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9月13日讯】8月14日，台湾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基本工资的调整，决议连续第四年调升基本工资，月薪将由现行2万3千1百元，调高到2万3千8百元（调幅3.03%），时薪则从150元调为158元（调幅5.33%）。审议结果将由劳动部报给行政院核定，预计明年元旦起实施。
对于这项结果，一如往例，劳资双方（代表）都表示不满意，但也勉强接受，而且新闻报导约有本劳136.71万名、外劳46.55万名，共计183.26万名劳工因月薪上调而受惠，预计约有48.83万名劳工因时薪调高受惠。
这些所谓的“代表”，是否真能作为各方广大的众多群众的代表人，应该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而这些被认为将“受惠”的劳工，想必是那些原本工资低于新订的基本工资者。要问的是：这些所谓最低薪资者真的都能如意调薪吗？如果真的这么认为，何不将基本工资再调高一些，好让更多劳工受惠呢？这个简单明白的问题，一直以来似乎都没有人认真去想，也没有去做实证调查，应该赶紧将这些劳工建档，在明年新调基本工资实施之后，定期追踪调查。
其实，不需要去调查，也可得知这种估计是不对的。就如劳动部长所言，“基本工资调整及调幅部分，是基于保护边际劳工的权益及基本生活。”所以基本工资的订定及调整是为“边际劳工”，认为边际劳工的权益受到伤害，其基本生活无法满足，而边际劳工是最弱势、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而需要被保护，“立法调高基本工资”就是保护之道。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要厘清，一是“基本生活”水准如何订定？真有“共认”的“标准”吗？谁有能力和权力来决定？二是基本工资虽然实际内涵是基本生活水准，却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市场上的工资，而且是边际劳工的工资。
所以，现今实施的“基本工资”其实是“最低工资”，这在基础经济学教本中是最常被用作“价格下限”的教学范例。既然是最标准的例子，也就是说有着不证自明的确切答案。其订定及调升，无论是以月薪、周薪或是时薪，基本上都对生产力最低的边际劳工、身障者或部分工时工作者产生最大的直接影响，亦即支领低于该工资水准以下者受到冲击，而且是“负面”影响，视该水准的高低决定冲击面大小。吊诡的是，这正与该项政策的目的完全相反。理由其实很简单，这些边际劳工所处的市场“竞争程度最高”，业者很难对其剥削，稍一拉高工资就负担不起而将边际劳工解雇，而此等业者也往往是“最微利”经营者，就是“边际厂商”，因而也最可能随之倒闭。只不过，这些“边际劳工”和“边际厂商”所占比例“相对微小”，整体来看，冲击也就相对小，或可以说是“看不见”的，在做一般经济计量实证分析时，往往得到“不显着”的结果。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边际劳工和边际厂商也往往不在“正式统计资料”之中，实在无法实际获知其受害程度，他（她）们只是最无力、最无知、最认命的一群！
最可能的后果是：非法打工者将上升，劳资关系将恶化。我们还是引用已故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力资本和劳动经济权威学者贝克（G. S. Becker）教授的说法：“‘提高基本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定论，连神通广大的人都很难驳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还没那么高，就不应该试着提高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最好是废掉，至少也应还其“基本生活水准”本质，不再冠以“工资”之名，回归“社会福利”范畴，与“贫穷线”一起思考才是！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