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之思想。《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曾喟然而叹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1]。”孔子感叹自己未能看到尧舜以上、三皇五帝时，“大道之行也”的大同之世；也未能看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时，“大道既隐”的小康之治。
按照北宋易学大家邵康节的《皇极经世》，政治可分为皇（三皇）、帝（五帝）、王、霸四种[2]。其书云：“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霸也。霸以下则夷狄，夷狄而下，是禽兽也。”可见，三皇五帝世代为“无为不争”、“无私无欲”、“德善德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大同之世；而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过程中，一般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社会，仅为“礼义以为纪”、纲纪“用公正”的小康之治[3]。孔子身处诸侯争霸的时代，感慨“此世界之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矣[4]。”而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无私或公正）”的志向，彰显了儒家淑世新民的理想与使命感。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论语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谓真诚地尽己之仁；推己，谓推己及人。孔子把“推己及人”的恕道看成是可以终身行之的德行。明道先生（程颢）也说，君子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为修己之德，以合于天德；一为“振民育德”，即在民德败坏时，化育百姓，使其更改恶习，振作自新，日新又新。所谓“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焉。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5]。”既修己，又善群。由“为己”推及到“为他”，推及到“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甚至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或新民），在止于至善[6]。”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自己所本有的灵明德性，使其不被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从而复归于初。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除去旧染之污而自新；并且“择善固执”，德性厚重不迁，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大学》由修己明明德的“独善己身”者，推及到亲民、新民、振民而“兼善天下”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盖因“人皆可以为尧舜”。体现了儒家“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以及对礼运大同之世的向往。
根据《辞源》的解释，大同一辞源自《礼记·礼运篇》[7]，但台湾“日月书院”的马叔礼先生另有一说，认为大同一辞源出于《易经》的“大有”卦与“同人”卦[8]。所以，我们不妨简单看一看两卦的易理。同人（离下乾上），与人相和同，不与人争的意思，由离、乾两卦组成。离为火，为明；乾为天，为健。朗朗青天在上，而火性亦往上，应乎刚健、无私之天德。引申为君子内怀文明之德，明理无私，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则能烛理，所以能昌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克己，所以能全尽大同之道。大有（乾下离上），盛大丰有、所有至大的意思。乾为朗朗青天，离为光明白日，白日在青天之上，所处既高，其明远照。引申为君子行事刚健而文明，于恶则遏之使复归于善，于善则扬之使能止于至善，从而“顺天休命”[9]。
在与《易经》密切相关的预言文化中，也不难看到人们对“复归于大同”的期盼。比如，《马前课》第十三课曰：“贤不遗野 天下一家 无名无德 光耀中华”。《推背图》第五十九象，谶曰：“无城无府 无尔无我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颂曰：“一人为大世界福 手执签筒拔去竹 红黄黑白不分明 东西南北尽和睦”。一些批注本注释为“大道兴”、“圣人传法”、“天下大同”[10]。清代康有为亦作《大同书》，谭嗣同亦讲康有为的“大同之教”。康有为为什么作《大同书》呢？《论语》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则三千也。）“孔子预知三千年后，必有圣人复作，发挥大同之新教者。”“康有为盖以此圣人自居”，作《大同书》，以“发挥大同之新教”[11]。既然康有为是为了“兼济天下”，所以后来者不必多言。
钱穆先生来台定居时，曾作有关中华文化问题之讲演，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天下大同”作了精辟的阐述。[12]
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天”类似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后来演变，常把“天地”连在一起。天地有物的部分，同时也具有神性。天地生万物，万物各有物的部分，但也具有神性，而人类尤然，即为“人神合一”。《中庸》上说：“天命之谓性。”人的善性禀赋自天，人能尽此性之善，即可为圣，即为“性道合一”。“天人合一”亦是“心物合一”的根源[13]。中国人称“神”又称“灵”，性由天赋，故灵由天得；物各有性，所以物各有灵。以“天人合一”为信仰的中华文化，其理想即为“天下大同”。《大学》上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则一切皆从“个人本位”做起，从自己“德性”上做起，使各人的“德性”能与“天”、与“道”合而为一，作自己一小天地的主宰而得自由。宋代理学家说：“万物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人若能“天人合一”，则此人便是圆满无亏一太极。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指作为政治领袖，而是说每个人的人格德性都可做得一理想、至高的善人。如果人人都能达至一最高人格，天下自然会大同。不是说人们衣食无忧，人们在法律之下有公正，便是天下大同；而是要达至“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境界，才能真正到达大同之域，而世界即变成为一个神圣的世界。
既然“天下大同”被人们视为中华文化的理想，那么以毁灭人类为终极目的的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大作文章，误导人们将“天下大同”等同于以唯物无神、禽兽斗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为基础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学术交流过程中，有台湾学者也不幸地在著作中跟随中共赞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实在令人惋惜；有台湾出版社也高调出版马克斯《资本论》，实在令人担忧。
诚如钱穆先生在上文讲演时所言，此世界非唯物，亦非无神。如果要把一切旧的风俗习惯、礼教信仰一起去掉或者置之不理，要把社会赶向一无神、无信仰、无历史传统、纯物质、纯功利的状态，人们只在此一层薄薄的现世生活面上你争我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马克斯便可以乘虚而入。而《九评》编辑部“四书”：《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正是在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从而能够平顺过渡到“大道（大法）之行也”，自由而又昌明的新纪元。
注释：
[1]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九一。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增订初版，中华民国一〇四年增订台三版），页七二三。依“孔安国尚书序”，三皇为伏羲、神农、黄帝，五帝为少昊、颛顼、帝喾、尧、舜。
[3] 同上，页三八二、三八三。书中言：一般儒家所提倡之政治社会，为仅小康之治，于其上另有大同之治。此采用道家学说之政治社会哲学也，“礼运大同”受道家影响。本文所引用之“失道而后德”、“德善德信”、“天道无亲”、“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分别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九章、第七十九章、第五十一章。
[4] 同上，页七二四。
[5] 朱高正：《近思录通解·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〇），页五六。
[6] 宋天正，杨亮功：《大学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
[7] 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审委员会：《增修辞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四年正编初版，中华民国九十七年台增修第十一版），页五一四。
[8] 马叔礼：《大哉孔子——解开易经千古之谜》（新北：西北国际，二〇一六），页四二。
[9] 朱高正：《易传通解·中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四），页三一一、三一六。
[10] 陈曦，文征：《推背图归序全解修订版》（台北：博大国际文化，二〇一六），页四一九、五〇四。
[1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增订初版，中华民国一〇四年增订台三版），页八六五。
[12] 钱穆：《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原载《警备通讯》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八月第一四六期，收录于《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中华民国七十四年）。
[13] 张载宇：《先总统蒋公思想研究论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中华民国七十年），页一二六。
[14]朱高正：《白鹿洞讲演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〇），页三五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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