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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2日讯】 75 病友
“改革开放”政策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空气，但同时也混进来一些歪风邪气。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另一部分人越来越穷了。两极分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现象是这个社会潜滋暗长的大毒瘤，有这么一句流行的民谣：
富了投机倒把的，
穷了遵纪守法的，
红了吹牛拍马的，
苦了有啥说啥的。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到处有车匪路霸，拦路抢劫，铁路部长竟也因为铁路事故层出不穷而引咎辞职。
老同学艾思尔来信说，她的女儿小绮决定出国留学，为调换外币而乘长途汽车，中途所有旅客下车用餐时，司机却丧心病狂甩掉乘客而将载满行李财物的汽车偷偷开走，将全部旅客洗劫一空，事后此案竟无人处理。艾思尔夫妇为女儿千辛万苦，几乎倾家荡产兑换了的几百美金就这样打了水漂！
上苍好象发怒了，水灾，旱灾，蝗灾，地震……一桩桩向神州大地袭来。
这是一个天怒人怨的时代！
这一切造成我的精神压力，使我闷闷不乐地想：这难道就是我追求的“光明未来”吗？
“离休”批文中说我“积劳成疾”，实际上是郁闷成疾，处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能不“成疾”吗？文革结束后，患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特别多，更有不少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癌症。
在又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发现我的心脏病加重，同时高血压引发了眼底出血，渐渐好转的视力多次下降。为此，我再次住进医院。
这次我住的是离休干部病房，同室只住两个病人。
当我和护士走进病房时，已经住在里面的一个病人站起来表示欢迎。他亲切友好地向我伸过手来：“欢迎，欢迎！”问了我的姓名后，他又自我介绍说：“我姓刘，大家都喊我老刘。”
这时护士忙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刘裕民，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老连长！”
啊！好八连！刘裕民！真是如雷贯耳。在这以前，我在传媒的宣传影响下，曾想象过这位英雄连长的形象：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说话声音洪亮，能把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倒背如流，而且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如今见了面，才知我先前的想象是多么可笑而贫乏。现在我面前的刘裕民升高不过一米七二，略高于我，他举止大方，态度和善，完全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久仰,久仰!”我马上提起三十年前的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又背出了毛主席为好八连写的“三字经”：“好八连，天下传，拒腐蚀，永不沾”……
老刘大笑了，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天下传’，那都是记者瞎扯的。‘拒腐蚀’也没啥了不起，你想想，刚解放那一阵，解放军刚进城老百姓那样热烈欢迎，简直都把心掏给你﹐咱又肩负着保卫上海人民的重任，能不好好干吗？我们八连这样干了，换了别的连队，也会这样干的。如果连长不是我，而是你老骆，你也会和我一样，毛主席也会写‘好骆驼，天下传’的。所以你们以后别再这样喊了。”
刘裕民是患了心脏病。他很爱清洁，每天都要洗衣服，他不象别人那样在盥洗室里洗，而是将盆子端到病房里，泡上洗衣粉，拨起悉悉索索的一大盆泡沫，一边洗一边同我聊天。有两次，他顺手将我换下来的衣服捎带着洗了，过后说是“捞错了”，待洗好后，晒干，叠好，交还我时还说声“对不起”。
他知道他比我大三岁后，他就毫不客气地以“老大哥”自居起来，把我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在我吊盐水的时候，他关切地搀我上厕所，他一只手搀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高高举着药水瓶，简直像一个有经验的男护士。开饭时他总是替我领饭，饭后，他又替我洗碗筷。后来他吊盐水时，我当然要学他那样照料他，而他却往往坚持说：“我自己来吧，我能行。”当我争着抢着把洗好的碗筷送到他面前时，他不说“谢谢”，而说：“你这个人，真是的！”语气比说“谢谢”更深情。
在有一次的闲聊中，我知道了他的简单经历：他原是山东农村的一个穷孩子，十五岁参加了八路军，首长问他为啥参军，他答为了打日本鬼子，然后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都有饭吃。首长说：“你是要人民都过上富裕生活，对吧？那么你的名字就叫‘裕民’吧。”他很喜欢这个名字，把它作为奋斗的目标。接着他忽然感慨到：“没想到南征北战半辈子，如今全国解放了，全国人民还没过上富裕生活。邓小平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自己以身作则，带领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笑起来，自觉失了口，不再说下去，只是摇头。一会儿，他又忽想起一件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去年我住院时，小刘护士念了你的文章给我听：‘这里阳光灿烂’。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把这家医院的老干部病房描写得像天堂一样。你知道不，由于你这篇文章，这个病房被评为先进集体，主任医生被评为个人先进，并且提升为副院长。”我说那是他们的工作成绩换来的，不能记在我的功劳簿上。他又说：“那篇文章我听了两遍。后来我想了又想，他不光是表扬好人好事，更重要的是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我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等着他的解释，只听他说：“‘这里’两个字很重要，‘这里阳光灿烂’，那么别处呢？别处在刮西北风！你去看看别的病房就知道了，哪有咱们的干部病房这么优越。你再听听，老百姓在骂我们‘连看病也有特权！’文章最后也写得好，说这个病房是‘屹立在悬崖万丈冰上的一枝报春花’。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有多心酸！二十世纪都快过去了，中国如今还是悬崖万丈冰！我希望到下个世纪，这个冰山能够融化！”我的心狂跳起来，谁说老刘没有文化？他的文化水平要用心秤来衡量。尽管这样，他还是为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而感到遗憾。他说他的八连出名后，组织上为了提拔他，送他去学校念书，可他觉得学文化太难，“笔杆的份量比枪杆重”，他拿不动！所以读到小学毕业的程度就不读了﹐到现在读报还困难。他的老婆是小学教师，水平比他高，他很满意，但是去年她去世了。他有个好儿子，一提起儿子，他就非常兴奋，夸儿子忠厚老实，办事认真，就是不喜欢读书，不肯上高中，“这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他说，“我一直对他说，文化很重要，你爸爸就吃了没文化的亏，到今天才是个团级干部，要是有文化，我早就该当军长了，嘿，你说，他怎么说？他马上批判我说：‘爸爸不对！你怎么老想当军长？要是大家都当军长，谁当士兵？打仗能缺兵吗？不管怎么说，不管将来国家怎么发达，总需要没文化的人干粗活，我只要干粗活，何必读那么多的书？’你听他说的多么在理。”随后又说：“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儿子有道理，改革开放后，中国和外国的交往多起来，需要加强边防检查工作，组织上把我调到虹桥机场当检查站的站长。我经常看到大批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往外流，心理真不是滋味！那都是国家的宝贝啊，咱们国家为什么留不住他们呢？好啦，我的儿子不读高中大学也好，免得以后也往外流。”我说：“知识分子出国也不一定是坏事。我的儿子就到澳大利亚去了。”他又改了口：“是啊，现在有个出国热潮，问题是要出国的人再回来。对了，你可以找个机会到澳大利亚去看儿子嘛，去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我可以帮你买机票。我虽说已经离休，可边防站的人都是我的部下，我要买张机票还是方便的。”
有一次聊天，他说到在担任八连连长期间曾负责警卫毛主席，好奇心催促我请他讲一讲关于伟大领袖的事。他只谈了一件事：毛泽东每次来上海都住在西郊宾馆，那是一处世界一流的豪华宾馆，只许住毛主席一个人。有一回江青来了，死皮赖脸要住西郊宾馆，市委没法，只好请宋庆龄帮忙，宋庆龄来了，一下子挽住江青的胳膊，亲热地说：‘哎哟，妹妹来到上海，当然得住在我家，咱们姊妹俩好好聊聊，不然的话，要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呀！’就这样把个妖婆弄走了。“我常在想，毛主席一般都在北京，很少到上海来，那么豪华的宾馆就一直空着多浪费呀！关于毛主席，我只能讲这一点，其它的不能讲。我们警卫人员有工作纪律，我们的责任不但是保卫领袖的人身安全，还要维护领袖的声望。”这话显然有些粗心走火，不过我明白，也就不再难为他。他也许发觉走了口，所以又补充一句：“其实不光为领袖，对一般同志也要注意维护别人的尊严，不要背地伤害人。”
老刘很喜欢流行歌曲，这使我很感到意外，但他从来不唱，只是听。他自己录制了不少磁带，带到病房来，为怕打扰别人，他都是带着耳机听，这时他总是仰靠床上，闭目养神，一边听，还一边轻轻地打拍子，有时听着听着就打起呼噜来。有一次我问他：“你这个扛枪的大兵怎么会喜欢上软绵绵的流行歌曲呢？”他一摆手，笑着答道：“人嘛，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前线冲锋的时候，那‘十五的月亮’根本就合不上拍，可如今，你躺在病床上，要是直着嗓子喊‘前进前进前进……’人家不要怀疑你得了精神病？”老刘除了听流行歌曲，有时也随便听点新闻广播，不过对此兴趣不大，“反正总是那一套‘大好形势’，报喜不保懮，没意思。”他这样评论。可有一回他听到一件很有感触的消息，他关上小收音机，对我说：“老骆啊，刚才广播里报告美国空军的参谋长到北京来了。你猜这位参谋长是谁？他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朝鲜被我们的王海击落被俘的飞行员。他在我们的战俘营里受到优待。回去后，他们组织上也没有审查他，反而让他升官，一直升到空军参谋长，今天他又到中国来，成了中国空军的座上客，老敌人王海现在是中国空军的司令员！老骆啊，人间的变化多么大！你猜我这会儿想到了什么？”
“你想到化敌为友，今后不再打仗了？”
“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想到咱们的志愿军被俘。他们被俘后受到非人的待遇，拼命争取遣返，可遣返后一个个被开除军籍和党籍，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不像美国政府那样，人家那才是真正的爱护人，爱护自己的同志，信任自己的同志，培养自己人！”
“是的，用我们的观点看，战死的才是英雄，被俘的总是孬种，这种观点是极不公道的。”
“我听到一件怪事，老骆，”他激动地站起身，“在朝鲜战场上，有一团志愿军作战非常勇猛，打了不少胜仗，可最后在寒冬季节，我们的后勤工作没跟上，这个团弹尽粮绝，天又冷，人都快冻僵了，这时全团指战员伤亡惨重，最后抵挡不住，剩下的人全部被俘，政委姓孙，他在被俘后，组织同志们与敌人斗争，敌人先后割下了他一只耳朵，又挖掉他的一只眼睛，腿也打断了一条，最后遣返后却被自己人诬为‘叛国投敌’！”
“受处分了？”
“处分？才笑话哩！这里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居然展出了孙政委英勇牺牲的事迹。当这位孙政委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拄着双拐来到展览馆，看到墙上挂着他的遗像，又听到解说员小姑娘的动人介绍，他气坏了，骂道：‘妈的，你们就知道赞扬死人，对活人却不当人看待！’说着，挥起他的拐杖一阵乱打，把展览品砸了的稀里哗啦。公安人员立即将他扭送精神病院去了……老骆，过去，咱们一向赞扬死人，党总是号召人民学习刘胡兰，学习黄继光，董存瑞，都是教人如何死，现在想想，这算是啥教育？看看人家美国，人家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被俘人员的。”
老刘的这些话使我久久不平。
住院四个星期，和刘裕民的友谊达到了难舍难分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老刘则因为发现肝脏有问题而继续治疗。
我出院那天，他换上便服，帮我办理出院手续，替我领了药，又送我出院上公共汽车。最后他突然问我：“我忘了问你，你是哪年入的党？”我很觉尴尬，回答说：“我申请入党申请了几十年，到今天还不是个党员，我不够条件。”我以为他会劝我不要灰心，继续努力云云。可是想不到他说的是：“没关系，别懊恼，只要做个正直的人就好，干吗非入党不可呢？以眼下情况来看，好人不一定入党，入党的也不一定是好人。”
听他这一说，我感到无比的轻松。
半个月后，刘裕民也出院了。我特意到他家看他。我们又山南海北地聊了一阵，还在他家吃了阳春面，这时我已经决定到澳洲看儿子。他一再嘱咐我，一旦批准了签证，就通知他替我买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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