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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6日讯】对江泽民来说，发表“三个代表”理论、北京“申奥”成功、与普京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中俄两国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以及中美关系获得改善，是二○○一年的“四喜”，也令他达到政治生涯的颠峰。然而江主席的兴奋没有保持多久，到APEC上海会议开始惊醒，终于发觉他的“四喜临门”，在九一一后几个月间已失落为“四面楚歌”……
二○○一年八月八日，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曾志得意满地说：“也许我太过于自信了，一旦我离开历史舞台，下一代领导人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那是他政治生涯的颠峰。告别夏都之后，江泽民在肃杀秋风中开始下坡，终于走进了四面楚歌的二○○二年。
一、四喜临门的二○○一年七月
二○○一年七月一日是江泽民的盛大节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发表了长篇演说（全文二万二千余言），阐述他的“三个代表”理论。这篇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和“江泽民完整理论体系”的演说，旨在奠定江泽民在中国历史上的领袖和导师地位，使江泽民的理论、路线、政策在他交出权力后得以继续被奉行不变。那天晚上北京电视台的大型文艺演出中，有一幕题为“三个名字”，台词称：
“我们不能忘记领导我们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我们不能忘记领导我们改革开放、走向富裕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我们更不能忘记继往开来、领导我们走入新时代的领路人江泽民。”
这已经不止“三个名字”平起平坐，而是后来者“更”居上了。这是江泽民的第一喜。
第二喜是北京“申奥”（申办二○○八年奥运）成功。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晚十点，国际奥委会主席萨玛兰奇（Juan Samaranch）在莫斯科刚刚说出北京赢得二○○八年奥运主办权，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就率领文武百官，从“中华世纪坛”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五彩缤纷的礼花照耀下，向涌进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频频挥手。此情此景在中国已久未出现，不能不让人重返三十五年前“毛泽东挥手我前进”的历史记忆。
第三喜是七月十六日，江泽民在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中俄两国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恢复中俄关系正常化之后，俄国曾多次提出双方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均被中方拒绝。因邓小平在美苏（俄）冷战时代长期执行毛泽东联美制苏（俄）的全球战略；在苏联瓦解、冷战结束之后，仍不愿将中俄关系提升到中美关系之上，给美国以联俄制美的印象。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不断提升对俄关系，增加进口俄国军事装备和军事科技，并利用俄罗斯经济上有求于中国，在外交上从邓小平的美国优先转向联俄制美。这次签订中俄新条约，就是江泽民于二○○○年主动提出的。
第四喜是七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鲍威尔表示美国总统布殊和他本人都相信美中双方应“加强合作”，发展两国间“建设性关系”。江泽民判断中美关系已走出军机擦撞事件以来的“低谷”，获得“明显改善”，并期待秋天布殊访问中国后将重返克林顿时期的“伙伴关系”。“联美制台”、“联俄制美”，是江泽民在台、美、中和中、美、俄大小三角游戏中玩弄的两手策略，克林顿和叶利钦时期让江泽民玩得左右逢源，把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提升至美日关系、美俄关系之上，还创造出自由民主国家元首附和共产专制国家元首批评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元首的历史记录（克林顿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美中两国元首高峰会记者会上附和江泽民，称“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给美中两国带来麻烦”）。江泽民又打算像玩克林顿、叶利钦那样玩布殊、普京了。
江泽民送走鲍威尔，八月初到北戴河游泳避暑，正是他四喜临门，洋洋自得之时。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中国的国际处境，江理论之确立与江路线之延续，均信心十足，所以才会对美国媒体说出“也许我太过于自信了”这样的大话。
二、从兴奋到失落的九一一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宾拉登（Osama bin Laden）恐怖组织袭击美国纽约世贸大厦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举世震惊。据说江泽民的反应颇为特别。江主席一面同美国总统布殊通电话表达关切，一面算计着如何从美国的灾难里捞一把。
第一，趁美国反恐无暇他顾之机，无所顾忌地强化对国内反对力量的镇压。
共产中国是苏联东欧共产帝国瓦解后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纽约《自由之家》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布的2001-2002世界自由报告，中国与阿富汗、缅甸、北韩、伊拉克等同属“完全不自由国家”。中国不但对本国人民实行暴力恐怖统治，而且是恐怖主义国家的幕后支持者。宾拉登恐怖组织袭击美国的同一天，中国还在同窝藏宾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江泽民急于在第一时间同布殊通话，同他作贼心虚不无关系。而他做的梦是以支持美国反恐做一笔交易，换取美国支持他镇压本国的少数民族（所谓“分离主义”）、非官方宗教（所谓“极端主义”）、异议分子等等。江泽民以“疆独”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有关系，有人接受过宾拉登凯达组织训练为由镇压新疆人。其实真正勾结阿富汗塔利班恐怖政权的是中共自己。
第二，江泽民自以为据有地缘优势，足以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向美国勒索。
中国不但与阿富汗有共同边界，而且同阿富汗周边及邻近国家都有密切合作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及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有所谓“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一向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巴基斯坦则是准军事盟国，巴基斯坦的军备和军事技术仰赖中国供给。江泽民给布殊打电话支持反恐，不无显示自己在反恐联盟中资本雄厚之意。
第三，江泽民还梦想借反恐之机，逼美国在台、美、中三角关系中退让，回到美国同共产中国联手压制民主台湾的“克林顿＋江泽民VS.李登辉”时代。
最后，江主席梦到“美国的没落”、“中国的崛起”，美国同历史上的英国、苏联一样，陷入阿富汗泥潭不能自拔，国力日衰。二十一世纪果然成了“中国人的世纪”，台湾也自然从“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纪稳定力量的大中国重获生机”。
然而江主席的梦中兴奋没有保持多久，到他所期待的APEC上海会议之际开始惊醒，终于发觉他的“四喜临门”，在九一一后几个月间已失落为“四面楚歌”。
第一，二○○一年十月七日反恐战争开打，形势急转直下，完全出乎江主席预料。美国在反恐战中没有“孤立”、“没落”，不但与英、日等东、西方盟国联合反恐，而且同俄罗斯、巴基斯坦、乌兹别克等中亚各国密切合作，并取得多数伊斯兰、阿拉伯国家支持。尤其让江泽民震惊的，是俄罗斯和乌兹别克等中亚诸国，不经同他咨商就直接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反恐战，提供基地和领空给美军使用。中国在“上海六国合作组织”的领导地位似乎已在梦中消失。APEC上海会议标志美、俄、中大三角关系发生质变，美俄关系急遽上升而美中关系急遽下降。布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海发表的两国领袖联合公报同布殊、江泽民联合记者会稍作对比，即表明美俄关系已超越美中关系和俄中关系。布殊并邀请普京在上海APEC会议后正式访问美国，而对APEC会议东道主江泽民却连一点表示邀访的客套都不给，而且布殊与普京会谈后当晚提前返美，不出席江泽民宴请各国元首的晚宴。这是克林顿、叶利钦时代无法想象的，对江泽民打击甚大。
第二，江泽民利用反恐战趁火打劫，在国内调动军队、武警强化镇压“疆独”、“藏独”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亦遭挫败。在十月二十一日布、江会见后短短二十六分钟的联合记者会上，布殊针对性地向江泽民指出“反恐战争不得作为整肃少数民族的借口。”
第三，江泽民借反恐之机逼美国在对台政策上退让同样碰壁。连美国亲中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都表示：美国的确曾经为了外交事务在台湾政策上讨好中国，例如列根时代的八一七公报，克林顿的“三不支持”；但以现在的情势而言，布殊总统没有理由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让步。美国政府官员告诉台湾外交官员说：“no more three nos !”（不会再有“三不”了！）
第四，最击中江泽民要害的，是他的“三个代表”理论遭到出乎意料的强烈质疑。
反对“三个代表”理论的声音，最早来自新、老左派，江泽民尚不以为意。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左派批江，反能衬托江泽民的“改革开放”形象。如二○○一年七月左派邓力群等的批江“万言书”，同邓力群以前多次“万言书”一样，起了给江泽民加分的作用。不明真相的国际媒体，以为江泽民真要放弃共产党极权制度了。后来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中流》批江文章过多，江泽民才下令整顿。但江封杀左派刊物的做法激起更强烈的反江之声，范围扩大至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知识界知名人士、青年学者专家、退休老干部、老工人等，形成对江泽民左右夹攻之势。对江泽民“七‧一”讲话的质疑涉及“制造个人崇拜”、“大树个人绝对权威”，“吸收资本家入党是使金权勾结合法化，利用资本特权势力抵制政治改革、巩固江泽民个人独裁”，“把中国共产党异化为官僚特权腐化分子的黑手党”等等。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说：“我不赞成左派观点，但反对查禁左派刊物，左派也有言论自由。江泽民搞独裁，我们反对，现在左派也反对，证明江泽民‘三个代表’谁也代表不了。”
从“四喜临门”到“四面楚歌”，从兴奋到失落的江泽民面对国内外新的困境，刺激他重新安排中共十六大的“接班”问题。
三、人事之争掩盖下的政治分歧
二○○一年八月中共领导人在北戴河，虽未就中共十六大“接班”问题作出决定，但传出的讯息均倾向维持中共十五大共识，七十岁以上都退下来，在中共十六大完成向“第四代核心”的权力转移。所以才有江泽民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一旦我离开历史舞台”的说法。随后朱镕基访问欧洲，也表示他的国务院总理任期届满后将不寻求连任。直到九月下旬中共中央十五届六中全会之前，在“接班”问题上并未显示存在重大分歧。然而自二○○一年十月APEC上海会议以来三个多月，开始显现出围绕今年秋季中共十六大权力转移的斗争正在加剧。
十月二十一日上海APEC记者会上，当记者问江泽民是否将在中共十六大退休时，江泽民的回答改变了两个多月前在《纽约时报》专访时的说法，表示“将依国家规定办”。随后十一月四日朱镕基出席东盟10+3（中、日、韩）高峰会时，对同样的问题也改变说法，表示“依法律和规定办”。两人似乎统一了口径。
按中国法律，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都只能连任一届，但军委主席无任期限制。按中共党章，并无限制总书记任期的规定。至于中共十五大的七十岁年龄限制，并未正式公布成文为“法律和规定”。
因此，“依法律和规定办”，江泽民已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不能再连任。军委主席和总书记则可无限期连任（即保留任期终身制）。朱镕基只做过一届国务院总理，可以再连任一届。
在江泽民、朱镕基对各自的退休问题改变说法之后，北京传出了一种中共十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新方案。如下：
江泽民 军委主席
朱镕基 国务院总理
胡锦涛 国家主席，总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
李瑞环 人大委员长
李岚清 政协主席
曾庆红 国家副主席，副总书记，军委第二副主席
温家宝 国务院副总理
支持这种方案的，认为“这是最能确保大局稳定，最能充分体现权力平稳过渡和全党团结的方案”。有人说这是江泽民亲自确定的。
这一方案的真实性尚难判断。
第一，中共十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单，显然尚未确定，原先北戴河交换过的意见，正处于变动之中。所以这个方案如果确属现在江泽民属意的方案，也是放出来试探“民意”的。
第二，这一方案出现在江泽民、朱镕基对自己退休的说法松动之后，也可能是有心人揣摩上意的作品。
第三，联系到APEC上海会议以来的若干微妙动向，不难发现有关中共十六大的人事之争，掩盖着某种政治分歧。有几件事特别值得注意：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江泽民分别会见出席APEC上海会议各国元首，陪同会见的是曾庆红、黄菊、王忠禹和钱其琛。新华社报道江泽民和布殊会谈时特别挂上这四个人的头衔如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
对此报道中国的网站上曾有人质疑；江泽民会见各国元首，为何不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上海市长徐匡迪陪同，而找了曾庆红、黄菊这两名并无公职的党工？
江泽民这一行动显现是在发出信号，这信号不只是党政关系中强调以党领政的动向，更重要的是突显中共十六大前拥江、不拥江的政治选边问题。这是当前中共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
半个月后，上海市长徐匡迪辞职了。由原副市长陈良宇代理上海市长。
徐匡迪为何辞职？是年龄大吗？是不称职吗？是有经济问题吗？
都不是。
徐匡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生。浙江崇德人。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留校任助教。一九六三年到上海，任上海工学院炼钢教研室助教、副主任。一九八○年任上海工业大学冶金系副主任、副教授。一九八三年四十六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四年派赴瑞典任斯堪的那维亚‧兰塞尔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经理。一九八六年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一九八九年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科文卫办公室副主任兼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一九九一年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一九九二年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一九九五年任上海市长，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第一位市长院士。
徐匡迪卸任后接受上海《新民周刊》专访时说出他任上海市计委主任的一段故事。一九九○年他陪同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出访，由于徐匡迪在欧洲工作过一段时间，与朱镕基途中谈起对中国计划经济沿习下来的一套做法不以为然。朱镕基觉得有理，就要他担任上海市计委主任。徐匡迪说：“我不喜欢计划经济啊！”朱镕基说：“我就是要找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当计委主任。”
徐匡迪任上海市长五、六年来，能力、操守、政绩均受上海市民肯定。对比之下，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的能力、操守、政绩风评极差。而且在上海屡屡传出黄菊妒贤嫉能，排挤徐匡迪，企图让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好友陈良宇取而代之。果不其然黄菊陪同江泽民会见出席上海APEC会议各国元首之后，徐匡迪下台、陈良宇上台了。
看来人事变动掩盖下的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方兴未艾。这场权力斗争之结果，将不但决定中共“第四代核心”能否顺利“接班”，而且关系到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邓小平去世已经五年。这五年江泽民致力于两大目标：一是确立自己独立于毛泽东、邓小平的“第三代核心”意识形态牌号；二是安排好拥戴自己的人事班子。从“三讲”运动到“三个代表”理论，是确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的江泽民意识形态。委派曾庆红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为选好中共十六大后中央和地方的拥江班子。
近几个月来江泽民在这两方面的部署都遭遇阻力，使他原来的信心发生动摇。而他采取的战略，不是让步妥协，而是负隅顽抗。他在组织人事上去贤任亲，是怕“接班人”在他下台后改变他的政治路线。
有国际舆论评论胡锦涛“缺乏个性”、“唯唯诺诺”、“明哲保身”、“极少表达自己意见”、“是个谜样人物”。他们不懂得“储君”在中国是处于危险的政治钢索之上，一不小心就跌得粉碎。毛泽东、邓小平亲自选拔的“接班人”，除江泽民之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何况胡锦涛还不是江泽民自己选的。胡锦涛在江泽民身边十年之久，若不“唯唯诺诺”而勇于“表达自己意见”，他这“储君”早就被除掉了。
邓小平的政治路线有早期、晚期之区别，对比《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与第三卷，其距离之大显而易见。早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体制，政治、经济两方面的改革开放虽有陈云集团阻力，基本上保持相对平衡发展。而晚期（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修正为经济继续开放，政治高压封闭。江泽民推行的是邓小平晚期经济开放、政治封杀路线。而在人事分工上，经济开放由朱镕基主管；江泽民亲自抓政治、军事、党建，退向毛泽东式“讲政治”、“个人崇拜”。因此中共党内普遍对江泽民不满，寄希望于“第四代核心”改变江泽民路线（即邓小平晚期路线），回到邓、胡、赵时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重新激活政治改革。
胡锦涛虽是“谜样人物”，从不显示他同江泽民之间有任何分歧，但胡毕竟是历经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朝之“元老”，江泽民始终未能对他完全放心，而大众则不能不对他有所期待。
江泽民最不放心的，是他把权力转移给胡锦涛之后，胡锦涛会不会顺应民众和党内多数的期待，改变江泽民的政治路线，推行江所恐惧的政治改革，纠正“六四”错案，光复胡耀邦、赵紫阳和一九八九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历史地位，从而把他和李鹏推向历史的错误一边？
判断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之前要走到哪一步为时尚早。他现在是双管齐下：一面以推动“三个代表”学习巩固他的理论、路线，一面加紧调整人事，让拥戴他的人马占据优势地位。
四、十六大领导层的可能选择
中共十六大领导体制采取何种选择，将取决于十六大前的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因此今后三、四个月中共党内斗争的动向值得观察。这三、四个月中国内外形势的演变，也将对此产生影响。拥江派可能借助内外压力合理化江泽民属意的选择，非拥江派也可以借助内外压力来支持另类选择。
选择之一：“第三代核心”权力完全向“第四代核心”转移。即以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体制取代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体制。年龄超过七十的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尉建行全部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拥江派的曾庆红、吴邦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担任胡锦涛、温家宝的副手。这一选择有利于中国政局稳定，因非拥江派占优势，较能顺应民意、党意，逐步展开江泽民统治时期封杀的政治体制改革。
选择之二：“第三代核心”权力部分向“第四代核心”转移。如下：
江泽民 退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卸任国家主席，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军委主席
胡锦涛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
李瑞环 全国人大委员长
温家宝 国务院总理
曾庆红 书记处常务书记
吴邦国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罗干 政法委书记
李岚清 政协主席
这是拥江派与非拥江派可能妥协的折衷选择。其不稳定因素是江泽民、胡锦涛这两代“核心”权力地位的不确定性。江泽民既退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并卸下国家主席职务，国家与党的最高权力应已从“第三代核心”转移到“第四代核心”胡锦涛手中。但胡锦涛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的副手。也就是说，江泽民仍掌握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江泽民如果运用这种权力，中国军队就有可能凌驾于国家与党之上，对国家与党造成威胁。
所以这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选择之三：“第三代核心”江泽民拒绝向“第四代核心”转移权力。
按照江泽民、朱镕基最近的说法“按法律与制度办”，江泽民与朱镕基都可以不受年龄限制拒绝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二○○三年全国人大换届时，国家主席任期届满退下继续担任无任期限制的国家军委主席。朱镕基保留政治局常委，二○○三年全国人大换届时连任国务院总理。胡锦涛、温家宝继续当江泽民、朱镕基的副手（国家主席除外，江泽民卸任后由胡接任，但没有总书记、军委主席在手的国家主席只有空名并无实权，如邓小平时代的李先念主席）。
这种选择可称之为江朱、胡温两代“核心”共治。假如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即表明江泽民已不信任“年轻的三朝元老”胡锦涛、温家宝，而自己的亲信拥江派曾庆红、吴邦国还扶不起来，无法在中共十六大废胡、温，立曾、吴，所以不得不选择这一过渡方式，再等待时机发动“宫廷政变”更换接班人。这对中国来说，是政局难以稳定的长期隐患，但不能排除江泽民在拥江派支持下作出这种祸国殃民的危险选择。如他最近废徐匡迪、立陈良宇，又何尝考虑上海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中国局势将如何发展？正处于值得密切关注的历史时刻。
转自《新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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