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大同”

作者:子莱

“礼运”大同篇,摄于台湾国父纪念馆内。(德惠/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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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思想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之思想。《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曾喟然而叹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1]。”孔子感叹自己未能看到尧舜以上、三皇五帝时,“大道之行也”的大同之世;也未能看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时,“大道既隐”的小康之治。

按照北宋易学大家邵康节的《皇极经世》,政治可分为皇(三皇)、帝(五帝)、王、霸四种[2]。其书云:“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霸也。霸以下则夷狄,夷狄而下,是禽兽也。”可见,三皇五帝世代为“无为不争”、“无私无欲”、“德善德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大同之世;而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过程中,一般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社会,仅为“礼义以为纪”、纲纪“用公正”的小康之治[3]。孔子身处诸侯争霸的时代,感慨“此世界之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矣[4]。”而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无私或公正)”的志向,彰显了儒家淑世新民的理想与使命感。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论语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谓真诚地尽己之仁;推己,谓推己及人。孔子把“推己及人”的恕道看成是可以终身行之的德行。明道先生(程颢)也说,君子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为修己之德,以合于天德;一为“振民育德”,即在民德败坏时,化育百姓,使其更改恶习,振作自新,日新又新。所谓“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焉。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5]。”既修己,又善群。由“为己”推及到“为他”,推及到“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甚至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或新民),在止于至善[6]。”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自己所本有的灵明德性,使其不被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从而复归于初。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除去旧染之污而自新;并且“择善固执”,德性厚重不迁,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大学》由修己明明德的“独善己身”者,推及到亲民、新民、振民而“兼善天下”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盖因“人皆可以为尧舜”。体现了儒家“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以及对礼运大同之世的向往。

根据《辞源》的解释,大同一辞源自《礼记·礼运篇》[7],但台湾“日月书院”的马叔礼先生另有一说,认为大同一辞源出于《易经》的“大有”卦与“同人”卦[8]。所以,我们不妨简单看一看两卦的易理。同人(离下乾上),与人相和同,不与人争的意思,由离、乾两卦组成。离为火,为明;乾为天,为健。朗朗青天在上,而火性亦往上,应乎刚健、无私之天德。引申为君子内怀文明之德,明理无私,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则能烛理,所以能昌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克己,所以能全尽大同之道。大有(乾下离上),盛大丰有、所有至大的意思。乾为朗朗青天,离为光明白日,白日在青天之上,所处既高,其明远照。引申为君子行事刚健而文明,于恶则遏之使复归于善,于善则扬之使能止于至善,从而“顺天休命”[9]。

在与《易经》密切相关的预言文化中,也不难看到人们对“复归于大同”的期盼。比如,《马前课》第十三课曰:“贤不遗野 天下一家 无名无德 光耀中华”。《推背图》第五十九象,谶曰:“无城无府 无尔无我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颂曰:“一人为大世界福 手执签筒拔去竹 红黄黑白不分明 东西南北尽和睦”。一些批注本注释为“大道兴”、“圣人传法”、“天下大同”[10]。清代康有为亦作《大同书》,谭嗣同亦讲康有为的“大同之教”。康有为为什么作《大同书》呢?《论语》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则三千也。)“孔子预知三千年后,必有圣人复作,发挥大同之新教者。”“康有为盖以此圣人自居”,作《大同书》,以“发挥大同之新教”[11]。既然康有为是为了“兼济天下”,所以后来者不必多言。

钱穆先生来台定居时,曾作有关中华文化问题之讲演,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天下大同”作了精辟的阐述。[12]

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天”类似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后来演变,常把“天地”连在一起。天地有物的部分,同时也具有神性。天地生万物,万物各有物的部分,但也具有神性,而人类尤然,即为“人神合一”。《中庸》上说:“天命之谓性。”人的善性禀赋自天,人能尽此性之善,即可为圣,即为“性道合一”。“天人合一”亦是“心物合一”的根源[13]。中国人称“神”又称“灵”,性由天赋,故灵由天得;物各有性,所以物各有灵。以“天人合一”为信仰的中华文化,其理想即为“天下大同”。《大学》上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则一切皆从“个人本位”做起,从自己“德性”上做起,使各人的“德性”能与“天”、与“道”合而为一,作自己一小天地的主宰而得自由。宋代理学家说:“万物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人若能“天人合一”,则此人便是圆满无亏一太极。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指作为政治领袖,而是说每个人的人格德性都可做得一理想、至高的善人。如果人人都能达至一最高人格,天下自然会大同。不是说人们衣食无忧,人们在法律之下有公正,便是天下大同;而是要达至“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境界,才能真正到达大同之域,而世界即变成为一个神圣的世界。

既然“天下大同”被人们视为中华文化的理想,那么以毁灭人类为终极目的的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大作文章,误导人们将“天下大同”等同于以唯物无神、禽兽斗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为基础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学术交流过程中,有台湾学者也不幸地在著作中跟随中共赞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实在令人惋惜;有台湾出版社也高调出版马克斯《资本论》,实在令人担忧。

诚如钱穆先生在上文讲演时所言,此世界非唯物,亦非无神。如果要把一切旧的风俗习惯、礼教信仰一起去掉或者置之不理,要把社会赶向一无神、无信仰、无历史传统、纯物质、纯功利的状态,人们只在此一层薄薄的现世生活面上你争我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马克斯便可以乘虚而入。而《九评》编辑部“四书”:《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正是在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从而能够平顺过渡到“大道(大法)之行也”,自由而又昌明的新纪元。

注释:

[1]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九一。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增订初版,中华民国一〇四年增订台三版),页七二三。依“孔安国尚书序”,三皇为伏羲、神农、黄帝,五帝为少昊、颛顼、帝喾、尧、舜。

[3] 同上,页三八二、三八三。书中言:一般儒家所提倡之政治社会,为仅小康之治,于其上另有大同之治。此采用道家学说之政治社会哲学也,“礼运大同”受道家影响。本文所引用之“失道而后德”、“德善德信”、“天道无亲”、“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分别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九章、第七十九章、第五十一章。

[4] 同上,页七二四。

[5] 朱高正:《近思录通解·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〇),页五六。

[6] 宋天正,杨亮功:《大学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

[7] 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审委员会:《增修辞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四年正编初版,中华民国九十七年台增修第十一版),页五一四。

[8] 马叔礼:《大哉孔子——解开易经千古之谜》(新北:西北国际,二〇一六),页四二。

[9] 朱高正:《易传通解·中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四),页三一一、三一六。

[10] 陈曦,文征:《推背图归序全解修订版》(台北:博大国际文化,二〇一六),页四一九、五〇四。

[1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增订初版,中华民国一〇四年增订台三版),页八六五。

[12] 钱穆:《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原载《警备通讯》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八月第一四六期,收录于《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中华民国七十四年)。

[13] 张载宇:《先总统蒋公思想研究论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中华民国七十年),页一二六。

[14]朱高正:《白鹿洞讲演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〇),页三五〇。@*#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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