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9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魏思明温哥华报导）“如果有人问我：‘台湾的存在，对世界有什么价值？’我会回答：‘台湾（中华民国）是世界华人国家中最自由最民主的典范，是亚洲最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之一，是全世界华人最应该珍惜的民主成果，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民，因为未来中国（大陆）总有一天会走向民主。’”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陈刚毅在接受大纪元专访讲述台湾的民主发展之路时这样说道。
陈刚毅在访谈中，介绍了中华民国40年来发展民主的经验，以及作为一名外交官在其中所担当的使命。
台湾的民主分两个阶段来讲，陈刚毅表示，其实三权分立是所有民主制度的根基，孙中山先生当年制定的《五权宪法》是跟西方比较接近的一部《宪法》，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台湾比较独特的就是考试权和监察权也是独立的。孙中山先生和国民政府在设定这部宪法时，参考了中国古代御史制度和西方三权分立的理念。
台湾的《宪法》经过了7次修订，初期阶段可以说台湾的民主来自于《宪法》。
蒋经国解除戒严 解除党禁报禁
陈刚毅介绍，1949年国民政府迁移至台湾，当时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政府下达戒严令，冻结《宪法》，从此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
一直到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开始施政后，他做了很多事情，台湾民主的发展就和蒋经国是分不开的。他任期内在民主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大的动作，这些改变使台湾的民主走上了一个最基本的、向民主化发展的轨道。戒严的取消，标志着党禁和报禁的解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党禁、报禁一旦开放，有反对党的出现，就不得不走向民主化。
台湾经济发展与制度改革
陈刚毅表示，台湾的民主与当年蒋经国大力发展经济也有关系。对美国开放市场后，车床、塑胶、汽车零件，成为台湾的主要产业。台湾的整个经济，国际化的程度，在这种经济环境的背景下，促使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进行任何的改革，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继。因为你的制度没有办法去配合管理的问题，包括税的问题，公平的问题，年轻人就业、住房等问题。
比如污染的问题，电镀工厂、塑胶厂污水的排放，导致农田污染，许多人中毒。经过媒体的报导，开始出现大规模抗争，然后立法院开始修改。立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就开始不断地进行法律的完备，那这些法律的完备涉及到教育、司法等各个方面。
经济的发展迫使立法院必须修法，那时的台湾人多数不了解知识产权，对国际法也没有什么概念，比如到处都是复制的光盘，国内法律也没有设定这样的规范。
举个例子，有台湾商人仿造美国一个著名品牌钢笔，每次出口就是一个货柜，远远超过该公司在美国当地的生产量。这个公司把台商告上法庭，要求赔偿200万，商家支付罚款后继续生产，因为一个货柜的利润远远大于罚款。最后美国公司很无奈，经过经济部协调，希望让这个台湾公司来负责生产。但那个台商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仿冒）做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替美国公司做，让当时的经济部长很为难。经过修订新法律及罚则，才让台湾经商环境一步一步与国际接轨。
所以法律的制定就必须因应这个社会的变化，去调整这个法律的结构。
政府如何应对民间示威的？
陈刚毅说：“最近香港事件，我看到所有的香港人都非常关心。我和我所有的台湾朋友都非常关切，迈向民主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台湾走过那个阶段，可是那是一定要走的路啊！
“在历届总统中，台湾人民对蒋经国的评价非常高，他是中华民国史上少有的、清廉的政治人物，在他生前的遗言中要求蒋家后代不准再参加总统竞选，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不图名利，善用人才，最后把整个权力交付出去。”
陈刚毅谈到：“蒋经国的胸襟与一般人不同，比如蒋经国1970年出访美国时，遭遇刺杀，最后蒋经国要求美国释放凶手黄文雄。还有美丽岛事件的处理，施明德（总指挥）被免于死刑。”
笔者在《蒋经国传》中看到这样一段叙述：1月3日，蒋经国总统在国民党的一项会议中，作出下列指示：“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付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根据台湾严厉的军法，当时不少人判断美丽岛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是要判死刑的，但审判结果是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被判无期。
蒋经国在警民对峙时，下令警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笔者还看到美丽岛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审判期间，演员郭小庄要上演《感天撼地窦娥冤》，警备总部下令禁演，认为有为“美丽岛事件”涉案人叫冤之嫌。蒋反问一句：“表演剧团订的场子早在事件发生之前，难道他们演戏的人早就已经预料到‘美丽岛事件’了吗？”
陈刚毅说：“台湾经历了美丽岛事件，从这个事件的最终结果，可以看到蒋经国真的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他对权力的运用有时用的非常好。历任总统对台湾民主的发展有不同的见识，当初李登辉运用那些民主程序的概念，与野百合学运53名学运代表谈判，他们提出了4项要求，李登辉答应了他们提出的2项要求，没有发生流血冲突。
“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代表着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和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幸运的是这些民主运动，包括‘太阳花’、‘野百合’，人民上街游行，期间的冲突最终也平顺地走过来，当然这与媒体的自由开放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媒体在民主发展中的作用？
陈刚毅说：“媒体实际上可以称作是‘第四权’，也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媒体的这个权力就可以去制衡另外三个权力，也是给予人民的一个权利。比如政府各单位有人跟你要红包，你就可以告诉媒体，实际上媒体就是制衡民主的最主要的一个工具，无论是（三权中的）哪一个权力都可以去制衡。
“所以媒体这个权力一定要得到充分的发挥，一个国家的民主生态才会正常，才会健全。像俄罗斯、中国大陆目前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方面是要努力的。在台湾，高层官员或民意代表进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报纸，看看自己是不是在上边。媒体可以发挥第四权的力量，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民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媒体的监督。
“我小的时候，家里订阅各种报纸，中外杂志，对同一个事件每个媒体报导的角度可能不同。父亲就训练我，如何通过不同的报纸去比对，去辨识哪个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报导。每个人成长的背景、环境不同，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所以说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它应该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不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媒体都应该给不同政党讲话的机会。现在一些媒体为了利益，失掉了很多。华人媒体里大纪元是满专业的，我非常佩服大纪元。
“另外，现在一些自媒体这种新型媒体出来后，真的对传统媒体有起到一种制衡的作用。”
台湾民主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陈刚毅认为：“民主的发展最主要是法制的发展。很多人认为，选出某一个人做总统，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制度不断地健全。就如瑞士，其最高政府机构由7名联邦首长组成，轮流做总统。就像加拿大的政府司法官员，你跟他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随便请他吃饭，因为他不能，是制度在制约着他。西方民主社会经历了数百年制度的建立与改进。台湾（民主制度改革）也还在路上。
“目前台湾的选举权实施的比较好，是绝对的，必须要尊重的。罢免制度的实施门槛依然很高，创制、复决这两个权力的实施在台湾还需要继续努力。复决就是指公投，创制就是人民提案，创造一个新的法令，经过审核程序制定法律。”
外交人员在其中的使命？
“我们从何方来，向何方走。”——《鲁拜集》
“当年考入外交部时，外公送给我一本书——《鲁拜集》。我的外公张文正曾担任嘉义县议长，我非常敬重他，他学富五车，饱读诗书。每次看到他时，几乎都是在看书。他一生清贫，他的房间里除了书，还是书，所以我每次回嘉义看望他，我都会请教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因为他饱读诗书，所以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很深，也会很广，他经历过惊涛骇浪，见证了台湾百年的历史。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都是被赋予了使命，人生都有课要上，要学。每一堂课，每一件事情，从这其中得到的醒思、智慧，佛家讲的智慧，不断地累积这种智慧，有一天也许真的会了悟人生。
“其实我当时考入外交部，就是希望帮台湾做一些事情，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会想要做一些事情。外交人员的职责包括收集各种讯息，当然这种收集资讯是要符合国际法的，包括国外各种法律的修正。比如加拿大如何保护环境，农药的比例等。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说外交人员是决定国家方向的，政府会让你写出意见，对台湾未来要如何修法提出建议，参照先进国家的制度。
“包括很多的议题：环境的管理、水的治理，焚化炉的管理，垃圾的处理、补贴是多少等等。如何去修订有利于台湾的法律，外交行政人员会根据收集的各国相关法令研析后提出建议，立法院各政党也会提出他们相应的版本，然后汇总各方意见，讨论最后通过，完成立法。国家与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点点地进步。
“每次回到国会，我会与他们沟通，做一个桥梁，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阶梯，我们都是在一个过程中，找寻未来的方向。
“民主的过程，它不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其实就像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一个过程，每一分秒都在这个过程之中，民主的制度也是要不断地完善。台湾是幸运的，建立起这样的制度，民主的最终精神就是制度，这是我个人的感想。我们的制度是慢慢在前进，我们会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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