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3-2018年天象揭秘-下部

逆天而为痛悔迟69:1958──水守斗尾金守牛,屠杀饿殍妖言吼(下)

作者:古金

图69-1:1958年1月31日天象,木金土火四星聚,预示天下大动荡,小人得逞。(古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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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1958──水守斗尾金守牛,屠杀饿殍妖言吼(下)

前面两章,我们在金星逆行守牛、水星顺行守斗逆行守尾两大天象下,展现了1958年大劫的真实轮廓。这一章讲述当年第3大天象:四星聚。深问天机,一些谜团的答案和对当世的深重警醒,自然展现出来。

(接前文 逆天而为痛悔迟68:1958──水守斗尾金守牛,屠杀饿殍妖言吼(中)

15. 公社食堂,吃人的魔网

1958年刘少奇首创人民公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在农村铺开,也一度在一些城市出现,先后有一千多个城市人民公社[1]。城市公社没有泛滥成灾、没有饿死人,并不是因为城市人民对“共产风”、“公共食堂”的抵制比农村强,而是因为中共没有敢用对农民的残暴手段,来对付城市人。

吃饭不要钱,妖言上下骗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大刮“共产风”,逼农民“自愿”入食堂,然后抢走农民口粮,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随便吃”,体现“新社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吃饭不要钱?当时“一平二调”,“一平”是绝对平均主义,干不干活,都能吃饭;“二调”是无偿调拨农民个人财产,不但粮食禽畜被无偿调拨走,房子、家具、农具、牲畜、鱼、现金,甚至棺材、棉被、铜扣、梳头的铜卡子、吸烟的铜烟嘴都被公社抢走,大刮“共产风”。各家的粮食都被干部带着民兵搜光了,鸡鸭牲畜粮食和值钱的东西都被共产党抢走了,吃的本来就是我的粮,还说吃饭不要钱?

放开肚皮随便吃?当时家家每年被中共搜刮得要断粮三四个月,平日喝稀粥灌饱,不敢吃干饭吃饱。粮食都集中到食堂,就能放开肚皮吃,吃完了咋办?人人心里打鼓。但是大家在公社食堂谁也不愿意吃亏,比着多吃。两个月后,公社的粮食就开始见底了。

公共食堂,农奴制度

农民辛苦一年,却不能留下一粒粮食,全部收归中共的公社,扣走中央的无偿征粮,再扣走地方的无偿征粮,再扣走中央的统购粮,剩下的发到公共食堂,由共产党赏赐口粮。千年的封建社会,农民都能留下口粮,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而今农民无权留口粮,等主人赏饭活命,这是典型的农奴制度。“公共食堂”不过是美丽幌子,叫“农奴食堂”或许更贴切。

食堂伐木,村落尽秃

以往农家做饭,都是用柴草,打柴烧饭,自古都是这样,不破坏生态山林。现在的中年人都会记得,儿时家里有风箱,做饭时得有帮手,帮手一边往炉膛塞干草,一边拉风箱鼓风,一捆干草就能引火做饭。可是中共公社的规模平均是四五千户人家,几个大食堂做饭,煤炭缺乏,柴草的火力根本不够,只能烧大木头、砍树,这样一来,很多缺煤的地区,大炼钢铁砍树做燃料之后,仅有的树木,也被食堂砍光了。

农奴食堂握人命,干部凶残已成风

中共用食堂控制了农民的口粮,就握住了农民的命,谁不听话,谁有怨言,全家扣饭。

干部成了土皇上,生杀予夺,对社员任意打骂、扣饭、批斗、关押、送劳改农场,很普遍。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披露,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又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被打群众34,466人,扣饭饿死的400人,被打成残疾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致死的549人,打后自杀的125人。[2]

一些地区很有限的救济粮、返销粮发下来,就落入公共食堂,成了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资本,成了干部打击报复社员的有力手段。社员稍有不满,扣饭;病了不能劳动,扣饭;老弱病残,扣饭……有些炊事员利用掌勺权力,乘机奸污妇女,干群关系紧张到了极点。群众被逼急了,只有报复。1960年4~6月,安徽发生食堂投毒案64起,170多人中毒,37人死亡,还发生19起食堂凶杀案,被杀大队长、生产队长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25人[3]。公共食堂,已经成了万民痛恨的吃人魔网。

张凯帆“大闹无为”,毛泽东钦定右派

1959年春以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不断听说无为县“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7月4日他一到无为,就有农民拦车叩头,请求解决吃饭的问题。7月7日,张凯帆在县委五级干部会讲话,一面要求解散食堂,一面写信给省委,建议考虑农村食堂是否可以暂时停办。

张凯帆要求共产风中占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即解散食堂),没收的社员自留地还原,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充饥),市场开放。到7月15日,无为县6000多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个食堂坚决不散,为什么不散?因为这120个食堂的干部特别坚持党性原则,有了公共食堂,干部可以多吃多占(当时流行的“干部特殊化风”),干部和家属不会饿死。

张凯帆在无为视察20天,被人称为张青天。他一走,无为县委上告省委,省委上告中央。毛泽东当时正在庐山会议上做昏头老大,突变极左,批彭德怀之时,马上将张凯帆定为右派。安徽开始批斗张凯帆,牵连一切粘过“张凯帆右派路线(解散食堂)”的人,监狱爆满,仓库爆满,还有一大批人无处关押,就押往临近县的农场。被解散的食堂,1个多月就恢复起来了,1959年底安徽农村公共食堂达到26万个,超过了1958年。

1959年末安徽公共食堂全面恢复,开始了历史上最悲惨时代,1960年一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210多万,主要是被饿死的,甚至出现人吃人。[3]

16. 食堂解散,德政纳谏?

不少人把取消万恶的农奴食堂归功于毛泽东的虚心纳谏、纠左德政,而这些论调都刻意掩盖了食堂解散的时间进程。揭开掩盖,真相一目了然。

保应县食堂暗散,江苏省应停却缓

1960年春,青黄不接之际,江苏宝应县饿死4万人,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副书记刘顺元汇报:“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

不但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下令暗散食堂,正书记江渭清从1957年,就和其他省委一起,当面委婉回绝毛泽东的“反右”指示,对公共食堂也一直反对。但是,在1961年2月,毛泽东当面指示江渭清解散江苏的食堂时,习惯于拖延老毛指示的老江,又要缓办,失去了挽救万民的好机会。

朱德反调联手,老毛杀鸡儆猴

朱德一直对农村食堂唱反调,1959年6月20日,他和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指出食堂的严重问题,特别指出食堂和北方冬季农家烤火并行,浪费严重,建议允许农民自愿加入、自愿退出。这是毛在一片赞扬食堂的奉承中,首次听到中央领导的异议。

7月23日,庐山会议上毛批判彭德怀,毛的主张是食堂“能保住三分之一”就满意,但是决不允许全面否定,谁全面否定食堂,谁就是右派。

两皇亲告状闯宫,顾颜面拖延调整

1960年9月,农民与公共食堂的矛盾空前激化之际,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堂表弟文东仙,这两位50多岁的老农民,9月底直接去北京找毛泽东反映农村情况,毛的秘书连续阻挠多日之后,他们直闯中南海警卫局,这时毛才知道亲戚来了。几天后抽空接见,当毛听到亲人反映农村的诸多恶政,食堂全年吃不饱饭时,心神沉重,这是毛第一次直接听到基层反映的实情,他也确认这是真相,知道食堂这样办下去不行,但是,毕竟这个“共产主义萌芽”是自己的面子,他希望通过改善干部作风,把食堂办好。

11月3日,毛授意下,中央下发“12条指示”到农村,仍然坚持办好食堂,口粮只发给食堂,要求“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实际上干部一直抢着下伙房,多吃多拿。

1960年底到1961年初的农村整风整社[4],毛希望通过整顿作风办好食堂,结果事与愿违,维护了吃人的食堂制度。

大兴调查,食堂成靶

1961年1月14~18日,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强调“12条指示”,其中有“必须坚持办好食堂”。毛泽东说: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会后,毛指派自己的三个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队分赴广东、湖南、浙江调查农村。

2月6~8日,毛泽东南下杭州,召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局的书记,以及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情况。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大谈食堂办得如何好,众人也是一片赞扬,毛泽东极为高兴之际,见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一言不发,就鼓励他说话。江渭清大讲食堂的弊端,毛问身边的周恩来,以及调查农村回来的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都同意江,毛指示江:“你回去以后,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江却担心食堂分家不公,要缓办,又助长了毛保留一半食堂的错误。

2月下旬,毛的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调查组对食堂的态度,胡乔木反对,田家英暧昧(田怕被划为右派),这再次给了毛一分保留食堂的希望。3月15~23日的广州会议,中共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60条),准许农民拥有自留地、搞副业,仍保留食堂,不过强调真正自愿,可以一部分人办,可以农忙时办,特殊地方可以不办。

众人醒万夫所指,毛醒悟方下指示

广州会议后,胡乔木带队重回毛泽东的湖南老家,和韶山农民讨论“60条”,农民不听,一致要求散食堂。

1961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他的堂侄毛华初汇报了农民全部反对食堂的调研结果。再没有亲信支持毛保留食堂了,毛才决心建立解散食堂的试点。毛华初返回韶山,胡乔木当即传旨,农民听到后欢呼解放,立刻执行,没有一个因为碗筷分家不公而有怨言的,活命要紧。

毛把胡乔木的报告转发给高层领导,中央和地方大量领导人看到动向后,也纷纷上交调查报告,一致要求解散食堂。这样,5月15日,毛才在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反对食堂的报告上批示“食堂散得越快越好”,印发全国。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口粮分到个人,食堂完全自愿,给食堂恶政留下了一个文字上的尾巴,给中央留面子。农民终于能得到自己劳动收获的口粮了,有权利离开吃人的食堂了,欢呼雀跃,农奴食堂应声瓦解。但是,中共政策上的尾巴,使一些农村留下了个别食堂,作为干部公共食堂,延续搞特权,在饿死人还未结束的1962年,干部们可以在他们的食堂里喝酒吃肉,继续中共的恶政。

这是毛泽东醒悟纳谏,还是他被逼到墙角去了?先前但凡手下有一个人说食堂可留的,他都想法保留一部分。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萌芽、阵地,在实践中如皇帝的新装一样,遭到万民所指,百官所指,刘少奇都不穿了,任何君王这时候都不能再“穿”下去了,毛“皇帝”脱下这样的“新装”,还算德政?

在《第二章 守房守太微,天谴灭佛罪》说过:天象预示的人间事件,都是近期的(一年内),提前和错后一般不超过三年。那么,1958年的天象到1961年已满3年,人民公社和食堂这些恶政,都应该结束了,在这时结束食堂,是必然的,不结束就是逆天大罪。如果毛泽东在第一次知道食堂真实情况的时候,就是1960年亲戚闯宫告状的时候结束食堂,那可以说是功德,但是他为了颜面没那么做。这顺天应人的救人的功德,留给了所有实地考察、敢说真话、直言进谏的部下们。其实,敢说真话,为民担当,救人于水火而不计私利,也正是官员在人间的修行成功之路。

历史的成功,今日的先声

埋葬中共农奴制度——农村公共食堂恶政,这个历史性的成功,是给当今的鲜明警醒。而今中共腐败成风、专制弄权、迫害信仰、迫害上访、迫害人权,很多人幻想着出个包青天,或者中共自己瓦解,或者外来力量把中共掀翻。这个想法在当今末劫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不适用。用“西游记”作比喻,就像取经僧遇到魔难不往前走了,有难关不闯了,不但坐等着,还袖手旁观魔乱人间,盼着外来力量把魔难铲平,或者魔王大发慈悲变好,再从从容走上取经路,这不是笑话么?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人间的修行。如何才能破除魔难、踏平坎坷呢?历史给出了借鉴:毛泽东被小人的谎言迷惑,等他周围人基本都明白了,都敢讲真话反对食堂了,他才能明白;而他周围的人,也是一方大员或者部门老大,他们的明白,也是被周围众多明白人唤醒的(除非极个别特别清醒理智的)。所以说,众生的觉醒、主流社会的觉醒,是前提。当然,也不排除像闯宫告状的那两个毛皇亲那样,直接唤醒天子,哪怕唤醒一半,也是历史性的大功德。

17. 千古大罪,暴政为最

一说大饥荒饿死人,有人就强调农村公共食堂的失误,那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大跃进饿死人的惨剧,并没有因为1961年食堂解散而终止,1962年还在死人。主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横征暴敛、大抢粮、压农村保城市、高出口、基本不救济。

恶政:压榨农民,发展城市和工业

中共建政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对农民高度剥削。除了高额的无偿交公粮的部分,中央的统购粮,要压低价格,而工业产品(农具、生活用品等)却抬高价格,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榨取农民的钱去发展工业。

大跃进时,农村公共食堂推行的中共特色的农奴制度泛滥全国,农村、城市的口粮,都由中共支配,先城市后农村。这就是大饥荒时,城市饿死人少且分散的原因,这样才能保证中共统治的稳定。

图69-2:大跃进大饥荒时,赤足的广州市民在垃圾堆里翻找能吃的东西。(公有领域)

1961年河北省把农村每人口粮降低,说“吃4两是马列主义”,张家口的蔚县为了“更马列主义”,给农民降为3两,结果饿死者暴增。[5]河北省饿死人还是少的,根据曹树基研究,河北省饿死61万,全国排名第13[6],可见很多省还不如河北。

从基本不救济到救济不力

河北省委派人去蔚县调查,发现死人暴涨,是因为每天只给3两粮,而蔚县的阳原片(后来阳原片从蔚县分离,成为现在的原阳县)饿死人很少,调查发现,情况最好的是东城公社,因为书记武万升担着巨大的风险,秘密开会并决定:从公社掌握的国家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10斤,增产队分15斤,分到个人藏在家中。周围公社闻风而动。这10斤粮食,确保冬天基本没饿死人。

这里再一次印证了,大饥荒饿死人不是没粮吃,是有粮食但基本不救济。

早期是根本不救济,如前面讲的河南信阳县,国家粮库就在信阳,那些存粮能为信阳和周围地区的百姓保命。很多百姓在粮库外边,喊着“毛主席救救我们!”等着放粮救济,直到饿死。

当时哄抢粮食事件很多。据安徽省公安厅给省委的一份敌情、社情报告:仅1960年12月至1961年2月两个多月时间内,全省共发生哄抢国家粮库事件847起,被抢走的粮食180万斤。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哄抢粮食事件28起,在抢粮过程中发生暴力冲突,哄抢者在遇到阻拦情况下行凶杀人,有26名社队干部和粮库管理员被杀死。(安徽省)三年中因“闹粮”而被逮捕判刑者7000余人,绝大多数是农民。[3]

极个别敢冒天胆开仓放粮的,如前面讲到的张树藩,都被记录下来传颂,可是太少了。还有大家熟悉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大饥荒时,他在山西阳城县,担任书记处书记。他不顾“右倾”的压力,坚请上级拨粮,而后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

后期确实有少量的救济,但救济不力。还有些极左的老大认为救济戳破了自己的丰收政绩,拒不接受。1960年春江苏宝应县饿死4万人,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说出了直接原因:保应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

欲盖弥彰,恶政曝光

现在还有人给大饥荒时期中共救济不力辩护,如安徽省一篇官方文献说:“对1959年底,全省粮食库存只有区区3亿斤,1960年降到2.64亿斤,1961年2.69亿斤。就是把这些粮食全部分给农民,每人不到10斤,最多维持1个月的生活。”[3]

这就是说,安徽省的粮库一直有粮,都能平均分给全省农民近10斤粮食,省委以为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没动。

该文有意无意在混淆一个概念,就是上述安徽省的粮库,是省的商品周转粮,而不是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国家的战略储备粮是绝密,不能公开,省里也无权调拨的,只有中央大头们可以动。那些省里可以支配的商品周转粮,省里可以调配,却以粮食太少不解决问题为由,扣着没有动,只是用这些粮以外的粮食,做了些微的局部发粮。

其实,自古赈灾,从来没有说要把粮食平均分散各地的,都是救一个地方,再救一个地方,先把眼前灾民救下来再做下一步,远处实在救不到的就没办法了,至少能把周围地区的百姓救活。

上面官方文献说“每人不到10斤,最多维持1个月的生活,”也不符合实际,像张家口蔚县原阳片东城公社那样,每人偷发10斤粮,加上还能得到的每人每天4两“马列主义粮”,能活过张家口寒冷的冬天。在安徽,人均10斤粮,加上每天配给的几两口粮,必然能让农民活过青黄不接的春天,加上野菜就能挺到夏收、秋收,有力气播种就有下一季粮食,就活命了。

可见,安徽省委扣住几亿斤商品粮不用于赈济灾民,理由不过是借口。

饿死人,中共继续抢农民

中共大抢粮造成的大饥荒,遍及华夏,普遍饿死人时,中共依然在高额征粮。

还以安徽省为例,“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76.90亿斤,可省委却向中央报告吹嘘为320.39亿斤,浮夸81.11%,安排征购90亿斤,还允许20%的机动征购数。可现实是残酷的,这一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因为按照计划征购就意味着有些公共食堂马上断炊。所以实际征购69.68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39.4%,”[3]扣除种子粮、饲料,每天不到1斤口粮。加上食堂干部多吃多拿,农民饿死77万人[7]。

“1959年粮食总产量继续大幅度减少至140.2亿斤,向中央上报350.04亿斤,浮夸149.67%,征购70.93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50.6%……其中有16个县征购量占总产量60%以上,宣城地区高达82%。”[3]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每天4两多,按河北省的标准,安徽省农民都快成为“马列主义者”了,而且是全年都这样,加上食堂干部多吃多拿,能不大量“去见马克思”?结果饿死301万[7]。

“1960年粮食总产继续下降,为134.92亿斤,上报150.42亿斤。由于饥荒蔓延,大量出现饿、病、逃、荒、死的状况,粮食征购量有所减少,为49.74亿斤,比上年征购减少29.87%,但仍占总产量36.9%……”[3]。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低于1958年近10%,饿死人继续。

到1961年解散食堂时,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安徽有些农民拿到家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几两[3],都向河北的“马列主义”看齐了,有的地方已经无粮可发,农民只有在家等死。

粮食追去向,恶政再曝光

征收的粮食去了哪里?都到了城市给城里人了么?不是。从陆续解密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粮食去向有:(1)城市人民口粮;(2)出口创汇,购买工业设备、原料;(3)换外汇,研制原子弹;(4)国际上买黄金,中共增加硬通货储备;(5)战备粮,防止台湾打过来;(6)援助外国;(7)提前给苏联还债,这部分比例最小。是救济农民,还是牺牲农民?一目了然。

《面具后面的周恩来》一书揭露: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人、人吃人、人吃尸体大量出现时,周恩来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当时欧洲由共产党执政的9个国家,后来这几国的共产党统治全部瓦解)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8]。中央有人提出抛售黄金买粮食,周恩来断然否决,说当今国际黄金价格正低,应该大量买进,结果又抛售粮食,买进黄金。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指1958~1962年的大饥荒),“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58年粮食出口288.34万吨(57.7亿斤),1959年粮食出口增加到415.75万吨(83.15亿斤),还出口花生油、鲜蛋、活猪、冻猪肉,活牛、家禽、冻家禽、水产品,还有各种水果。

中华大地饿殍遍地,中共宣传毛主席体恤百姓,不吃红烧肉了。据毛的幼女李讷回忆,毛确实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只吃菜,中南海也搞过一阵子定量吃饭,毛也营养不良浮肿了。但是,后来就改善伙食了。《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1961年4月26日(注:大饥荒饿死人的大潮1961年秋收才回落,1962年一些地方还在饿死人),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9]

其他高官,虽然低调,但是他们曾经炫耀的自家专用的名厨并没有变,什么溥仪的皇家厨师,大军阀某某的厨师,某某大饭店的厨师……

“旧社会”的仁政,“新社会”的暴政

中共说它的统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古代是“吃人的旧社会”。但是,古代发生饥荒的地方,都要减免税赋,饥荒严重要开仓放粮,或者运粮救济。连年饿死那么多人,中央调查不力,问责不力,救济非常迟缓、不力,3~4年大饥荒,饿死4000万,中共高额征粮、出口竟然一直没停过,连年从农民口中高额夺粮,饿死也要交高额公粮,残暴程度旷古绝今。

18. 深入问责寻天理,天人对比见天机

图69-3:1958年金守牛、水守斗尾的天象,都预示人间大饥,水守尾的劫数更重,达到人相食的程度。(古金提供)

先看1958年三大天象,在《乙巳占》中讲述的天意是如何应验的。

金星守牛天象的应验

“守牛宿,天下运粮车急行”,应验,大饥荒中共年年大抢粮,极少救济。

“大人物担忧众人的生死”,应验。

“关梁阻塞”,应验。中共禁止农民外出,1959年还颁布法律严惩盲流。

“民饥,有自卖者”,应验。农民为多得几粒粥中米,出卖人格巴结食堂掌勺的,很多妇女为了活命,被迫卖身给他们或者公社干部。

“金守牛,兵革并起,期六十日”,应验。这是在战争天象下,中共向人民发动的又一场屠杀人民的战争,谎言诱骗加凶残夺粮,把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金星1958年1月31日进入牛宿,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首次在国内公开宣布:钢铁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前移恰好是第60日。

图69-4:1958年金星逆行守牛宿天象(示金星逆行进入牛宿的时间)。(古金提供)

“将军失其众,有破军杀将”,应验。像张凯帆那样的为民担当的大员,就是这场战争中的名将,跟随他解散无为县6000食堂的所有大小干部,那是他的部众,都被抓起来迫害,监牢、仓库都关满人,剩下的捆成长串押往外县农场。这样中流砥柱的名将有好多,如前面讲的开仓放粮的张树藩、化解反瞒产恶政示范全国的赵紫阳、秘密解散食堂的刘顺元等等。大将彭德怀旧命当死,却再次延寿。为什么?认真读过本系列的读者,可能会猜个八九不离十。

“妖言无已”,应验,当时中共的宣传,都是毁人的妖言,漫天遍地。

“国有大兵,将军为乱,大人忧”,老毛的部下铁腕推动运动,共产风、浮夸风、大炼钢铁、丰产不收,老毛担忧。

“国易政”[10],应验,后文述。

水星顺守斗逆守尾的应验

“水守尾,大饥,人相食”,应验。古代大饥荒人民“易子而食”,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各家换着吃。而在中共残酷统治下,有人偷着吃尸体,也有人不敢“易子而食”怕被抓,偷着吃自己孩子。

“君子卖子”,应验过度,农民穷得没有钱、无法买东西,也卖不出东西。太多人不忍吃自己的孩子,又不忍看着娃饿死家中,把孩子们赶到街上流浪,任其自生自灭。

“民异其国”,应验过度。除了内地的逃荒,逃离分野国,还约有6万新疆饥民逃到前苏联。1960年,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11]大批饥饿的广东人逃往香港,从水路泅渡,陆路潜行,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再出铁腕,军警队用警犬和子弹对付逃亡者,当时活跃的200多个“拉尸佬”中,有人最多一天拉出、掩埋过50人(被中共军警击毙),其中竟然4个是自己的亲人。后来陶铸良心发现,不再开枪捆绑,围捕也放松了。[12]

“后宫有被忽略、罢免者,妃后乱”,当时很多高官给毛泽东进献美女以求“上进”,后宫很乱,四十多岁的江青已经靠边站了。

“水守斗进入斗宿中间,大臣被杀”,天人错位,彭德怀再次延寿。

“水守斗,有兵,易政改朔”,应验。

“水留南斗,所守的分野国有屠杀之灾”[13],应验过分,抢粮大饥荒,实际是中共的大屠杀,泛滥全国。

“水守斗,白而大,裂地,相贿赂为利”,同样应验,地球距离太阳,1月近7月远,所以1957年12月16日水星守斗时,水星大,大一般都发白。以美女贿赂毛和中央领导的,得利。饥饿的百姓还剩下什么能贿赂呢?不少农村妇女被逼以身贿赂农村干部甚至食堂掌握粥勺的,以求多给一点饭。裂地?刮共产风,无偿没收了农民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全国土地的变革。

四星聚箕斗的应验

图69-1:1958年1月31日天象,木金土火四星聚,预示天下大动荡,小人得逞。(古金提供)

见图69-1,1958年1月31日木金土火四星聚于斗宿、箕宿,30度以内。斗宿分野在吴越,箕宿分野与尾宿一样,都在燕地。这两地的天劫,被中共逆天泛滥全国。

《乙巳占》:“四星若合,是大动荡,对应的分野国,战争、死丧爆发,正人君子担忧,小人大行其道。”[14]应验。

天罚清算看天理,谁做谁担抹不去

一直有读者在问:大跃进、大抢粮、大饥荒,中共干的坏事,为什么要数千万农民承担?

总体讲:这是中共在三大战争天象下,对人民发动的战争,极为逆天,是中共杀农民保原子弹、保战备粮,拚命外援、买黄金储备,以维护他的统治。是中共欠下的一笔天大的血债,前无古人。

另一方面看,在《第66章 水守斗牛金守牛,土改镇反杀未休》中讲,中共土改、镇压,两大逆天运动,带领广大农民参与其中,农民分得土地,同时也分担中共的血债。那是必然要偿还的。而且,大跃进之初,农民也是有一定责任的。谁做的坏事谁承担,这是天理。大跃进浮夸风那些始作俑者,是农村干部和帮手农民,他们要邀功得利,亩产万斤照片上的那些农民,他们在欺骗全国人,其他农民也睁一眼闭一眼,因为造假者得好处,大家跟着分。所以,哪里极左浮夸严重,哪里饥荒就严重、死人就多。

而刘少奇等毫无种地经验的中央领导,完全是被骗的——如果浮夸的产量真实,刘少奇推动的高产宣传就无可厚非。所以,刘少奇等只承担失察之罪、横征暴敛之罪。可是,失察、强征之罪都是很大,因为失察,浮夸才泛滥全国,让农民竞相效尤。因为失察,按虚夸的大丰收的总量和高比例征粮,夺了农民的口粮,造成饿死4000万人的千古悲剧。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饿死4000万人的大罪,主要责任还真算不到毛的头上”。如果完全按毛泽东定下的方式在工业、农业上的“毛式大跃进”,不会饿死人,毛要搞实事求是的大跃进,基本不会祸国殃民。而刘少奇掌管的政府机构,搞了另一套极左的“刘式大跃进”,一手推起来的极左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这些极左毛一直在尽全力纠正,可是没人听毛的。所以,天象人间之判,主要责任在掌握了国家实权的刘少奇身上,那时刘是天象承认的真正的天子。

如此可见,极左的“刘式浮夸大跃进”,是大跃进一系列大劫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追责刘少奇,刘领导下的邓小平为首的一代、两代领导人,都有责任,天大的罪责,没人愿意背,没人敢背。所以,中共总结历史,一句“大跃进是毛泽东等高层发动的”,要彻底否定,一个“等”字,黑锅就都给了毛,别人都干净了。

而刘少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庐山会议后,又以国家主席身份掌握国家实权,又成为实权天子后,在四清运动之前,是清醒理智的,共产幽灵那条赤龙,再想全面干扰他很难了,刘开始系统纠正大跃进的各项错误,不再按照旧命里的中共天子的宿命,没有继续被赤龙带动着害人,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天罚是公平的,人间掩盖历史真相,但是掩盖不住天象。1958年的8年后,1966年再次出现金星逆行守牛的天象时,文革骤起,天罚直指刘主席,刘少奇延寿3年。但是1969年荧惑守房,这个对天子的大天谴,刘躲不过去了,这些后文再讲。

图69-5:1969年天象:火星逆行守房宿,刘少奇应了天子之劫,有延寿。(古金提供)

那么,为什么那些极左的造假害人的各级干部,浮夸造假、夺粮搜刮、多吃多拿,罪业极大,却在大劫中没遭天谴呢?答案在图69-1的天象中,四星大荡小人逞凶,人间小人得势,他们尚不在劫。可是天理昭昭,到文革百姓造反的时候,有血债的干部基本都没逃掉,对他们的天罚,在那个时候。

看到这里,当今世人该清醒了。天道公平,天谴降给谁,乱中有序,绝不会错。人怎么巧妙地推脱,也推不掉。当今残害百姓、迫害信仰的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和吏,想把罪责都推给前任“天子”江泽民,推不了,天不认。前任天子江泽民当然要承担他的罪业,而且已是罪不容诛,历来天子都要负总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在执行迫害政策、实施迫害的、不知悔过弥补的人,不但要为自己的实际行为负责,还得背负中共天大的历史罪业。生命可贵,劫数不远,回头是岸。

(未完,待续)

注释:

[1]金方隆,《我亲历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始末》,《文史天地》,2014:(1)。
[2]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尹曙生,《产粮大省为何饿死人》,《炎黄春秋》,2016:(4)
[4]罗平汉,《1960年底到1961年初的农村整风整社》,《现代哲学》,2009:(6)
[5]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第一版。
[6]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7]按安徽的官方文献的1958~1960这些数字,能算出1958年农民2903.3万人,1959年2825.9万人,1960年2524.9万人。1958年减少77.4万,1959减少301万。当时全国缺粮,逃荒的结果基本也是饿死在道上,所以基本都是饿死的。
[8]郑义,《面具后面的周恩来》,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2008年10月版。
[9]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10]《乙巳占》:“金入牛,为天下牛车有急行。金入牛,留守之,大人忧死,将军失其众,关梁阻塞,民饥,有自卖者。金守牛,兵革并起,期六十日。又曰:妖言无已。金犯守牛,国有大兵,将军为乱,大人忧,国易政。金犯牵牛,留守之,为有破军杀将。”
[11]《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12]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13]《乙巳占》:“水守尾箕,后宫有省罢者。一曰:后宫有罪者。水守尾,大饥,人相食,民异其国,君子卖子,妃后乱。”
[14]《乙巳占》:“四星若合,是为大荡,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

点阅《逆天而为痛悔迟:453-2018年天象揭秘》相关连载文章。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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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章,我们来看1958年的又一大天象:水顺守斗逆守尾。《乙巳占》:“水守斗,有战争;水星白而大,裂地,贿赂可以得利;对应的诸侯国有屠杀之灾,政权变革。”[1]前面讲过:1937年南京大屠杀,天象就是水星守斗。《乙巳占》: “水守尾,大饥,人相食,君子卖儿卖女,百姓逃荒、逃离分野国。”这些天意,和金星守牛百姓饥一起,在人间兑现之余,中共又一次重演逆天,把局部的灾劫,泛滥全国。
  • 在《第66章 水守斗牛金守牛,土改镇反杀未休》中,我们对比了1942年、1950年的金星守牛的天象,展现了这两次天劫相同的实质因素和内在因果,特别指出1950年中共镇压反革命,是钻天象的空子,而且当年天象的劫数本在吴越地区,被中共泛滥全国,那次逆天招来的天谴报应,来得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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