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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9日讯】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它能提供一个统一的市场区域，而与此同时禁止地方政府限制贸易和公民的迁徙，又鼓励竞争和经济创新。联邦体制鼓励政府间的竞争，使得各地能够发挥当地的优势，因地制宜。各地政府间的竞争压力的存在迫使各地通过制度与政策创新来避免落伍。分级政府有助于促进效率，权力逐级分散，各司其职。联邦主义也是一种契约机制，可以把联邦政府征用下级政府创造的财富的能力控制在最低水平。联邦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得到了许多经济理论的有力支援。这种体制设置有利于促进效率，鼓励竞争。
近年来，在欧洲联盟中实行的“基层化原则”（subsidiarity principle，也有人称之为“附属原则” ）受到了研究联邦主义学者的格外重视。根据这一原则，凡是上一级政府不应该从事任何由下一级政府可以完成的工作。只要可行，就尽可能由基层政府来处理政务。与这条原则对立的是中央集权下的“中央化原则”：凡是能由中央行使的权力，绝不下放给地方。联邦主义相对于中央集权主义的优越性之一正是在于联邦主义通过把各种决策权分散给各地政府与社会来将决策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将决策的合理性提升到最大限度。
尤其是“基层化原则”把经济权力最大限度地下放到了各级相应的政府，从而鼓励了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使得市场经济有了生根与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当然，这种基层化的原则并不是没有节制的，更不是要去制造一个个“独立王国”。联邦政府的作用在于如何维持各个成员体之间的充分流动与开放（如欧盟鼓励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同时把地方的普遍实践变成通行的立法。流动和迁徙对于维持市场秩序和联邦体制的自由性格是极其重要的。不仅人的流动重要，资本的流动同样重要。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政府不能轻而易举地没收公民的财产和征收过重的税赋。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这样做的话，它不仅会赶走既有的资源，也会吓阻外部资本的进入。在流动的、开放的联邦体制之下，禁止流动就等于拒绝繁荣，禁锢自由。所以，流动及迁徙权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手段。只要有退路，就有自由岛；只要有自由岛，专制就难成气候。如果整个联邦都实行暴政，人们可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如果只有某个成员体政府实行暴政，则可以用流动性的原则来反制。只要人们可以用脚投票，草根专制（grassroots tyranny）就难成气候。权力下放越多，地方的自主权越大，避风港就越多。赌徒到拉斯维加斯，同性恋到旧金山，想免税到德克萨斯。反过来看，在“全国一盘棋”的地方，在流行地方粮票的地方，自由与繁荣是不流行的。在流动与迁徙的权利受到的限制越多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受到的限制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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