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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30日讯】 70 生机
从广播里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在那个冬天的早晨，沈阳市区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忽然有人发现，在贴近市府大楼的街墙边，立放着许许多多的花圈，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看上去有一百多个。这气氛不由人不想起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那年清明节，北京市民以悼念周恩来为由，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的海洋向当权者举行政治示威，尽管招来了血腥的镇压，但却导致了四人帮的覆灭。难道今天在沈阳又出现了什么事吗？不像。因为这里只有花圈，没有人。是哪位显赫人物逝世了？也不像。因为花圈放的不是地方－它们面对的是一排低矮简陋的平房，好奇的人凑近一看，那花圈上的挽带上写着：“关峻山同志千古”，这关峻山是何许人也？一打听，原来他是马路对面那家小饭铺的老板－个体户。昨天晚上，关峻山在一场殴斗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送花圈的都是个体户。
消息不胫而走，顷刻间，成百上千辆自行车在这里停下来。周围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花圈还在继续往这里送。
事件惊动了市政当局，惊动了公安局和新闻单位。有关领导也飞车而至。报社记者也闻讯赶来。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户吗？何故会一“死”激起千层浪呢？听听送花圈者的话吧：“我和关峻山素不相识，但我听说他是个个体户，就马上买了个花圈送来。‘兔死狐悲’嘛，动物尚且伤其同类，何况我们自喻万物之灵的人呢！”“我们都是同一个阶层的人，生前被人瞧不起，总是低人一等。如果死了也引不起社会的注意，岂不太窝囊了？我们于心不安！”“我们并不想闹事，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也在为‘四化’出力啊。”……
这是小事一桩，很快就过去了。但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般说，个体户就是小商小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商品交换就是从个体户开始的，几千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一直和小商小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在中国大陆，个体户都有一段曲折的心酸史。早在五十年代，个体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之一，还受到应有的保护和鼓励〔另外四种成分是国营的、集体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国营经济随着它的绝对优势迅猛发展起来。1956年水到渠成，几乎是在一个早晨，全国所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一齐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相竞挂上了“公私合营”的招牌。那些小本小利的“夫妻老板店”，如烟杂店和小饭铺之类，也相继改为“代销点”或“合作商店”。街头巷尾的小摊贩也纷纷纳入“合作”的轨道。坚持不走合作道路的少数“顽固分子”，只有落到西风落叶的惨淡景象，奄奄一息了。到了“文革”时期，提出“对资本主义阶级全面专政”，要“荡涤一切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于是残留的“个体户”就成了过街老鼠，一场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开始了。让我们从浙江温州这“一斑”来看看“全豹”吧。这个地区人多地少，老百姓守这这块土地“靠天吃饭”是无法糊口的，所有他们世世代代靠做小本生意颐养天年，各种副业如野草丛生，现在要“深化社会主义革命”了，商品经济就成了“资本主义的温床”，家庭手工业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小商小贩们都扣上“新生资本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个温州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本营”，这还了得！于是政府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围追堵截，务求消灭之。而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小商小贩们则运用“你追我逃”的游击战术，同政府周旋。有战斗必有伤亡，胜败乃兵家常事。有一位妇女为生活所迫，东拼西凑弄到一点钱，贩了两篓小虾，挑到“黑市场”里卖。担子刚放下，市场管理人员就奔袭而来，其他有经验的小贩早已闻风而逃，她却束手就擒，两篓小虾悉数没收，全家老小只有去喝西北风。她哭天抢地，求爷爷告奶奶，都没人理睬，眼看断了生路，她只好抱恨投河了。幸好被一位过路的老者下水搭救上来，然而那老者却因耗尽了精力而溺死何中。象这类惨剧是屡见不鲜的。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极左路线结束后，个体经济又从冬眠状态中醒过来。政府看到，个体经济不但在国民经济中可起调节作用，便利民众生活，而且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所以政府一改过去的“围剿”政策，而为鼓励和扶持。于是各种各样的个体户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水果摊、饮食摊相继恢复。在上海，“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糕〕也陆续回到街头来。修锅的、补鞋的、箍桶的、装拉链的、配钥匙的、磨剪刀的、包馄饨的，……都挑着他们的小担，走街串巷，欢乐地吆喝着，微笑着为人民服务，立等可取，效率特高。买卖双方都眉开眼笑。随着优质服务，大把大把的钞票赚进了口袋。所以在城市，“先富起来的”就是这些个体户。不少人很快成了万元户。但这些人层次较低，大多文化不高，眼光也不那么远大。而那些文化较高由有眼光的人就各有千秋了。有的开照相馆、音乐茶座，还有的发奋图强，开创名优产品。安徽芜湖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一向以大米贸易为大宗，可是解放后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米市不再景气。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安徽芜湖出了个誉满全国的个体户年广久。他先是在马路边摆水果摊，他很会经营，把大小水果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摆出来，按不同质量标出不同价格，每个水果都揩得干干净净，很吸引顾客，因此他的生意很好。然而他的小摊对面是一爿国营水果店，那店里的服务态度水果质量都比不上年广久的小摊。水果店经理恼羞成怒，就告年广久“破坏国营商业，挖社会主义墙脚”，年广久为此被投入监牢！年广久服刑期满出狱后，继续奔，他不再经营水果，而是打起背包到天南海北考察一番，每到一地就买一包瓜子尝尝，在全国各地兜了圈之后，回到芜湖，综合了各地瓜子的特点，自己独创了一种瓜子。在此之前，人们说他和国营商店竞争太傻，喊他“傻子”，于是他干脆给自己的瓜子取名“傻子瓜子”，这瓜子一上市就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压倒了国营的瓜子。年广久的生意做大了，在全市添了好多个摊位，他发给每个看摊的人以合理的工资。有个看摊人因家中老母生病，他偷偷地从货款中挪用了二十元，年广久发觉了，他主动补助那人二十元，告诉他，家中有困难可以补助，不可挪用“公”款。年广久考虑到每天炒瓜子影响了周围的邻居，便主动地贴给周围每户人家二十元作为“赔偿”，对芜湖的公益事业，年广久也积极捐助。年广久的名声越来越响，但可惜此人没有文化，不懂法律，确确实实有些傻，后来竟因偷税漏税犯了法于是一个跟斗摔了下来。然而这个个体户对“活跃社会经济”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个体户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也不乏其人。上海一个弄堂口设了一个皮匠摊，专门给人们修鞋，这个年轻的小皮匠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地工作，凡过来修鞋的，他只说个价，就接下活儿，认真操作，收钱时，他也不亲手接钱，而是让顾客将钱丢在旁边的一个筐筐里，如需要找钱，也让顾客自己动手，小皮匠连看都不看一眼。他受到人们的尊重，那个筐筐里从来没有“亏损”过。忽然有一天小皮匠没有出摊，而在摊位的墙壁上贴了一张“请假条”，上面只简单写着“皮匠请假两天”。原来他听说家乡筹办一个托儿所，他为托儿所资助一万元人民币。托儿所开张了，来信请他出席开张典礼。他兴冲冲赶回家乡，在大会上所长请他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登上讲台，红着脸只讲了半句话：“托儿所办起来了，我很高兴……”大家想留他参加座谈会，他谢辞了，说他很忙没有时间，就匆匆忙忙赶回上海，在弄堂口“上班”了。
个体经济就这样迅速发展起来，除了街头巷尾的小商小贩外，渐渐地扩展出其它行业，在农村办起了不少砖窑厂、化肥厂、建筑队，在城市里也有人开了诊疗所、会计室、照相馆、律师事务所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补习班。在上海最著名的便是蔡光天先生办的“前进”英文学校。蔡先生用高工资聘请了高水平的英文教师教课，学生趋之若骛，该校以高标准严要求为原则进行教学，成绩卓著。学校发展极快，不但在全市各区办起了许多学校，甚至后来在美国也办起了分校。
在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大显身手了，不少人从“国家”单位辞了职，加入了个体户的队伍。上海市共青团的一位领导干部也辞了职而去经营他的小本生意。
我的一位朋友是学艺术的，他也从一家国营工厂辞了职，办起一个“画报社”，他热情地邀请我在业余时间为他“出一臂之力”，这样我也有了一笔额外收入。此外我还在业余时给人补习语文，也能挣得一份劳动所得。
在这期间，我的儿子也读完大学，他雄心勃勃地踏进社会。
我的小家庭和整个社会一样，开始兴旺起来。
党中央领导人邓小平说，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大家都想“先富起来”，以往几十年的穷日子如同一场恶梦，现在好象醒过来了。
但在党中央，也有人反对邓小平的“先富政策”，惊呼“不能眼看社会主义江山变颜色”。党内的经济专家陈云提出个“鸟?F策”，说社会主义好比一个鸟笼，私人经济好比笼中的鸟，我们可以让他们任意地飞，但不能让他们飞出笼子去。
但是这些鸟的命运究竟如何呢？有的因为飞不出笼子而被窒息了，年广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画报”只出了两期，因为它的质量太好而被政府视为“有碍国营画报的发展”而被取缔。
那些勇敢的鸟而则仍在不屈不挠地拼命飞，它们誓死冲破这个鸟笼，争取一个自由飞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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