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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2日讯】二00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华盛顿 “9﹑11”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国际秩序﹑国家安全思维﹐虽然国际反恐联盟和反恐战争都是暂时的﹐战争结束后人们基本上又会回到以经济﹑政治﹑军事利益为标准划定的国际格局中行事﹐但是﹐可以断言﹐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追根断源的理论探讨和国际行动决不会随着这场反恐战争的结束而停止。有些人会继续在宗教文化的领域里找根源﹐有些人会坚持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上找原因﹐但是﹐所有反恐的努力如果不是置于人权的前提之下的话﹐只可能是缘木求鱼。虽然﹐目前反恐联盟有中共政府这样的专制政权的加入﹐但是﹐人们终究会在专制主义这一恐怖主义的最现实资源上下功夫。换句话说﹐人们逐渐会明白如果要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就必须首先铲除国家恐怖主义。许多朋友只看到了反恐在国际秩序中暂时取代人权的现象并为此感到沮丧﹐而忽略了这一对我们十分有利的世界大势。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这种大势中检思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建立宪政民主的总体策略。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讲到﹐目前中共的专制统治的是一个三条腿的桌子﹐看上去很稳定﹐但是﹐只要有一条腿出了问题﹐这张桌子就会垮下来了。那么﹐这三条腿分别是什么呢﹖一条腿是用提供贪污腐败﹑腐化﹑不公平市场竞争的机会换取的大小官员﹑部分商人﹑部分知识分子的效忠﹐一条腿是谎言﹐一条腿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就是信奉并实践系统地﹑随时地使用国家机器制造暴力威摄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当今的中国社会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威摄保护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般民众的基本人权受到严重的剥夺和践踏﹐包括中共政府喋喋不休向世人宣称做出巨大成绩的生存权。中共官僚的权钱交易﹑猖狂盘剥﹑严重分配不公所践踏的不正是无权力者的基本生存权吗﹖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我们民运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当然﹐我们仍然可以把我们大部分的精力用在揭露专制倡导民主上﹑用在游说和影响各国政府和舆论促成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力量上﹐用在为合适的民主英雄争取诺贝尔和平奖重振民主运动的声势上﹐这些都是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很少在政治行为上下功夫﹐我所说的政治行为是指直接涉及到政府决策﹑直接挑战政权以及直接和未来的制度建设有关的政治活动。换句话说﹐我们亟需一套和宪政民主的目标相符合和直接相关联的行动内容和行动原则。 限于时间﹐今天我只概括地讲一讲整体宪政民主运动最基本的部分–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 我把非暴力作为宪政民主运动的行动原则提出来﹐我不是把它当作宗教来谈﹐也不是以和平主义的角度来谈﹐而是把它当作政治策略来谈。我倡议﹕宪政民主与暴力断绝一切关系。为什么呢﹖
第一﹐抱持暴力的念头﹑采取暴力的行动会使我们的道义资源流失。从纯粹的物资资源上来看﹐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相比处于显然的弱势。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对未来依然抱持坚强的信念﹐是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目标占有强大的道义优势。不负责任地鼓动或支持暴力会让我们失去道义的优势。 概括地讲﹐中国到达民主的彼岸是靠“一个牵引﹑一个支撑”。这个牵引就是制度的牵引﹐人们大体上都同意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国家目标﹐中国终究要往那里奔的﹐中国越来越多的阶层也会认识到民主制度最可能保证他们的利益﹐因此也希望往民主的彼岸过渡的。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何过渡﹐要付的代价有多大﹖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专制统治﹐全方位地﹐包括人心﹐破坏了促进民主化的正面因子﹐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将充满艰难险阻﹐其困难决不亚于以色列民逃出埃及寻奔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植留的暴力种子﹐一触即发﹐一发即蔓。没有道义的支撑﹐我们恐怕过不了“红海”。非暴力可以创造道义的资源﹐道义可以呼唤高度的理性﹐支撑我们过“红海”以及寻奔“迦南美地” 。民主运动责无旁贷地应该成为这样的道义力量。
第二﹐倡导暴力正是拿我们的短处碰共产党的长处。现在已经不是常轨武器时代﹐更不是冷兵器时代﹐反政府的力量很难武装到可以威摄政权的程度。我们没有能力运作一个可控的暴力﹐鼓动民众杀几个贪官不仅于建立宪政民主的大事无补﹐而且会给共产党口实﹐更“理直气壮” 地镇压民主力量。
第三﹐暴力行为会使我们丧失世界文明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世界文明的潮流是摒弃暴力行为的﹐特别是“九一一”以后﹐世界人民对暴力恐怖深恶痛绝。假如说﹐我们宣称我们与暴力有关﹐我们将丧失世界文明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最直接的例证就是﹐由于极少数藏民鼓吹暴力﹐使得这次大会邀请的一位坚持和平抗争的喇嘛拿不到美国签证。我举办过数次民族对话的活动﹐由于少数维吾尔人鼓吹暴力﹐使得大部分坚持非暴力抗争的维吾尔的朋友拿不到签证﹐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可否认﹐全球反恐的气氛为中共镇压各类反抗力量提供了许多国际政治资源。在国际环境中﹐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坚持立于道义不败之地的问题。
第四﹐暴力的蔓延会延长中共的专制统治。可以想象﹐暴力反抗一开始也许是具有方向性﹐大致是民众冲着贪官去的﹐可是﹐这种暴力的特点就是时间一久就失去了方向性﹐引起各种利益集团互相残杀﹐使得人人可危﹐民众这时就会反过来渴望毕竟还有几份可预测性的专制秩序﹐对民主化充满怨言和恐惧﹐这就为中共恢复专制秩序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说不定民众会夹道欢迎解放军来维持秩序呢。这是民主化的梦魇。文革的历史可以引以为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号召民众造各级党委的反﹐造反派在几个月内把全国的各级党委几乎全部打倒。造反的人中许多是中共统治时期的受害者﹐他们的造反有着相当的正当性。但是不久暴力就到处蔓延﹐保皇派与造反派﹑保皇派与保皇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互相残杀﹐殃及无辜百姓﹐毛泽东周恩来等借着民众对秩序的渴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以老干部为主体的更加残酷的专制秩序。
第五﹐我们不能再调动中国人的恶。半个多世纪来﹐共产党是不断地把人的恶调动出来并进行巧妙的利用来实行它的专制统治的﹐今天依然如此。人们常常悲叹于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沦丧﹐这其实成为建立新制度的最大难题。暴力会进一步地调动人的恶﹐使人的道德更深地沦丧。民主运动应该逆其道而行之﹐与中共信奉的暴力逻辑一刀两断。设想﹐在一个普遍接受欺骗﹑腐败﹑暴力为常态的社会里如何建立起民主的制度﹖﹗
第六﹐我们对以暴易暴的结果没有信心。我上面所讲的暴力基本上是指不可控暴力。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有一个可控的暴力力量﹐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不好吗﹖当然不坏﹐但是﹐谁又会相信一个有能力推翻中共政权的暴力力量愿意接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呢﹖在整体上﹐民主运动比中共专制政权占有道义优势﹐但是民运中的个人与共产党中的个人一样﹐并不一定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其实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任何人对暴力推翻暴政后的种种许诺大致是不能相信的。
当非暴力的原则确立了以后﹐我们就要问非暴力做什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在中国推动一场非暴力抗争运动。我们知道﹐在中国﹐有恶法﹑恶政策﹑恶规定﹐有贪官﹑恶官﹑暴官﹐受到这些恶﹑暴﹑贪影响的民众应该形成不同的群体进行非暴力抗争﹐成立各种非政党性质的行业协会﹐把自己的利益堂正的摆在社会视听之下﹐迫使有关政府部门让步。当然﹐非暴力抗争会引起当局的镇压﹐但是暴力抗争引起的镇压会更加残酷。当局对非暴力抗争的镇压会使自己处在更加不仁不义地位﹐会引起国内外视听更大的不满﹐甚至会引起镇压力量的分裂。这样以来﹐当局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政治变革的契机就会越来越大。
海外关于非暴力抗争理论﹑实践的总结非常丰富﹐我觉得海外民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它们介绍到国内。 从整体的宪政民主运动来看﹐这个阶段是外力压政阶段﹐其实﹐几十年来中国民运做的事情﹐包括今天我们在海外做的绝大部分工作都属于外力压政的范畴。当外力压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开始借力参政﹐也就是利用现体制中的机制把外力压政反映到社会的各阶层的利益反映到制度层面﹐把外力压政的成果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创造新机制为更大的借力参政准备条件。外力压政和借力参政可以相当一个时期并存﹐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外力压政和借力参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合力宪政的阶段﹐也就是要解决中国的根本宪政民主的问题。今天就简略地谈到这里﹐等以后有机会我会对宪政民主运动外力压政﹐借力参政﹐合力宪政三个部分做更加充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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