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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4日讯】 二十世纪初期的联省自治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在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政治尝试，因为它是整合了宪政、共和、联邦主义的制度集成，它为联邦主义找到了具体的操作载体，并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了高度的成功。然而，这笔最有价值的制度宝藏，得到的肯定最少，受到的诋毁最多，此后中国的命运多舛，中国人受苦受难，制度转型一再难产，也就毫不奇怪了。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试图打开中国通向联邦主义大门的尝试。这个门被孙中山和国民党联合苏联与中囯共产党用武力关上了，后来又被共产党堵死了。何时才能再次打开这扇门，只有等待未来了。
联省自治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二十世纪中国悲剧的根源。联省自治的失败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毕竟联邦主义的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许多政客与知识份子的认识水平和接受能力。自由的联邦主义思想最终没有战胜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思想。中国的悲剧不仅仅在于联省自治的失败，而且更在于选择了用现代的、西方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式的、登峰造极的大一统，重建了“现代化”的，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秦制”。
联省自治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却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联省自治运动暴露了中国政治的总病根：这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也提供了医治中国政治的主药方：联邦主义。只有联邦主义才能中断千年不变的大一统的政统与道统。联省自治运动只是这种转变的第一次正式的尝试。
联省自治运动中还有一个极其可贵的举动，那就是一些拥护联省自治的地方主政者，主动地愿意通过宪法（省宪）来约束包括自己在内的主政者的权力。这一现象几乎被研究者所完全忽略。古今中外，主政者无不以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包括利用宪法。能在没有外部压力与内部竞争的情形下，自觉限制自己权力的制宪者与主政者，只是在美国的制宪者和中国的联省自治的一些实践者们身上能够看到。在中国，执政者利用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已经形成了似乎是难以逆转的历史惯性。联省自治的实践者们能够逆这一历史惯性而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联邦主义和宪政民主在中国未来的落实，也很大程度取决于那时的制宪者和主政者是否愿意统治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在这一方面，联省自治的实践者们是永远值得效法的典范。
对大一统的选择是出自对个人权力的追求，对大一统的选择是领导人对其个人私利的选择，对联邦主义的选择是出自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关注。联省自治的去向与当时的那些僭主们的野心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国，“分裂”之所以导致战争，不是因为分裂本身，二是分裂的各方，或至少有其中的一方想凌驾于对方之上，甚至一统各方。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其中的一些是批判性的，如民族主义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有些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毁灭性的，如共产主义运动。而联省自治运动，既是批判性的，其矛头针对的是在中国有数千历史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主义，同时又是建设性的，其目标是在中国通过联省自治建立一个联邦主义的宪政民主国家。
联省自治运动虽然未能把中国带到一个联邦主义社会，但却为中国打开了能够看到联邦主义曙光之窗，并把继续寻找通向联邦主义的户牖与路径的艰巨任务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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