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9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林燕综合报导）“基本上我们将整个药品行业都外包给了中国”，美国退休准将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提醒说，“这是一个战略漏洞。”
因担忧药品成为中共超限战的一部分，美国社会越来越警惕中共控制全球药品供应链的问题。
亚当斯曾担任美军情报官30年，也曾担任韩国军事武官和美国驻北约副军事代表，现已退休。他表示，他相信中国（中共）清楚洞悉其建立药物原料行业的战略意义。
“我认为，他们确切地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是精明的战略家。他们这样做，是在挑选他们的未来行业，他们有一个计划。”亚当斯周四（9月12日）告诉NBC新闻。
国会关注中共控制全球药品产业链问题
国会近期也一直在关注中共控制药品产业链的问题。两位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和安娜·伊舒（Anna Eshoo）近期撰写一篇评论文章警告，“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中共）政府或试图寻找‘压力点’，利用超大杠杆或强制改变美国的政策。”
他们表示，担忧药物成分供应成为漏洞，让中共有机会通过削减供应或控制价格、导致美国药品的成本激增或药物短缺。
“我们不应该被任何外国政府挟持。”他们表示，国会将很快就此举行听证会。
“我们需要摆脱对外国的垄断依赖——对炭疽、青霉素、高血压等抗生素药物成分的外国依赖。”国会众议员伊舒告诉NBC。
造成美国对中国产药品依赖的原因众多，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年美国支持中共入世贸。因为中国制药品的标准往往低于美国的安全标准，存在严重健康隐患，而由于签证、中国公司拖延检查时间等原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不能对中国产药品实行有效的安全监督。
美商业公司大量依赖中国产药物
美国国会下属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7月31日举行的听证，就邀请专家探讨美国以及全球对中国产原料药、仿制药和生物制品的依赖会如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
美国国防卫生局的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普瑞斯特（Christopher Priest）在作证时表示，如果中共限制向美国提供原料药，会导致美国民用和军用药品的严重短缺。
他说，现行的法规限制美国国防部购买中国产的成品药和其它医疗产品（比例不足2%），但美国的商业部门却大量使用中国的原料药（即药物的活性成分）来生产美国市面上的药品。据悉，美国市场上大约80%的原料药都来自中国、印度等国家。
中国已成为许多重要医疗药物的主要来源，包括青霉素、抗凝剂肝素和手术用药。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争端，这种供应将会受到威胁。如果供应链被切断，重要药物将发生短缺。
黑斯廷斯（Hastings）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罗斯玛丽‧吉布森（Rosemary Gibson）表示，美国人使用的药物中，90%是仿制药；而数以百万的美国人不知道的是，他们服用的处方药为中国生产，这个连他们的医生也不知道。
“美国对中共数千种药物成分和原料药的依赖，已对美国的健康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吉布森说。
全球药品供应链从2000年后东移到亚洲
吉布森（Rosemary Gibson）和辛格（Janardan Prasad Singh）去年发表的新书《中国处方药：揭露美国对中国药品依赖的风险》（China RX: Exposing the Risks of America’s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Medicine）中解释了导致美国依赖中国制药商的原因。
中国公司通过经常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及窃取竞争对手的技术和偷工减料等方式，排挤掉许多重要的国外制药工业同行，甚至逼得他们相继破产倒闭。但致命的是，这些中国产药物达不到美国的药物安全标准。
“不符合美国标准是中国公司故意采取的竞争策略。只要他们没有被抓住，他们就会继续赢得合同。较低的价格会阻碍在美国进行生产，若被迫进行全球采购，那就得冒着产品质量差的风险。”吉布森和辛格写道。
如常用药青霉素，中国公司以低于市场价在全球倾销，导致美国、欧洲和印度的青霉素发酵厂都纷纷破产。美国的最后一个青霉素发酵厂于2004年关闭。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欧洲和日本是全球药品和维生素关键成分的重要供应来源，提供了全球90%的供应量。
而供应链发生东移的源头是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将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脱钩的同时，还通过了《美中关系法》给予中共正常贸易伙伴待遇，包括降低进口关税以及表态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随后，中国产药物开始大举进入美国市场；而另一方面，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却并没有对此做足防御。
中共的欺诈性药物生产 FDA应对乏力
药厂都害怕FDA的严格检查，不过这里存在一个空子，FDA对美国国内药厂的检查力度以及惩罚程度高于海外的类似企业。
吉布森和辛格的新书揭示，位于美国国内的药厂抱怨他们经常接受FDA的检查，但那些把生产转移到中国的美国企业几乎不用接受类似的检查；但美国国内的药品公司高管对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的抱怨声，却被集体消声。
从克林顿政府放松对华贸易限制后，至少有714家中国工厂开始为美国制造药物和原料成分，FDA每年仅检查其中的15家。到2007年时情况更为严峻，因FDA的检查预算被削减，缩减对外国工厂制药的检查更首当其冲，连一年15家都达不到。
2008年中国出现奶粉三聚氰胺、肝素掺假等恶性公共健康事故后，促使FDA在北京设立第一个海外办事处，希望应对中国产药品输入美国的安全性问题，但发现处理问题远非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FDA检查员检查的第一个案件——对美出售肝素的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结果发现“该厂从未生产过任何肝素，是一家‘皮包’工厂”。该公司是从一家不知名的工厂购买肝素，然后把它自己的名字印在运往美国的铝桶上。
最致命的是，FDA在检查药厂时必须提前通知中国的当地政府机构，常存在沟通困难以及普遍存在的长期拖延问题。
在美国只需要10到15分钟即能获得的数据查阅请求，在中国通常需要等待数天时间。“你知道它们（中共）正在篡改数据，它们只向你展示它们想要展示给你的东西。”一名业内人士告诉吉布森和辛格。
而且即便美国想加强对中国药厂的检查，也受限于中共政府的签证刁难。2015年，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年度报告指出，FDA国外办事处人手不足，大部分缺口在中国，因FDA从中共政府获得签证有困难。
报告说，FDA希望将其在北京办事处的监察员增加至26人，这本是两年前就希望达到的目标。但目前，只有10名全职员工在北京办事处。因严重缺人手，FDA有时甚至依赖中国受检企业提供翻译，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自然令人质疑。
难怪在FDA北京办事处开张10年后，其网站刊出的介绍中如此总结：“海外的工作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
责任编辑：李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