那么人们就会明白,具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才能够取得“严肃”地、学术性地讨论五四问题的入场券。

3. 五四推崇的“科学”与“民主”究竟是什么

笔者在研究最近一百年的思想和历史问题,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涉及到西方学界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为此在这里愿意就和五四相关的几个概念思想提出一些值得商榷及应该认识到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五四推崇的科学和民主问题:
五四一代推崇的科学和民主,不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重新复兴的源自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相反,它是在政教分离,基督教退出后的欧洲的产物。基督教的退出直接为各种世俗思想及群体进入留下了空间,首先是产生了世俗的替代神学教条的观念系统、各种“意识形态”,然后是声称自己占有真理的各类代表这些意识形态的群体、政党及个人,从而由一元论的基督教政治文化,变为世俗的一元论进步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唯科学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即作为文化判据和价值的科学与民主,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世俗宗教性要求产生的运动及进步主义的直接结果。它也是西方宗教分离后,所独有的世俗化运动的结果。

我们说唯科学主义,五四推崇的那个“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启蒙思想的结果,是因为启蒙复活的是古希腊思想。而这就让我们立即看到,在古希腊的二元论知识探究中,根本没有产生过“唯科学主义”。与此同时,复活古希腊的近代启蒙主义继承者对于科学思想的研究导致的是近代严密科学的产生,以及对科学研究的能力,人的认识能力的质疑。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在《物理学和哲学》一书中已经指出,笛卡尔以来,基于二元论的西方认识方法已经受到质疑。而和这种认识论的质疑平行的是,包括爱因斯坦及哲学家波普都直接对科学及西方文化的未来会如何表示了忧心。

同样,民主在古希腊也只不过是选择掌权者的一种方法,它在古希腊既不是价值,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多元政治中选择执政者的方式中的一种。但是在政教分离后的十八世纪末期,由于基督教的退出,它和要占领基督教位置的世俗思想——意识形态一样,成为世俗政客要求占据权力的托词。在法国大革命中,那些占据权力的人,要强力镇压政敌的人,雅各布宾派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化身,代表了民主。为此就可以用镇压政敌及不同意见的方式推广和保卫民主,他们之所以能够代表民主,是因为民主是要选择出正确主张及代表它的人,而他们就是这种代表,因此真正的民主是要完全集中化的民主,即极权主义的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中文翻译成民主集中制。为此,古希腊的民主变成了一种党派和个人所拥有的宗教式的托词、口号——替代宗教,一种意识形态。

由于意识形态是十八世纪末期欧洲的产物,并且它也只有在“基督教化”的社会中才会产生。为此,在谈到五四所说的民主时,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如果如古希腊一样民主是作为方法,那么,就一定会如古希腊那样,一个不采用民主选择方法的社会和民主社会一样是平权的。

意识形态是一种替代神学教条,不是价值!共产党人口中说的民主价值,尽管使用了价值二字,但是却不是价值。因为如果民主真的是价值的话,那么它对每个人都是如此,而绝对不是某个党派、某些类的个人的特权;那么它就彻底地排除了任何个人及党派可以声称自己代表了民主,剥夺其他个人及群体的民主。而这也就彻底地否定了一党专制的任何可能。如果民主是价值,那种要给民众启蒙的提法,以及民众要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够拥有民主的提法就是荒谬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推进,基本上发生在五十年代后,德国布拉赫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在深刻地研究了前半个世纪极权主义的产生,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三十年代初期魏玛共和国,及其后欧洲各国民主制不断遇到的陷阱后,在一系列具体的研究基础上,他们明确地提出,民主在政教分离后的现代社会,不再是一种方法,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普适价值!

民主作为价值,就一定意味着无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够无视和剥夺每个人的民主选择权利。所以能够用民主的口号剥夺别人民主选择权利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乃至实行民主需要经过一个训政阶段,都是把民主当做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表示自己握有真理和价值判定的世俗神学教条。而这就是说,这种要求是把民主如上述对科学的主张一样,当作了一种世俗宗教。

民主作为价值问题,也就不再会有要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甚至荒腔走板地要对共产党政治局领导人启蒙的的谬论。而之所以有这种谬论就是因为把民主作为一种替代宗教的口号,一种维护自己傲慢的要求,宣称自己代表真理的意识形态。

这样的作为意识形态来推崇的科学和民主的倾向,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欧洲的发生当然不是文艺复兴、启蒙的结果,而货真价实地是基督教思想对于启蒙的一种反弹,一种世俗化的反动。为此科学和民主在世界各地及中国的泛滥,实际上堪称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宗教及其蔓延扩张在近代变成了世俗化扩张的教义的再版。他们所推行的,以及百年前中国的那代人代理推行的,不是继承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而是一种导致颠覆、毁灭一切不同于欧洲文化及传统社会的“文化革命”、“社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先生说他“继承五四”,其实质上他继承的是“继续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传统的革命”。因为科学和民主在他纪念五四的论述中依然是意识形态、口号,而不是对于认识的探究和任何人都享有的普世价值。

4. 五四推崇的启蒙是什么?

五四是西方社会政教分离后,世俗化基督教的西方在世界上扩张、东征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时下的继承者们中的很多人可谓是文化中的吴三桂。因为他们推崇的不是西方近代在古希腊思想的复兴基础上重生发展的科学和民主,而是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世俗社会,强大的物质化社会中的基督教思想文化的世俗化再版。他们要以此,以西方为模板,以自己代表西方为武器,在中国社会进行文化和政治、社会的革命。沾了西方就可以占有真理,这种廉价地做法吸引了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个潮流,它甚至持续到今天。这种倾向,不仅反映在对于科学和民主的认识及推崇上,同样反映在对于启蒙的看法上。

无论五四时期还是今天,推崇启蒙首先要了解的当然是“为什么会在西方发生启蒙”,它针对的对象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又是采用什么方法来回答和分析针对这个对象及问题,以及最后结果是什么。如此你才能够进一步对比检验你自己在中国所面对的对象和问题,明细你要做的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你究竟是否真正地需要启蒙?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比在科学与民主问题上的偏差还要大,竟可以说是荒腔走板。

启蒙之所以发生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欧洲,直接原因是政教合一的一元社会,一元思想,基督教经院神学教条严重地禁锢了人的思想及思想的成长。所以康德才在启蒙是什么中提出要摆脱人类的幼年状态,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他才会强调休谟的经验主义把他从昏睡中唤醒。为此,非常非常明确的是,启蒙的对象是被基督教思想及社会禁锢的人,即启蒙的对象是臣服于上帝和教会的欧洲人,而不是其它文化精神气氛中的民众。启蒙是欧洲独特的产物,是基督教社会独特的产物。

在这个对象及目的下,启蒙重新回到古希腊哲学对于认识论问题,对于人自己认识能力的考察,即把认识重新回归到本来的二元论,并进一步抽丝剥茧地探究在这个基础上的认知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关系及能力。

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及方法是启蒙使用的对抗基督教经院神学教条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它达到的目的是让人返回到知道自己无知的起点,重新充满好奇心,及扩展自己的知识。所以更加普遍性地说,启蒙是使用二元论思维的社会文化思想的独特产物,它针对的是专断的一元论要求及倾向。它达到的是社会及其文化思想的开放性。而所有这一切,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二元论对于世界的认识及思想方法,都是中国社会所不曾存在过的东西,所以五四的启蒙,可谓是无的放矢!而他们所说的启蒙的内容更堪称云山雾罩。

把政治目的,例如所谓民主,所谓反专制,所谓反封建,当作启蒙的目的,把自己置于民众之上,要用自己的政治目的启蒙民众、运动民众的人,绝对不能够称为启蒙,或者说欧洲发生的本来意义上的启蒙。这样的做法不过是十九世纪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起兴起的世俗宗教运动,一种布道。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带来的社会现象是其典型的一个案例。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根本就是一个反启蒙之动的社会及思想产物。

这种对于启蒙的误解,甚至可说是亵渎,而在华人社会中一直持续到今天。它几乎在所有那些所谓总结反思五四的人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以政治目的取代了启蒙本来的认识论问题,以谈论民主意识形态、口号替代了启蒙的知识论问题、思想内容。

这样的谈论启蒙不是启蒙而不过是不动脑地,廉价地接受了西方政教分离后,十九世纪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等世俗宗教,它无异于听了几句传教士的布道就以基督教代言人自居。而由于这种倾向,所谓推崇及继续这种所谓启蒙的华人学者,他们推行的就一定是一种“文化革命”——一种世俗宗教文化的十字军东征,即到东方去推行西方思想中取代了基督教的那类教条性的知识——观念论、意识形态,各类思想体系。

在今天,如果你进入了百年来的西学,如果你真的理解接受了启蒙,就一定发现并走向对于西方二元论思想及其文化的反省,一定会走向对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怀疑,而最后,就一定指向对于西方文化究竟是封闭的还是开放性的批判性探究。

5. 致命的误译:romantic是“浪漫”,还是“罗马式的”、“宗教式的”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对于所谓“浪漫主义”的看法上。
汪荣祖先生在五月一号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五四的浪漫本质”一文中说:相当多的研究者研究五四,用浪漫主义来描述分析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例如李欧梵对于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诸人的分析描述。这类描述分析,把浪漫主义归结为:“认为理性作为分析工具,不足以理解知识之源,若欲获此,需要直觉、灵感、想像与同情;浪漫主义强调知识里的情感因素,喜好毫无拘束的自然表达,故视规范为障碍。”“感情的宣泄多,理念的追求少”。

然而,这种运用浪漫主义,即romantic,却是和上面所说的对于启蒙的用法一样,是非常有问题的,它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romantic。它既不能让西方学者正确地理解到这些中国诗人、作家和学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气质和思想,也不能够让中国人理解西文romantic所包涵的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因为西文romantic,根本不是中文中的浪漫的意思。这一翻译,可谓致命性地让中文世界完全不能够体会理解到romantic在西方文化思想史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romantic”一词的含义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它的词根是罗马(Roman、Roma),其原义当然指的是“罗马或操罗曼语系的民族式的”。即如“希腊式的”描述的是源于古希腊的一些特质一样,它描述的是罗马式的特质。罗马式的特质其主要特点绝对不是“激情”、“对梦想的炽热追求”。相反它代表着欧洲文化中的另外一种思想气质。这个思想气质就是宗教气质,即源于亚伯拉罕的三大宗教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及思想气质,在欧洲的载体,罗马民族身上的多重特质。

一般辞书上说,从时间上说,“希腊式的”指的是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被罗马征服,罗马式的则指的是公元前二十七年到公元一四五三年,在罗马帝国时期,正是基督教统治欧洲的时候,古希腊文化遭到了彻底地流失的时代。期间,只是由于伊斯兰国家及民族的保存,才使得古希腊文献得以在中世纪后在欧洲重新被发现并且复活。而实际上古希腊的思想文化也是受到此前的埃及等中东地区阿拉伯人的数学几何学等的巨大影响。当然罗马的宗教,则更是直接地来自于埃及及中东。

为此,对于欧洲的这两种特质的文化思想,如果用最粗疏的语言说:罗马式的、基督教文化,可以说是“沙漠文化”,那么对于某些华人爱说的“海洋文化”,则古希腊文化只能够说勉强可以说是。

重新发现的古希腊式的文化思想,是由于人们希望从罗马式的文化思想的禁锢中觉醒并且解脱出来。为此,如果一方面把基督教文化当作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说这种来自沙漠的基督教文化是海洋文化,那就根本是一种胡扯。
如果一定要代之以地理象征,那么如上倒是可以说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是一种“沙漠文化”。如此,到加利福尼亚的大海边去呼唤上帝的华人,则就是荒诞之举了。他们应该去的是加利福尼亚的莫哈韦沙漠。

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在政教分离的冲击下,文艺复兴、启蒙潮流的冲击下,十八世纪末期从德国开始的“浪漫主义”,准确说是“罗马式的”思想的复兴。在我所说的这一思想线索上,实际上理解起来很简单了。它代表的是,过去千年存在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对于启蒙所代表的近代古希腊思想复兴的反弹,或者说来自沙漠的宗教精神对于来自海洋的希腊的求知的气质的反弹。

这种反弹在德国表现的是一种直接的思想方法及思想的对抗,在意大利、法国、英国以及中欧、北欧则有的是,或另外的现象或不同方向、不同性质及范围的传统宗教性的气质的反弹。所以romantic在欧洲各地的不同形式的兴起,可以说是“罗马式的”反弹的不同变形表现。而这就是它甚至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地区表现出的形式及现象极为不一样,有的是思想上的,有的是文学上的,有的是音乐上的,有的是阴郁的、暴戾的,有的是热情的、炽烈的,有的又是冰冷的、硬邦邦的……。翻译成浪漫造成的是人的眩晕,而无法让人理解到它们的统一的渊源。

如此,这就让我们知道,如果离开欧洲“希腊式的”和“罗马式的”——“基督教式的”这个双重组成,即欧洲或者说西方文化思想的二元发展历史,人们很难理解romantic,“罗马式的”所蕴含的确切意义。当然或许正是这个不理解造成了中文把romantic,罗马式的极为片面地翻译成中文文字“浪漫主义”,从而使得华人百年来再也不是在西方文化社会史中理解西方十八世纪后的“罗马式的”——宗教式的思想运动。

对于十八世纪后的这个思想特征,如果看的不是翻译作品而是原文,如果对原文没有这个误解,细心的人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欧洲思想家对于它的理解及使用是清晰的、简单的。我们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涉及到的romantic的文字为例。他在谈到尼采的思想特点的时候写到:
“Nietzsche was not consciously a romantic; indeed he often severely criticizes the romantics. Consciously his outlook was Hellenic, but with the Orphic component omitted. He admired the pre-Socratics, except Pythagoras. He has a close affinity to Heraclitus.”

“尼采不仅不是有意识地罗马式的,而且他确确实实地是经常严厉地批评罗马式的思想。他的看法倒是自觉地希腊式的,但是却略去了俄耳甫斯教的宗教成分。除毕达哥拉斯外,他赞扬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他的思想同赫拉克利特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忘年交老友马元德先生,在中文《西方哲学史》翻译中,援用了对于romantic的误译,把这段翻译成:
“尼采在自觉上并不是浪漫主义者;确实,他对浪漫主义者常常有严厉的批评。在自觉上,他的看法是希腊式的,但是略去了奥尔弗斯教义成分。他佩服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毕达哥拉斯除外。他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这个翻译让中文读者根本理解不到原文所说的思想家在思想及文化史中的定位及真正的倾向。

这两段对原文的不同理解的译文,或者说解释的不同点根本在于,笔者认为原文简单清楚地说明了:第一,尼采思想是典型的希腊式的;第二,宗教思想在希腊只是众多的文化思想倾向中的一种,这和罗马时期的封闭的、排他的一元框架根本不同;第三,罗素清楚地看到,尼采思想和“宗教式的”思想气质格格不入;第四,它进一步让我们看到,后来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和黑格尔们的不同在于:黑格尔们是所谓以前翻译成“浪漫主义”的思潮的产物,即我所说的罗马式的、宗教思想式的产物,而海德格尔却是希腊式的,认为应该回到前苏格拉底,但是,他朝向的却竟然是尼采所不要、所忽略的希腊的内容——宗教成分,即他是到希腊思想中寻找关于对人的理解的宗教特性。

由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当由欧洲历史的这两个来源来理解romantic,那么中文翻译成“罗马式的”或“宗教式的”,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

由于“罗马式的”、“宗教式的”就是“基督教宗教文化式的”,所以十八世纪末叶在欧洲社会发生的罗马式的潮流,即误译的浪漫主义潮流,在感情上的表现是世俗的情欲、情绪上的“宗教式”的狂热;在思想上则是世俗的“经院思想”,“布道式”的世俗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替代宗教”式的思想的泛滥;而在十九世纪的罗马式的大潮中,所谓狂热的职业革命家,则不过是世俗的传道士罢了。所以,无论十九世纪的革命党人还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人,以及其所谓知识精英及文人,都不过是罗马式的世俗教士。

明白了这个罗马式的,基督教式的,你就可以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并且认识到五四那一代诗人、作家和学者,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诸人,究竟哪些人是所谓罗马式的,即基督教式的,亦或他们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模仿,还是根本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吴三桂,引西方近代迅猛扩张的世俗宗教及其思想——各类意识形态,如当年基督教社会曾经有的十字军东征那样进入中国。

无论是哪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在思想上,“罗马式的”对抗的是“希腊式的”,“宗教式的”对抗的是思想上的“启蒙式的”;而在现实中,这些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开启和继续了五四导入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今天。

(未完请接下文)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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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8 8: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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