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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30日讯】72 信仰危机
儿子结婚后一年﹐生有一子，取名杰力就住到别处去，他夫妇俩每逢周末总要带着儿子来看望我们。到时候我们全家老小就进行快活的聚餐，或者一起去逛公园，或者到商店去买东西，我们可以在现有的条件下寻求欢乐。
这两个孩子都是共青团员。共青团是党的亲密助手，是社会主义的衷心拥护者。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样的青年总是受到尊敬的，我们当父母的也放心。
可是突然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对我们说：“明天上午我们不能陪你们玩了，我们要去作礼拜。”
我和杜娟都大吃一惊，这不是离经叛道吗？
“你们也是共青团员，是唯物主义者，宗教是唯心的，是和共产主义对立的，你们怎么……”我问。
儿子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说：
“这个我们都懂，过去我一直这样想，可是眼下情况变了。许多共青团员，甚至共产党员都放弃了唯物主义观点，而信了教。”
“有的信了佛教，到庙里烧香磕头。”儿媳插进来说，“有的信了基督教， 我们俩就信了基督教。”
“是吗？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杜娟说。
“过去共产党教育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媳妇又说，“现在人家教堂里也讲进天堂。我一坐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就有一种安祥感，觉得挺舒心的，仿佛是接近天堂了，不像共产主义天堂那么遥远。”
大家都笑了。
后来，当我和司马芬闲聊中提到上述情况时，她说：“不错，眼下许多人的信仰都转变了。事实上不少共产党领导干部也信教了，尽管他们口头上还讲宗教是唯心的。谁都知道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到庙里去的。中央首长每次来上海也都到玉佛寺去。”
“他们这种表现是不是有道理呢？”我问。
“共产党说宗教是迷信，是无稽之谈，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确是有些现象发人深思。”司马芬说，接着就讲了下面两个故事：明朝末年，农民造反，天下大乱。有一天，崇祯皇帝微服私访，穿着便装走出皇宫，在马路上查看民情。当他走近一个测字摊时，那测字的老头拦住他，要给他测字，当场递给他一块石板和石笔，要他随便写个字便可卜知吉凶，崇祯皇帝当即写了一个“友”字，测字老头一看，惊慌失措，说：“不好，反字出头，有人在造反！”要他再写一个字，崇祯便有写了个“有”字，那测字人更惊慌了，说：“糟了，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啦！”这个“有”字就是半个“大”和半个“明”组成的。接着，皇帝有写了第三个字，“酉”。那测字先生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叫到：“啊呀，原来你是万岁爷！可是你这个字说明至尊没了首脚，你马上要完了！”说完，赶忙收拾小摊，并且立即在皇帝面前消失了。崇祯皇帝心神不安，匆匆回到宫里，这时有侍卫前来报告：“反贼李自成已经进了北京城！”随后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
“你看，这个故事能用唯物主义解释吗？能说是迷信吗？”她向我投来征询的眼光。
“这是封建帝王的传说，也许是哪个无聊文人编造的。”我说。
“那么我再讲一个当代发生在共产党身上的故事。”她说，“据说中共中央设在陕北时，毛主席就尊重道教，他认为道教是一种哲学派系，而不是宗教迷信。他很尊重当地一位道教首领。
1948年秋，当中央决定开进北京城时，毛主席先去拜会那位道长，问他对于中共的入城有何见教，那道长说，他有两条建议，第一，进城后你本人不要走进皇宫，第二给你的中央警卫部队命名8341。毛主席照办了。他进北京后一直没去过紫禁城（皇宫），同时命名他的警卫部队为8341。谁也没去研究这“8341”的含义，直到后来，毛主席去世了，8341部队完成它的最后使命－逮捕四人帮之后解散了，细心的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数字可以一分为二，83和41，说明毛泽东只能活到83岁，这时正是他当权41周年！有人说这是巧合，你说呢？”
“真是不可思议！”我不置可否。司马芬又说了，“这件事也许是真的，也许纯粹是一种巧合，但是不管怎样，人们这样普遍地传说，就说明在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信仰危机，人们由相信唯物主义开始转向相信唯心主义了。也就是说，人们不再那么死心塌地地相信共产主义了。”
是啊，这种信仰危机已经出现在我的小家庭里，这是铁的事实，我不能视而不见。
一天，我在公园里遇见了一位老朋友，他是个老党员。眼下的时髦话题是社会的混乱状况，我们两人在发了一通牢骚之后，我问他：“你是个老党员，现在是不是仍然相信共产主义？”
他笑了，说：“这个问题嘛，现在大家都在回避，因此我也回避。”其实这样的回答已经很明确了，他丝毫没有回避。
又有一天，我在回家路上，看见路边有一个旧货摊，地上杂七杂八摆着一些玩物，那摊主手提一根细长小棒棒，指着地上的杂物吆喝着：“便宜货！便宜货！一样一元钱，随便挑……”有几个过路人停下来闲看，没有人买，好奇心使我驻足一瞥，我突然看见在一座观音菩萨像的背后斜放着一座一尺高的毛主席胸像，我不由一惊，这不正是很久以前我家失窃的吗？但我无凭无据，不能马上“认领”，但我很想在得到它，它毕竟是个挺不错的工艺品。于是我问那摊主：“那个毛主席像多少钱？”那人用棒棒指着那像说：“这玩艺不单卖，你如果买这个观音像，那个毛主席像可以作为添头搭给你的。”我的天，想当年非学毛选积极分子才能作为最高奖赏奖给你，可如今可如今降价降到这般田地了！我忙掏口袋，可惜我凑不出一元钱。于是我匆匆赶回家，气喘吁吁，见了杜娟披头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早先我们失窃的那个毛主席像终于出现了，它就在那个路边小摊上，我得把它买回来！”
杜娟一听，顿时捧腹大笑，简直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说：“看笑成这样！还没买到手呢。”
“我是笑你太迂！”她止住笑，直起腰来说：“你怎么今天还记住它，还要弄回家来供它！它怎么可能是我们原先的那一个呢？老实对你说吧，当年偷那个像的人就是我！”
我真的傻了眼，又听她叙述起来：“那时我一看到你捧回来那玩艺，弄的全家不宁，我决心除掉它，后来趁没人时，我就把它砸掉，混在垃圾里倒掉了。”
“原来如此！那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我有些不满了。
“看你那个老实样，我敢对你说真话吗？”
“你一向对我诚诚恳恳，可没想到你也有骗我的时候。”
“这不叫‘骗’，这叫‘策略’，在非常时期，遇着非常事件，就得用非常手段处理，不这样干，能行吗？”
她是对的，我服了。我又受到一次启蒙教育。
后来，我被邀请去听一次“党课”。凡是曾经申请入党而未被批准的老同志都邀请了。这次讲课的内容是：在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任务。讲课人是市委党校的一位老教师。
听众济济一堂，都全神贯注地听。
讲课人先说了许多社会现象，从党中央的政策到老百姓的“对策”，从政府的贪官污吏说到社会底层的偷抢扒拿，有材料，有理论，有感情。还高度概括地说：“十年动乱结束后，接着是十年乱动！”这些话都讲到听众的心坎里去了。最后提出：在这新的形势下，共产党员要具备怎样的精神呢？
第一，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第二，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第三，要做到“先天下之懮而懮，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四，要做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完了。压根儿没提“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而这些要求都是出自两千年前的圣贤之口，难道要把二十世纪末的人们思想又拉回到两千年前的奴隶社会吗？
会后小组讨论时，我大胆提出了这个疑问，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回答我。会议主持人也顾左右而言他了。这是真正的“回避”。
我又把这个问题带回我们的图书馆，又是老朋友司马芬给了我明确的回答：
“这些要求有个总的精神：恢复人性。你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明白了。过去只提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弄得共产党员都没了人性，都变成了驯服工具，所以才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实现共产主义吗！哪有那种事！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要想过人的生活，就必须唤醒人性，重新做人才是正经，还提那个乌托邦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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